廣東「反地方主義鬥爭」在中共建政後共進行三次，分別從1951年1月至1953年;1957年6月至1962年10月;1966年文革開始到1971年林彪逃亡。廣東「反地方主義鬥爭」令中共中南局與華南分局矛盾激化，兩方代表人物林彪、葉劍英正面交鋒的背後又牽連著當時中共最高層的派系鬥爭，其中包括毛澤東、周恩來、陶鑄，乃至日後成為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因「廣東地方主義」而產生的震盪甚至波及到趙紫陽下台、江澤民尚未完全獨立主政之時。雜文家朱健國撰寫長文《廣東為何「反地方主義」》，為讀者還原這場跨度長達20年的政治鬥爭。
何謂「廣東地方主義」
如果簡要地概括「廣東反地方主義」歷程，可以這樣說：「廣東反地方主義」起因於周恩來支持葉劍英組閣華南分局和毛澤東委派林彪主持中南局;發難於李雪峰批「廣東土改右傾」，深入開展於趙紫陽、陶鑄入主廣東，停止於林彪、黃永勝垮台，終結於毛澤東去世;初步平反於葉劍英上升為中共三號人物、成為鄧小平必須依靠的元老，徹底昭雪於趙紫陽下台、江澤民尚未完全獨立主政之時。
葉劍英統帥「廣東派」
1949年9月之前，中共華南分局領導人為方方，但1949年9月11日-19日，葉劍英奉命代表中央主持了在江西贛州召開的中共華南分局委員會擴大會議，宣布中央決定：由葉劍英為首，張雲逸為第二書記，方方為第三書記，陳庚、鄧華、賴傳珠為常委組成新華南分局。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又任命葉劍英為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達為副主席[3]。這兩次改組，就形成了以廣東籍回鄉幹部(葉劍英、古大存)和解放前外地來粵幹部及廣東籍本土幹部(馮白駒、方方)三合一的「廣東派」幹部。這種「廣東派」幹部的共同特點是，熟悉廣東、熱愛廣東，力主因地制宜治理廣東。由於這時「四野」為主的大批南下幹部還未成為廣東領導層主流，沒有真正的「外來通天權威」，這一階段是「廣東派」的發展良機，毫不存在「反地方主義」。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將全國一分為四，批准成立東北、華東、西南、中南四大軍政委員會[4]，「分封」給高崗、饒漱石、劉伯承、林彪。廣東省隸屬於中南軍政委員會，葉劍英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林彪任主席)。1950年春，根據中南軍政委員會的指示，廣東開始試行「土改」，由方方擔任廣東省土改委員會主任。1950年9月正式成立了廣東省土改工作團，團長李堅真，副團長林美南、羅明。葉劍英提出了「廣東特殊」，先從「三縣著手」的土改試點方案，確定先在揭陽、興寧、龍川三縣進行試點。「同年8月，李堅真到中南局參加土改會議，向中南局匯報了『全省著眼，三縣著手』的做法，中南局沒有提出不同意見。10月，葉劍英向毛澤東匯報土改工作，毛澤東說：『土改面積除原定三縣外，其他各地委均需選一個區鄉進行試點。11月，分局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增加了惠陽，鶴山、曲江、寶安、遂溪、豐順、英德、普寧等八個縣各選取一個鄉為土改試點。[5]」
陶鑄、趙紫陽提出廣東「地方主義」三大特徵
但是，以林彪為第一書記，鄧子恢為第二書記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土改委員會出面)，在對廣東土改的評價上，一直同華南分局存在著嚴重分歧。不久，時任中南局土改委員會主任的李雪峰，公開對廣東的土改工作不滿意，多次在機關報《長江日報》批評廣東土改群眾發動不夠，太右，是「和平土改」(若沒有中南局一號人物林彪的支持，能在機關報上公開批廣東麼?)。然而以葉劍英為代表的華南分局卻一再不同意中南局的批評，我行我素。在這一背景下，1951年4月，中南局開始大動「手術」，將河南南陽地委書記趙紫陽調到廣東，任華南分局「俱樂部」(辦公廳)秘書長，不久升任廣東省土改委員會副主任。1951年12月25日，又將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廣西省委代理書記陶鑄調任華南分局第四書記;陶鑄一來，就接替方方主管廣東土改運動。於是，陶鑄與趙紫陽緊密合作，從牢牢抓住廣東土改大權為突破口，全面接管廣東大權。至此，中南局正式提出了「廣東黨組織嚴重不純，要反對地方主義」的口號。
在陶、趙主持下，廣東先後36次大規模進行「土改整隊」、「整肅」，到1952年5月，全省共處理廣東「地方主義」幹部6515人。這期間，提出了「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由大軍、南下幹部掛帥的方針」，於是，各級黨委都要由大軍和南下幹部掛帥，當第一把手。任命四野第十五兵團副政委歐陽文、第四十三軍政委張池明分別擔任粵東區和粵西區黨委第一書記，第四十四軍政委譚甫仁、第四十五軍政委謝明分別擔任東江和珠江地委第一書記，其他各地、縣，原則上均由南下幹部擔任第一書記;先後調入數萬名大軍、南下幹部。作為廣東地方幹部的老領導方方，一直不同意「廣東幹部隊伍不純」的估計，挺身保護廣東幹部。這樣，陶、趙便開始提出廣東地方主義問題，最終得到中南局和毛澤東的肯定。
1952年6月，毛澤東在中南海親自主持會議，在周恩來、薄一波、羅瑞卿、鄧子恢、葉劍英、方方、趙爾陸、陶鑄在場的情況下，毛當面批評方方：廣東搞地方主義，並說：「這裡是最高會議，討論廣東問題。」又說，方方「你犯了兩條錯誤。一是土改右傾;二是幹部問題犯地方主義錯誤。——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國三個烏龜，廣東、福建和廣西。現在福建、廣西爬上來了，廣東還在爬[6]」。毛澤東宣布，陶鑄取代方方，葉劍英抓總(實際上讓葉不要管陶)。葉劍英只好當場檢討自己的廣東特殊論。這時，人們方明白，所謂「廣東地方主義」，其特徵是：1、反對中南局提出的「依靠大軍、南下幹部」，在幹部任命中，偏重本地幹部。2、提倡廣東特殊性，搞「和平土改」。3、拉幫結派，「組織反黨小集團」。
廣東「反地方主義鬥爭」的真正根源
從1979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廣東省委《複查地方主義案件的請示》報告，1980年10月29日以調和折中留尾巴的方式為馮白駒、古大存地方主義反黨聯盟案平反，1982年4月7日以任仲夷為首的廣東省委上報中共中央要求徹底為地方主義平反割尾巴(《關於馮白駒、古大同志問題複查結論的請示報告》)，到1983年2月9日，中共中央下達《關於徹底為馮白駒、古大存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到1994年4月，中共中央下達關於為方方徹底平反的通知——歷經15年的反覆伸冤，廣東反地方主義冤案才算真正徹底平反。中共中央1994年批覆的《複查報告》說——
1994年4月，中共中央根據廣東省委關於方方歷史問題的《複查報告》，作出平反決定，指出：「解放初期，方方同志在華南分局、葉劍英同志領導下，為建立和鞏固人民政權，恢復和發展廣東的國民經濟，作了大量工作，作出了貢獻，應予肯定。1952年對方方同志『土改右傾』、『地方主義』的批判，1953年對方方同志的『官僚主義、分散主義』的批判，都是缺乏事實根據的，應予否定」，決定撤銷原對方方同志撤銷華南分局第五書記、常委、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本兼各職的處分，為方方恢復政治名譽。這樣，廣東解放後的所謂「反地方主義」鬥爭，從組織上、政治上均得到徹底糾正。[28]
廣東反「地方主義」為何能持續20年，廣東為「地方主義「平反為何要歷經15年——一個省的「地方主義」冤案，竟比全國的『反右擴大化』、為『資本家』平反還要艱難?這個問題必須通過挖掘廣東反「地方主義」的真正根源，才能回答。
葉劍英的「廣東特殊論」為導火線
中共中央1994年為方方平反後，廣東的「地方主義頭子」全部平反了，廣東的「地方主義」也就自然不存在了。這證明，1986年10月29日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在葉劍英追悼會上的悼詞仍是正確的——「葉劍英在領導廣東省的土地改革運動中，根據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同廣東省的實際結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體政策，注意保護華僑和民族工商業者利益，歷史證明，是完全正確的。」[29]這也證明，葉劍英當初關於廣東土改應注意廣東七個特點的論斷也是正確的。葉劍英的「廣東特殊論」有這樣一些內容——
(一)以公嘗為名的大量土地占有。廣東全省公嘗土地占有總耕地的33%。公嘗田名義上是宗族或家族所有，實際上絕大部分支配權在地主手中。由於公嘗以公有財產的面目出現，「活地主」隱藏在「死地主」後面，掩蓋了階級矛盾。但另一方面，也確有一小部分公嘗田由該族子孫輪流掌管或耕種，其收入作為祭祀和辦學的費用。因此，應作深入調查，區別對待。
(二)占總耕地面積10%的沿海、沿江圍墾沙田，高度集中在官僚、惡霸、地主以及「大天二」手中，他們利用封建特權，在沿海、沿江淤泥積快要成田的時候，圍以鹵草，就有所謂「沙骨權」，如果別人在他有「沙骨權」的地方圍墾，他們仍然可以按季向農民收取所謂「粳谷」;如果他們將沙坦圍以木樁或堤壩，向政府繳稅領照，就可以取得土地權。他們取得的土地，除大部分出租外，也有少數僱工經營。沙田的租佃關係複雜，農民往往須向「二地主」、「三地主」租種土地，地主層層加租，封建剝削嚴重。
(三)華僑和工商業地主占有相當數量的土地。華僑地主或華僑小土地出租者多是在國內無法生活而出國謀生，以在國外出賣勞動力或經營工商業所得贍養家屬。抗日戰爭期間，由於僑匯斷絕，許多僑眷無以為生，餓死或逃荒。華僑鑑於此，所以在家鄉購買一些土地，作為瞻養眷屬或歸國後生活憑藉。
(四)典當土地比較普遍。有農民典給地主、高利貸者及其他剝削階層，受典者再轉租給其他農民耕種的;有地主富農之間或農民與農民之間典當土地的，有破落地主典當給農民的，等等。
(五)華僑眾多是廣東的一大特點。因此在制定廣東土改的華僑政策時，主張對90%以上的貧苦歸僑、僑眷，應給以合理照顧。對一般的華僑地主，其在「農村中所有土地和房屋，大多數是靠本人辛勤所得匯回國內購置而來，與一般封建地主剝削階級有所區別，……應予照顧」。他認為對待華僑地主同靠封建剝削為生的地主一樣對待的主張是幼稚的。據此，在政策上，規定要保護華僑勞動人民的小量出租地，其出租地不超過當地平均每人土地一倍者，均保留不動，超過者也給予酌情照顧;對華僑地主，只沒收其出租的土地，房屋、家具、耕畜、糧食、農具保留不動(原由農民居住的房屋除外)。
(六)廣東城鎮較多，工商業比較發達，許多工商業者與港澳有密切關係。在土改中，廣東制定了一系列維護城市正常工商業活動秩序和保看護商業的具體政策。1951年，華南分局在《土改工作指示》中明確指出：所謂放手發動群眾，「是放反封建之手，不放反資本主義之手」，「特點對兼地主的工商業者，講明人民政府保看護商業政策，使他們解除顧慮，安心就業」。如果只是工商業財產、絲毫也不動他的。
(七)廣東還有愛國民主人士較多、沿海漁民較多、海南少數民族較多和特殊土地(如沙田、公嘗田、山林、魚塘、桑基、果園、塘禾田等)較多的特點。華南分局和廣東省人民政府都制定了相應的具體政策。如對沙田，規定處理的原則是：凡應沒收與徵收的沙田，「屬於水利工程較小，適合於分散經營者，其土地應分配給農民所有」，「屬於水利工程較大，不利於分散經營者，均應收為國有，按實際情況分別採用下列四種辦法經營之：一、私人投資經營;二、國家與私人合作經營;三、農民合作經營;四、國家經營」。[30]
但是，為何當時和今天看來都言之成理這個葉劍英廣東土改特殊論，會帶來中國建國以來最大的反地方主義冤案呢?1995年以來，廣東黨史研究工作者對這個問題作了大量的調查研究，特別是1996年出版的《馮白駒傳》(吳之、賀朗著，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4月版的《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楊立著，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印刷)以及《劉田夫回憶錄》、《曾生回憶錄》，把反地方主義的根源作了翔實的分析。綜合這些分析，主要意見如下：廣東反地方主義，是中南局與華南分局的矛盾所致，即是林彪與葉劍英，四野與兩廣縱隊、廣東地方幹部、軍黨與地方黨的矛盾，葉劍英的「廣東特殊論」只是林彪要找的一根導火線而已。
兩廣縱隊曾與「四野」開火結怨
有人認為，趙紫陽、陶鑄之所以相繼來到廣東，是因為在「四野」南下廣東後，中南局認為以葉劍英、方方為首的華南分局不尊重「四野」，不徹底貫徹「依靠大軍，依靠南下」，由「四野」(也就是林彪)領導廣東的政策。1999年10月，原東江縱隊、兩廣縱隊幹部，現為深圳東縱老戰士聯誼會秘書長的葉青茂和原兩廣縱隊炮兵團長、蛇口工業區董事長袁庚，向我回憶了一件從未披露的重要史料——兩廣縱隊曾與「四野」開火交戰——
1949年10月17日，已經轉隸四野的兩廣縱隊(新番號為24師)，由鄔強副師長的指揮，在廣東羅浮山下的博羅縣龍華墟一帶，圍殲國民黨一五四師。包圍圈縮緊後，一五四師少將副師長鄭蔭桐派來一團長聯繫，聲稱他們已向華南分局聯繫起義，兩廣縱隊即令其撤出所占山頭，進鎮接受投降起義儀式。在接受過程，兩廣縱隊袁庚率領的炮兵團一連在夜晚接收一山頭時，卻遇到開槍阻擊，連長王同遂率領隊伍全力進攻，結果攻下山頭，俘虜「敵軍」一個連和連長。可是仔細一看，原來這被俘的一個連，並非國民黨一五四師，而是四野赫赫有名的塔山阻擊戰英雄團的一個連隊，那個被俘的連長更是號稱「英雄連長」的英雄。這時兩廣縱隊方知打了一場誤會戰，誤俘了同志，一面道歉，一面也為自己的戰鬥力而自豪——兩廣的兩個縱隊，其戰鬥力竟然可以打勝四野大名鼎鼎的塔山英雄團。而四野的塔山英雄團，雖然知道是一場誤會戰，但卻深為敗在了地方軍「兩廣縱隊」手下而惱羞不已。據葉青茂分析，這一次小小的誤會戰鬥，從此種下了「四野」憎恨廣東地方黨政策幹部的禍根。現在雖無明確材料證實當年林彪等人對此事的發怒，但後來四野方面一再批評廣東地方幹部不尊重四野，不能排除這個微妙因素的。
「林、葉之爭」與中南局與華南分局的爭鬥
另有一種分析認為，上述偶然衝突，只能在更本質的矛盾背景中起作用：長期以來的林、葉之爭，是中南局與華南分局的爭鬥的根源。因為林彪的四野在完成平津戰役、揮師南下後，已經把中南及廣東作為了自己新根據地與落腳點來設想，但是葉劍英離開北京市長之任，到廣東占據華南分局，打破了林彪的預期設想。為了奪回「華南廣東」，林、葉必然要爭戰一番。葉劍英雖與毛澤東關係不錯，但是林彪與毛澤東關係更緊，而且在東北戰場之後，戰功到了功高震主之地步，在這場爭鬥中，林勝葉敗是必然的。葉劍英在調離廣東時，對一些幹部長嘆：「主帥無能，累及三軍」，是一句實話;接下來又說，「有人告了我的御狀，陶鑄這個人，在廣西一腳踢開了張雲逸，到廣東，又一腳踢開了我葉劍英。」[31]卻並未說出全部事實，光靠一個陶鑄，如何搬倒葉帥?沒有林彪出面，斷然不能。
林彪1949年5月把東北讓給高崗，毛澤東當然要重新給他一個新地盤，自古功臣必封侯，雖是共產黨，雖是「社會主義」，也依然少不了這個傳統，把中南兩廣分給林彪，是毛澤東的人情之常了。正是在此大背景下，當兩廣縱隊司令曾生奉命在北京接收整編國民黨獨立第二十四師而後轉隸四野時，林彪就是派當時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鑄去下達任命，宣布團以上幹部的任職。這說明，陶鑄管理廣東，並非是1951年的想法(並非因為廣東出現了「地方主義」，出現了「土改右傾」，這些罪名都是為了既定方針而必然要構陷的)，早在1949年4月14日安排陶鑄在給兩廣縱隊重新宣布任命時就定下了。而這時，葉劍英正在就任北京市長。不知是何人指使還是葉本人想搶占廣東山頭，後來才有葉到廣東之行。以葉劍英「一生大事不糊塗」，辦事唯謹慎的性格來看，葉自己提出要回廣東當還鄉團的可能性不大，最大的可能是一直分管南方局的周恩來提出了讓自己老部下葉劍英回廣東。周恩來自從到達延安後，原來分管的長江局、南方局逐漸被架空，而劉少奇依據華北局實力在中央地位逐漸上升的事實，是否使周恩來感到也有重建自己的地盤的必要——重新控制南方或華南呢?
周恩來與廣東「地方主義頭子」關係密切
從現有材料來看，當時廣東華南的大部分幹部與周恩來有密切聯繫，廣東「地方主義分子」大多都受過周恩來的深厚關懷。據曾生回憶，1949年3月，是周恩來通知他，「和中央首長一同乘坐專列進北平……離開西柏坡以後，周恩來同志要我和他一起坐他專用的吉普車前往」，又介紹他見毛主席，進行了一番長談。而在北京，他又見了葉劍英，專門談了解放兩廣的問題，葉專門借了一輛小車供他在北京使用。[32]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4次會議，決定中央成立以周恩來為總理的政務院，同時全國成立五大軍政委員會，高崗為東北人民政府主席(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林彪為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饒漱石為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彭德懷為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為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這五大主席，也就相當歷代開國皇帝對功臣大將的封侯，有人戲稱林彪得中南是封了韓信淮陰侯。細考這五大侯王，高崗自成一派，有借史達林之力擴張的野心;彭德懷、朱德與毛澤東長期貌合神離;饒漱石是劉少奇的老部下，算得劉的權力基礎;劉伯承參加周恩來領導的南昌起義，曾任長江局軍委書記，和周恩來關係密切;真正是毛澤東嫡系的，只有林彪。這種局面在當時中共中央幾大山頭毛、劉、周、朱來看，權力基礎最弱的是周恩來。特別是劉伯承因與毛澤東不和調離西南任軍事學院院長後，周的基礎就更薄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