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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特務頭子周恩來: 考證版殺人魔王!

對周恩來的評價,綜觀各種見解,可歸為三類:一是以中共官方為代表,努力塑造周恩來光輝形像;其次是民間猶愛周恩來的某些人,認為周恩來有人情味。三是把周罵得一錢不值,指他卑鄙無恥、毫無人性,在毛澤東面前搖尾乞憐,為虎作倀。曾任毛私人醫生多年的李志綏就說周在毛面前低聲下氣,是個人格低下的人。

這三種評價都可以用到周恩來頭上,各自都可以找到一些事例來印證,但都不能對矛盾現象自圓其說。

筆者經過近二十年的懷疑思考和材料收集,覺得可以對周恩來的矛盾現象,作出綜合解釋了。為行文方便,將基本上依照歷史本身的行程,進行分析。

◇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之謎

一九二四年,周恩來從法國途經莫斯科回國抵達廣州。他一到廣州,就被任命為剛成立的黃埔軍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是正主任)兼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軍銜為中將。周時年二十六歲,可謂少年得志、意氣風發。他到底何德何能,出國所謂留學數年,歸來便獲如此重任?

其實一切的關鍵在於周恩來歸國途中,懷裡揣著一封推薦信。寫信人是第三國際執委書記、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季米特洛夫。收信人是當時蘇聯派到中國協助孫中山訓練軍隊、建立黃埔軍校的鮑羅廷。鮑羅廷一見此信,二話不說,就任命周恩來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兼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並授中將軍銜給這位從未上過戰場的青年人。

季米特洛夫當時還是世界共產黨情報局主席,周恩來恰恰是中共特務組織創辦人。他在法國以及在德國留的什麼學,受的甚麼訓,不是十分清楚嗎!

對第三國際來說,周恩來是操縱中共的工具,而對中共來說,周是第三國際的代表。當時中共完全受莫斯科和第三國際控制,他們賞識誰,誰就能在中共佔據要津,這己是公開的秘密,就連中共黨史也無法遮掩這一事實。

周恩來旅歐期間除了成為季米特洛夫親信之外,還利用旅歐支部,建立了以他為首的幫派體系。這一幫派體系對他一生的重要性,我們只須看看名單就知道:朱德、葉劍英、鄧小平、陳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維漢、聶榮臻、蔡和森(歸國後任政治局委員、一度任中央書記)、惲代英(歸國後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陳延年(陳獨秀之子、廣東區委書記)、向警予(蔡和森之妻,歸國後任政治局委員)、蔡暢(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員)。(上述名單憑記憶所及)

◇不倒翁之謎

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在上海對中共大開殺戒,中共開始公開籌建自己的武裝力量。周恩來的背景和作用,就變得異常重要起來。他遵照第三國際指示,和朱德、賀龍、葉劍英等策動南昌起義(在這之前,周恩來領導的中共廣東省委噎下設軍事部,因此中共軍隊的真正創始人是周恩來)。不久,毛澤東搞了秋收起義。毛的草根性和自發性,使他選擇到偏避山區佔山為王。周恩來遵循第三國際指令去攻打廣州,僅至半途,人馬己損七八成,余部只好由朱德率領去井岡山借毛澤東地盤躲避。周恩來仍去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策劃城市暴動、搞暗殺。

按蘇聯觀點,社會主義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有發動城市起義。周恩來雖然屢戰屢敗,人馬十損其九,卻始終堅定不移執行第三國際的指示,斯大林對毛澤東盤據山區非常不滿,指責其是“富農路線”。周恩來奉命從上海趕去江西瑞金,親自坐鎮,派陳毅奪了毛澤東兵權,撤了毛的職務並逐出政治局。

盲從斯大林的結果,連江西根據地也瓦解了,不得不撤轉移,進行長征。由於連打敗仗,士氣低落,人心渙散,每天都有大量士兵開小差。十萬人的隊伍跑到遵義,只剩下二萬人,這支隊伍面臨徹底瓦解。

中共每次出現重大失誤都有人被拋出當替罪羊。第一次是陳獨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傾路線的具體領導人和執行者都是周恩來,但他在黨內的地位絲毫未動搖。至於這第四次所謂王明路線,周在軍事上的責任更大。奇怪的是,毛澤東和王稼祥在遵義會議發難時,矛頭直指博古,未傷及周半句。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起先只是做和事佬,讓劍拔弩張的雙方心平氣和講話,會議開了一天一夜之後,到第二天,周恩來轉而支持毛澤東。

新成立的領導核心三人軍事小組中,周恩來依然名列其中。排名順序是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周恩來垮不了的原因,查看一下參加遵義會議成員的名單就知道,周恩來的勢力幾乎佔了八九成,毛澤東如同時挑戰周恩來肯定贏不了,說不定自身還要遭遇厄折,即使他能贏,所贏的結果,只能是這支潰不成軍的部隊一分為二,變成周恩來的軍隊與毛澤東的軍隊,那同樣意味著大家都將被蔣介石消滅。其次,這支軍隊需要蘇聯物資上的援助,要使這份外援不斷,領導層必須要有莫斯科信得過的人。

毛澤東果然不負眾望,取得長征勝利。勝利的得來並非像中共所宣揚吹噓的那樣,是由於毛的英明指揮,毛碓實也打了一二次小勝仗,但最終能擺脫蔣介石圍追堵截,靠的是心狠手辣的大陰謀。

長征起先的意圖是兵分兩路,突圍到新疆或內蒙古中蘇交界處,在那兒背靠蘇聯建立根據地。蔣介石當然不會讓中共打了如意算盤,因此一直馬不停蹄沿著中共的逃跑路線圍追堵截。

毛接手指揮權後,以黨中央名義電令紅四方面軍,繼續按原定計劃北上,還裝模作樣約定了會合地點,使紅四方面軍行蹤完全暴露,吸引了蔣介石調軍圍追,他和周恩來卻悄悄溜向陝北延安。張國燾所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在人數上比毛的一方面軍要多得多。被騙作誘餌的紅四方面軍幾乎全軍覆沒。毛、周為了遮掩自己的卑劣用心,反過來倒打一耙,說張國燾擅自率軍逃跑,另立中央,給張國燾安上個陰謀家的罪名。

毛澤東到延安腳跟甫穩,喘息方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王稼祥踢出局。毛不相信來自莫斯科的人,但對兩虎共存的局面來說,又必須要有一個能起緩衝作用的中間人物,這個人物既不能與莫斯科關係太深,(太深毛澤東不信任),又不能有自己的勢力和組織系統(周恩來不放心),但在黨內卻要有相當資歷。毛澤東挑選了劉少奇,劉原先一直從事地下工作,地下組織已基本上被蔣介石搗毀,他與毛共過事,到過莫斯科開會,在黨內無自己的勢力,卻有相當資歷。這是一個可以充當中間人的角色。毛把劉少奇扶植上來之後,經過數年經營,曾打算清洗一批周恩來的勢力,這就是所謂的延安整風,半個世紀前的整風,至今諱莫如深,有關檔案拒不公開,至今只傳聞周恩來在整風時作過檢查,看來他的實力並沒有受到重創,因他的地位依然穩固如舊。

◇劉少奇最恨誰?

直到如今,海內外輿論仍把中國文化大革命看作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權力爭鬥,或者是毛澤東路線與劉少奇路線的鬥爭,如果真是這樣,文化大革命開始半年,劉少奇就被打倒了,毛已取得了權力鬥爭的勝利,為什麼遲遲不結束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續到他去世,由別人來結束?如果持續的目的是剷除劉少奇的殘餘勢力,為什麼被打倒的各級幹部,在林彪垮台後絕大多數都“解放”,重新被起用?

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毛劉之間的鬥爭,顯然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還有:頭號走資派劉少奇被交給紅衛兵狠斗亂打,最後慘死獄中;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卻被保護起來,下放在江西農場養老;三號走資派陶鑄下場和劉少奇一樣;四號走資派譚震林大鬧懷仁堂,當面拍桌罵江青,卻安然無事。

這些現象又該如何解釋?

根據上文所述,免受紅衛兵瘋狂衝擊的都是周恩來嫡系。

俗話說,打狗看主人。毛澤東如對周的嫡系也同樣毫不留情,那等於是同周及其派系公開決戰,毛可把劉少奇輕易置於死地,卻無把握能擊垮周的勢力。因此不能不有所忌諱,只能借打劉餘風,順勢掃一下周的陣營,不敢直接對陣開戰。

中共直至如今仍羞羞答答不願公開承認毛周之間在文革的爭鬥,甚至很荒謬地堅持說周是毛的親密戰友。他們如此宣揚時,顯然忘了這是有損於周的“光輝形像”的。毛髮動罪惡的文化大革命,周始終是他的親密戰友,豈不同樣罪責難逃!可是他們也無法為了周的“光輝形像”,去宣揚他和毛之間的衝突。因為在文革中,周恩來確實做了大量支持維護毛澤東的事。

他只在一個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維護他那幫派體系的地位和權勢。

這是他至高無上的原則。為了這一原則,他可以迎合毛澤東,也可以抵抗毛澤東。為了這一原則他可以犧牲任何社會正義與理想。

至於這幫派體系之外的人,因他這一原則遭受犧牲更是不在話下。在劉少奇問題上,最清楚不過地暴露了他這個有著“光輝形像”的“偉人”,實際上是個權欲私心極重、保護自身第一、而又性格懦弱的人。

如前所述,劉少奇在中共黨內並沒有自己的幫派勢力,他是靠毛提拔又大肆吹捧毛起家的,文革中打倒他及其叛徒集團也僅僅六十一人,其中地位最高的只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北京市長彭真和原任公安部長、文革前調任總參謀長的羅瑞卿。其餘大多屬文教宣傳系統。

劉少奇憑這幾個毫無實力的人馬就反毛澤東,莫非利令智昏?或者他反毛只是毛的猜疑從而蒙受沉冤?

據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劉少奇雖然沒有明目張胆反毛,但架空毛的舉動確實己有數年。大躍進失敗,全國陷入大饑荒後,61年召開七千人大會。會上劉少奇雖然未點名,卻直截了當地說領袖不是神,也有犯錯誤的時候,我們不應該盲目跟隨,喊萬歲是封建主義等等。毛被迫在這次會議上作了檢討,並宣布退居二線,不再過問經濟問題。文革前,毛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人民日報》或《北京日報》發表,被置之不理。這表明劉、彭己不把毛放在眼裡。與光桿司令相差無幾的劉少奇哪來的這份力量,竟能迫使毛澤東收斂氣勢,處於半退隱狀態?

結論很簡單,劉脫離了毛的陣營,和周恩來結成了聯盟。(六零年後,鄧小平把中央書記處工作全部交給副手彭真處理,自己一心玩橋牌,在政治局會議上一言不發,坐得離毛遠遠的,不當與毛直接衝突的馬前卒)。

他們倆結成聯盟,中央高層權力就基本被被控制住。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只剩下林彪一個死黨,而林彪自建國以後,幾乎從不過問政治,政治局會議極少參加。一個原因是他脊髓神經受過槍傷,身體十分虛弱,怕風怕光怕冷怕熱,另一方面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自己又有功高震主之嫌,不如退避三舍。如此,在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實際上成了孤家寡人。

至於軍隊中的勢力,劉少奇雖沒有半點,但周恩來卻至少和毛澤東旗鼓相當。而在八大元帥之中,周恩來的勢力遠大於毛澤東。(原是十大元帥,毛在廬山會議砍去了他的忠臣彭德懷,羅榮桓在文革前病逝。因此十大元帥到文革時只有八人:朱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

按照周劉的盤算,他們採取逐步架空毛的戰術定可穩操膀券。在黨內高級幹部中,毛的威信大挫之後,劉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己達到和毛並駕齊驅的地步(老百姓家中掛的領袖頭像也是毛澤東和劉少奇並列)。

可是他們設計的棋步中,走了一步最大的錯著:他們為了麻痹毛,為了遮掩自己的用心,卻在輿論方面大捧特捧、大吹特吹毛澤東。

毛是個權力第一的人,他怎麼會滿足於輿論上做個帝王?65年竊聽器事件使毛感到自己的地位危險,下決心搞文革反攻。

竊聽器事件,最早是文革初期紅衛兵揭露楊尚昆罪行的大字報披露的,但詳情披露得不清楚,大字報只是說楊尚昆對偉大領袖毛主席搞特務手段,在毛主席的辦公室安裝竊聽器。據李志綏的書中說,竊聽器事情暴露的過程是這樣的:毛的專列停在長沙車站,車上的隨從人員下車到月台上散步。通信兵XX在月台上見到張玉鳳,就模仿毛澤東的口音和張玉鳳開玩笑,該通信兵所模仿的話是毛澤東在車廂里和張玉鳳打情罵俏的話。張玉鳳大驚失色,立即返回車廂報告毛澤東。毛澤東將該通信兵叫上車廂詢問,該通信兵說是羅瑞卿布置的。毛再問羅瑞卿,羅瑞卿說是楊尚昆根據政治局會議的決議要求他在毛的車廂里安裝竊聽器,以便政治局成員及時了解毛主席的指示好貫徹執行,羅瑞卿並且拿出政治局有關該決議的文件給毛澤東看。毛看了之後沒作聲,似乎沒當一回事,但回到北京就決定搞文革並說服了林彪支持他。

毛為了方便自己部署反擊,以提拔羅瑞卿去當總參謀長的方式,趕走了老跟在自己身邊的公安部長。羅瑞卿以為毛可被甜言蜜語蒙住,還在《紅旗》雜誌上發表文章大肆吹捧毛。他們以為毛被架空,自己又被塑造成毛思想的最佳繼承者,如此毛將無反擊之力了。

他們低估了毛澤東。

毛澤東精心部署的反擊方式是他們沒有料想到的。

毛利用對手為了麻痹自己所搞的個人崇拜,借力打力,乾脆走出北京,躲在上海和杭州,直接通過廣播電台來發動文化大革命。毛命令中央電台廣播北大聶元梓的大字報,煽動千百萬無知的民眾和狂熱的青年造反,讓全國迅速處於癱瘓態。

毛此時在民間已如同神。民眾只要知道有誰竟敢不敬這位神,非蜂擁而上,咬死他撕爛他不可。

為了以防萬一,毛在號召全國造反的前夕,以拉練演習的名義,將北京衛戍區的部隊調走,密令林彪把三十八軍開入北京。

對林彪來說,不參與這場權力鬥爭,不調軍救駕,劉周得勢照樣會清除他。因此林彪從六三年起也參加了神化毛的大含唱,不能讓接班人的形像專利只屬劉周一派。

毛調兵入京,與其說真的決心同周恩來作軍事決戰,還不如說是擺開一個決戰的架勢。毛深諳周恩來的性格。果然,周恩來在出他意料的反擊和毛打算蠻幹的架勢面前,驚慌失措一陣之後,可恥地退縮了,他選擇了拋棄劉少奇,以求自保。周恩來的退縮使毛亂中求勝的險棋輕易就得逞了。

俗話說,會打架的,不如不要命的。

毛澤東小時候被他爹打過幾次,在他念初中時還被他爹揍過。有一天,他爹又要揍他,毛走到池塘邊說,你再打,我就跳下去淹死。他爹被他的眼光嚇住了,從此以後不敢再打他。這次勝利,對毛的一生極其重要,使毛嘗到了破罐子破摔豁出去乾的甜頭,毛不按常理出牌,愛走極端,好耍無賴的個性,和此事件有莫大的關係。

中共為周辯護的觀點稱,周這麼做是為了顧全大局。中國那時工廠停工,學校停課,到處槍炮轟鳴打內戰,死了不知多少人,哪裡還有什麼大局可顧?民間尚有不少平頭百姓,為了捍衛劉少奇不惜丟掉性命,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權的周恩來,誰更有社會正義、更關心國家命運?

周恩來背叛了劉少奇,也背叛了眾多敢於以生命作抗爭的民眾。所謂的顧全大局,說穿了只是為了保全他自己和官僚小集團利益。

周恩來的儒弱,毫無政治理想和為人原則,在危急關頭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毛澤東輕易獲得了搞掉劉少奇的勝利。但毛澤東並不善罷甘休,對毛來說,只有搞垮周恩來,絕對權威的地位才能真正鞏固。因此,就在劉少奇迅速垮台的同時,毛就部署了對周的攻擊,第一次是利用一個名叫聯動的紅衛兵組織,在北京街頭貼大字報,揭露周恩來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大屠殺期間被捕後,在報上刊登伍豪(周當時代號)脫黨啟事以求釋放。依文革時的極左政治,凡被捕發表脫黨聲明的,便是叛徒。

對這一經歷,周恩來自己是這樣解釋的,他被捕後,國民黨士兵並沒有認出他,以為他是一般黨員,他的黃埔學生、白崇禧的弟弟白洋聞訊到獄中把他領出來釋放了他。至於脫黨啟事,他說根本不知道,是他出獄之後,白洋為了對上有所交待以他名義登的。

北京街頭大字報所公布的叛徒材料,假如揭露的是別人,被揭露的人立刻會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但揭露到周恩來頭上,卻是貼大字報的該紅衛兵組織“聯動”頭頭,被按上反革命罪名全數逮捕。外界不知情的人,還將此事件解釋為,毛澤東不能忍受紅衛兵胡來搞到他的親密戰友周恩來頭上。

事實上,大字報的材料就是江青、康生提供給紅衛兵的,整個事件都是毛澤東躲在杭州一手策劃的。北京街頭的大字報出紅衛兵還衝進中南海包圍了國務院,將周恩來圍困了一天一夜,無論周怎麼勸說,紅衛兵就是不肯撤走。結果軍隊中有人出來保周了(據周三年後親口告訴到北京來訪的美國記者斯諾,說軍隊中有人聽說他在中南海被圍困,就帶兵入京和紅衛兵發生了衝突,軍隊開槍打死了人)。在杭州密切關注事態發展的毛澤東,看到有火併危險,就翻手將貼大字報和發動圍攻中南海的聯動頭頭以反革命罪抓起來,以表明他和此事件無關。

這使毛澤東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周恩來在軍隊中勢力和影響不搞掉,是不可能打倒他的。因此,毛澤東在文革中第二次搞周恩來的行動,就是通過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王力、關鋒、戚本禹提出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口號,想以此把周恩來在軍中的力量肅清。但遭到周恩來的軍中勢力激烈抵抗,大有決戰之勢,這就是文革中著名的大鬧懷仁堂和武漢兵變。

有關懷仁堂“右派造反”事件噎廣為人知,這裡按下不表,我們來看看半年之後,67年夏天發生的武漢兵變。

毛要軍隊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漢軍區偏偏支右,毛派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王力到武漢發動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政委鍾漢華乾脆把王力抓起來。他們聽說毛本人也到武漢督陣,就發動幾十萬市民包圍武漢機場,要把毛攔截下來,毛見勢不妙,趕緊脫身。要周恩來出面去平息事態。周到了武漢對陳再道說,包權交出來,跟我去北京包你沒事。陳大麻子就乖乖跟著周去北京。去了之後果然沒什麼事。因為毛澤東見勢不妙,拋出王、關、戚作犧牲品,稱糾軍內一小撮是毀我長城,要王關戚“還我長城”,這三個傻瓜就被投進監獄了。

揪軍內一小撮雖然放棄了,但軍內的分裂噎形成,為了平息和安撫軍界,也為了鞏固四人幫的地位,毛只好以犧牲林彪來換取軍隊團結。

軍隊中的力量難以觸動,毛就打算在輿論上搞跨周恩來,這就是批孔批周公的由來。但同樣是以毛的失敗告終,周是如何粉碎毛的進攻的,這方面材料中共絲毫未透露。因而海外輿論就把毛的被迫退讓看作是江青瞞著毛在搞周恩來,把罪名全瀉到江青頭上。其實江青在受審時已一語道破:“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

第三次反周,毛動用江青親自出馬。毛此時手中的大牌已出盡。而周恩來只是炮製了《紅都女皇》事件作為反擊,江青落得個裡通外國,出賣黨和國家機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掃地、氣焰難再。

毛的取勝僅僅靠天相助,比周多活了八個月,但他還是無力也無足夠的時間全掃周的勢力,只是打倒了鄧小平。這場勝利且又是那麼短暫,毛一死,接管天下的還是周的勢力。所以說,毛周爭鬥的結果,最終取勝的還是周恩來。

然而,無論作為人還是作為政治家來說,周恩來真的勝利了嗎?

不少人為周辯解道,當時周若同毛公開對抗,不但保不了別人,連他自己也要垮台。可是至少從目前公開的事實來看,根本不應得出這種結論。

從毛在文革中多次想打倒周恩來,卻不能成功來看,我們完全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他若多分勇氣,多為全民族利益著想一下,而不是為虎作倀,中國百姓何至於遭受十一年之久的文革苦難!

假如周同劉少奇一樣也迅速垮台,文革也可早早結束,可偏偏這個怯懦的人又擁有那麼大的權勢,兩軍相持不下,民眾陪綁陪斬十一年。

周恩來一生如有後悔,定會後悔拋棄劉少奇,作可恥退讓吧!劉少奇慘死獄中之際,口裡叫罵、心中最恨的恐怕不是毛澤東,而是周恩來吧!

◇周恩來的演技

一九七零年夏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次會議上,毛澤東突然借故批判陳伯達,並株連林彪,向與會者傳遞了毛對林彪不滿的信息。會議結束後,周恩來並沒有馬上返京處理事務,而是留了九十九名黨政軍高級幹部下來,聽他講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報告。會上周不談當前形勢,卻回顧歷史,披露了當年派陳毅去奪毛澤東軍權的事實。這段歷史與會者毫無所知,他們一直以為周是毛的親密戰友,現在聽到周抖出這段往事來,極為震驚。當然周在抖出之前有段引子,說毛澤東思想用詞雖然通俗易懂,但學一遍二遍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然後就交待了自己曾犯過的嚴重錯誤,最後總結自己犯錯誤的根源,是由於年紀輕輕就當了大官,官癮重,怕違背莫斯科指示丟官,就盲目執行莫斯科路線。周恩來稱這是他一生中最嚴重的教訓。

周恩來在這次講話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條信息:他在黨內的地位曾高於毛澤東;他和毛澤東之間有過嚴重的節。

當時令聽眾吃驚的是,周使用了“做官”“官癮”之類的詞,此類詞在中共建國後通常只被使用在舊社會的官僚頭上,也就是只被使用在敵人頭上,共產黨稱自己的官為幹部。這種禁忌直到七九年底才打破,那時《光明日報》發表一篇文章標題是《不可按長官意志支配經濟》,引起舉國轟動。轟動的不是文章的內容,而是標題中的“官”字,百姓說這下不得了,共產黨幹部也被稱為官了。因此這篇談尊重經濟規律的文章,居然在全國起到了精神解放的作用。此後,老百姓用官來形容共產黨,已成流行辭彙,不覺有什麼特別了。可以想見,周恩來七零年在講用會上使用這一詞作自我批判,聽眾會吃驚到何等程度。表面上看來是周恩來嚴於自責,但在座者都是中央委員,都是官場上混出來的,頭腦豈有如此簡單?且周恩來挑選留下的聽眾都是實力人物,充充門面的工農兵委員,他是不會邀請他們來聽此報告的。

好幾年之後,一位在場的聽眾、某軍區頭頭回憶此事時說:

“我當時非常震驚;一是第一次知道這段歷史的震驚,二是感到有點不對勁,好象毛主席和周恩來也不那麼友好。但當時不敢多想,這種事想多了,萬一不慎說出口來,會給自己惹大麻煩。後來到了批林批孔想把火引到周總理身上去,我對廬山會上的報告就恍然大悟,看來總理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這才是周恩來所謂嚴厲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他在會上再三反覆強調毛的話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實際上是暗示聽眾對這次廬山會議要往深處多想想。周明白毛在軍中不滿和對抗的壓力之下,不得不犧牲林彪,這樣他與毛之間,將處於直接衝突了。他要讓中共高級幹部事先有個心理準備,當毛想清除他時,他們將支持誰,周恩來特彆強調自己當年怕丟官就盲目服從最高指示,這實際上暗示在場的官僚,你們不要因怕丟官就盲目服從最高指示,一旦鑄成大錯,終生後悔。

周恩來另一不尋常舉動是,作完報告之後,送了一份抄件交廬山檔案館保存,並且只是作為一般保密文件保存,實際上就是允許他的講話流傳。

類似的高姿態,表現在周恩來身上己有好多次。在遵義會議上他同樣也是以自我批評的方式達到了目的。當博古和毛澤東、王稼祥、彭德懷等爭執不下,博古堅決不肯認錯讓步時,周恩來站起來發言了,他說軍事失利,作為軍事部長的他應該承擔主要責任,因此請求黨中央解除他軍事部長的職務。周恩來這一高姿態表演,既使博古失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讚揚,博古被迫讓步交權,博古交權就完蛋,周恩來依然穩坐中央核心。

以道德面貌、謙謙君子的形像遮蓋自己的真正目的,是周恩來的拿手好戲。當然我們也不能說他毫無道德。當不損害他的根本利益時,他能表現出道德,可是一但利益攸關時,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得是如此嫻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著時,幾乎沒人能辨別出來。周恩來“人情味”的表現同樣如此。試舉一例:

西安事變中,周向蔣介石表達了中共的幾點主張,周講完之後並非如同外界所說的,拿出協議書夥同張學良威逼蔣簽字,而是話鋒一轉,聊起了家常,話題自然轉到孩子身上,蔣介石說己和經國斷了音訊很久,很想他。周恩來裝作不知情的樣子,說這件事我們可以通過蘇聯關係,一定替蔣校長找到並送回令公子。

談判關鍵時刻聊起了家常,無意中談到了孩子,難道是偶然的巧含?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策劃的結果,即使蔣介石也未必能當下識破他的用心,否則就不會接他的話題了。協議就是在這種表面上充滿人情味,實際上暗含威脅的氣氛下籤的。

這就是周恩來!

他即使處在優勢地位,給你下藥時也一定裹著糖。

周恩來還有個形像是鐵面無私。中共最愛宣傳周恩來清正廉潔,從不徇私情。我們不會否認這一點。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現在錢財和幫助親友上,不等於他就沒私心。他的私心表現在權欲上,表現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作為總理,褻瀆了總理的職責,其禍害甚至比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貪財就是好官就值得讚揚,那麼“四人幫”中的張春橋,其清正廉潔的程度絲毫不亞於周恩來,中共為何把他投入獄中?顯然中共在這方面是雙重標準,首先取決於你是誰的人,其次才是品質問題。

周恩來有時還以鐵面無私來掩蓋他的冷酷無情沒有人性。如本文開頭提到的孫維世一案,周恩來的理由肯定是:“既然黨組織掌握了材料,認為她和蘇聯勾結,我作為一個黨員必須服從組織的決定,不能因為她是我的繼女就袒護她。”實際上呢,他心裡很清楚,毛澤東、江青想通過孫維世打開缺口,搞到他與蘇聯仍有勾結的材料。周恩來為了顯示自己心中無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孫維世。

同類的表演,周做過無數次。長征剛開始時,紅軍把印刷機都拆下來帶走,可是偏偏要拋下早已失去權勢,又重病纏身的瞿秋白,這分明是置他於死地。

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來,他是以黨中央決定的名義通知他的。犧牲瞿秋白,對周恩來而言,就是少了一個能證明他領導革命多次失誤的重要證人(瞿秋白在國民黨牢獄中寫《多餘的話》,未傷及周恩來及任何共產黨人半句)。被拋離長征隊伍的還有周恩來的密友陳毅。陳毅得罪了博古和蘇聯顧問李德,周恩來同樣沒替老友說一句話。還有,為了不暴露長征行蹤,出發前,他們殺了上萬名被懷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級軍官。這就是聞名中外的萬人坑事件。周是當時主要領導人之一。在利害攸關時,周這個人就毫無道義。拋棄犧牲朋友,是周的一貫表現。正因他骨幹里是個極自私而又懦弱貪權的人,文革開始,他拋棄劉少奇、賀龍等行為就不足為奇了。當然,他也有過許許多多所謂頂著壓力,保護受害者的故事,其中沒有一個會因此動搖他的權位,反而使他更得人心,在與毛較量中,又多了一個籌碼。

◇結論

近半個世紀,中共通過對輿論的徹底壟斷,拚命為自己吹噓,美化自己的道德形像,似乎只有共產黨人才有高尚的道德,高尚的情操。事到如今,他們手中只剩下周恩來這一條“光輝形像”了。然而這個“光輝形像”是那樣蒼白,那樣經不起歷史的檢驗。以這樣的形像作為全民的道德資源,中國的道德水準怎能提高呢?

不充份揭露毛澤東的罪惡,中國的人性就不能真正覺醒;同樣地,不批判周恩來這樣的偽“道德楷模”,就難以激發中國人的道德勇氣。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信報月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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