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二十年前的照片
1989年，我在北京寫作《黃禍》。對當時的運動，我是一個旁觀者。我那時的身份歸在「社會閒雜人員」、「無業游民」或「盲流」一類，是被進行運動和鎮壓運動的兩方面同時戒備的。從學運發生到「六四」鎮壓，我幾乎每天都騎自行車在北京到處「流竄」。6月3日那一夜，我一直在天安門廣場和周圍，並且在大會堂西側路親歷軍隊的掃射。當時緊挨著我就有兩人中彈。那場面至今仍在我眼前，我試圖幫其中一人堵胸前彈孔湧出的血，他已說不出話。傷者隨後被北京市民的板車送醫院急救，再也不知他們是生是死。
我在「六四」前後拍了一些照片。那時沒有數位相機，沖洗照片相當麻煩，也不敢到照相館去做，於是只把底片保存下來，直到去年才用底片掃描成圖像。在此二十周年之日，重看照片，百感雜陳。選出幾張，與當時不在現場的朋友共同回顧。
時間久遠，我已經記不得許多照片拍攝的具體日期。1989年「六四」前的一個多月，天安門廣場經常是這種場景。
從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發的民眾自發悼念開始，天安門廣場中心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總是擠滿了人。後來占領廣場的學生更是把這裡當成了指揮中心。「六四」鎮壓後，人民英雄紀念碑不再允許人民靠近，至今仍是禁區。
這是學生遊行的隊伍。可以看到標語上的口號是「擁護共產黨」「振興中華」等。那時的遊行常有一種狂歡氣氛，很少有人料到後面的血腥。
當時的募捐毫無規範，似乎只要在胸前掛個學生證就有了信譽，不過還是有很多人往這種募捐箱裡扔錢。這位漂亮的人大女學生今年該40歲出頭了，不知她人在哪裡，在做什麼，回想起這個時刻，會是怎樣的心情？
我參加的唯一一次活動，是5月4日「首都新聞工作者」的遊行。之所以我去冒「首都新聞工作者」之名，是因為遊行前夜，組織者沒有把握會有多少人參加，因此定下第二天如果到場的參加者少於50人就取消。我希望遊行能夠進行，於是便去增加一個人數。不過來參加的人超過200多，於是我陪著走一段就離開了，免得讓當局抓「有閒雜人員混入」的把柄。這張照片是遊行出發之前。右邊打橫幅的那位，是中國目前頗有名氣的歷史學家吳思，6月3日開槍之夜，我們一直在一起。
「首都新聞工作者」的標語有「不要逼我們說謊」，我認為是那個時期最有意義的口號之一。「喉舌」發出這種聲音，可能是第一次。
6月4日，坦克行進在北京的長安街上。我聽到一個光膀子的北京胡同居民在抱怨：「老蔣怎麼不給我們送武器來？！」
這裡是木樨地，是最早開槍、殺人最多、「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的兒子被打死的地方，也是我的朋友嚴勇的弟弟被打死的地方。但是在屠殺之後的6月4日清晨，竟有幾十輛裝甲車在這裡被軍隊放棄，任由激憤的群眾將其燒毀。後來CCTV播放「平暴」紀錄片，把群眾燒毀裝甲車的場面放在前，把軍隊開槍放在後，我一直懷疑這些裝甲車是被用來當道具的。
這是6月4日，木樨地附近的復外醫院停屍間。皆是被軍隊射殺的屍體。大概是到了醫院已經死亡，看不出進行過搶救的痕跡。
很多人在不同醫院的停屍間奔波，尋找自己的兒女或兄弟姐妹。詩人阿堅當時的一首詩這樣寫：
和一夥年青人去醫院尋找
他們的同學兩天未見影了
他們都象是孩子，眼大神小
訴說恐怖見聞是講神話的語氣
他們懇切請求去太平間查查
大夫只好拿出五六張彩色照片
都是死臉的照片，蒼白，年青
有的象睡去，嘴角還有口水
有的象正做惡夢，五官扭曲
沒有一個是他們要找的人
沒有一個不讓他們痛然若失
走出醫院騎上車他們都不說話
沿著大街去找剩下的太平間
全市所有太平間都被大街連著
大街上沒有汽車只有自行車
每輛自行車都象空轉的一雙眼
所有醫院的門坎都顫抖著
所有太平間都招待不下了
只好讓客人露天或棚下躺著
每位發個白單子，擋一擋世界
單子蓋出了輪廓，象雪後群山
有的鼻樑很高，有的胸脯很高
那個白單下準是姑娘輪廓優美
總覺她會撐開白單沖你笑笑
這個在西單到六部口之間的屍體卻很長時間沒有人收。照理說他是應該被最早收屍的，因為他是軍人。然而儘管不時有裝甲車從他旁邊開過，卻沒人停下來給自己的戰友一點尊嚴。這讓人猜測是否有不收屍的命令，而如此命令的目的只能是把他當成「現場教育」的教材。街頭小混混們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對屍體進行了百般侮辱，甚至將屍體剖腹。我看到時，已是這個樣子。現場一位年輕女士激憤的喊聲「他也是人啊！」至今猶在耳邊。
昨天，唯色傳給我一首歌，歌詞是這樣的：
六月的一天，
全是年輕的臉。
他們在春風裡，
忘記了時間。
六月的一天
全是年輕的臉。
他們在陽光下，
想像著世界。
一場大風，
把你吹散；
一場大雨，
把雲沖淡。
六月的一天，
全是年輕的臉。
他們在春風裡，
忘記了世界。
六月的一天
全是年輕的臉。
他們在陽光下，
想像著時間。
一場大風，
把我吹遠；
一場大雨，
把足跡沖淡。
我暫時就不把歌詞作者的名字寫出來了。
2009年6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