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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死狗烹 毛澤東批示16字方針 地下黨難逃悲慘命運

對於潛伏在國統區的地下黨,中共有一個非常著名的16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1949年南京解放後,南京市委請示對地下黨的處理方針。中央回電是:『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對於潛伏在國統區的地下黨,中共有一個非常著名的16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中共建政後,許多出生入死冒險鬥爭並做出巨大貢獻的地下黨卻淪為打擊對象。2012年4月13日,前新華社總編室副總編輯、中東總分社社長穆廣仁在共識網撰文《有關地下黨的另一個十六字方針》披露,他們的悲慘命運早已由毛澤東在南京解放後不久批示的新16字方針決定。這個新16字方針就是“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穆廣仁認為,毛澤東這個批示說明,在他建設““新中國””的大戰略中,地下黨與其他從事地下鬥爭的知識分子,最終是要被“淘汰”乾淨的。文革是“淘汰”這些人總策劃中的最後一章。

2004年秋天,收到友人寄給我的一封信,此信提到一段非常重要的史料:

“老H多少年前來京,對我說:1949年南京解放後,南京市委請示對地下黨的處理方針。中央回電是:‘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位同志把這16字去問李慎之,李說:‘怕不止是南京,是對全國地下黨的。’沙尚之(南京原地下黨市委書記陳修良的女兒)和我通信,我告訴她這十六個字,她打電話問老H,老H對她說,是昆明的M告訴他的。”

反覆查證,確有其事

我和許多老友們並不懷疑這十六字方針的真實性,因為解放後多年的事實已經明白無誤地對它作了驗證。但是,我們還是希望有更確切的來源,最好能查到原件。

我寫了一封信給現在昆明的M,問他這十六個字的來源。M已經是80多歲、體弱多病的老人了,他說他已經不能執筆作復,只能在電話里回答一些問題。電話里傳過來他的微弱而有點破碎的聲音,但是,最重要的事情他還是說清楚了。他說:大約20多年前,也就是他從下放到雲南邊遠農村回到昆明之後,也就是平反了他的“右派”錯誤結論之後,見到曾在中共西南局的一位老同志,這位老同志告訴他這十六字方針,並且對M說,他曾看到過有這十六字方針的文件。聽M說有人看到過文件,我著實興奮了一下,連忙問他這人姓甚名誰,現在哪裡。M說,已經記不得他的名字了。——事情似乎就到此為止,頗感遺憾。

但是,我相信還會有別的來源和旁證。

有幸,承老友S君告知,復旦大學的一位老戰友,解放後的50年代在某安全部門工作時,那裡的人就曾告訴他,有這樣一個十六字方針。

我並不滿足這些口頭轉告,而希望得到更確切地證實。後來,一位曾從事南京黨史工作的同志告訴我,上個世紀90年代,江蘇省安全廳的一位負責人C君在查閱全國性大案的檔案的時候,發現確有這麼一份電報,那是在南京解放後不久,中央某領導人向毛澤東請示對地下黨的處置方針的時候,毛澤東批示了這十六個字。這個批示當時只發給了幾個大區的負責人。

我曾就此事向新聞界老前輩李普同志請教。他說,從這十六個字的文風、氣勢看,與毛澤東一貫的文筆是一致的。從他對知識分子一貫的偏見,從解放後他發動的歷次矛頭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的實踐來看,這也只能是他的手筆。他是有遠謀大略的,是從全局的大政策考慮的。別人沒有這個資格、也沒有這個膽略發出這樣的指示。

我請李普同志問過一些健在的老一代革命家,希望能從他們那裡得到某種實證。杜老潤生對他說,解放初期,他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書長的時候,曾經看到過這個關於對待地下黨的十六字方針的文件。2006年2月,李普再請杜老談談有關這個文件的具體情況。杜老說,這個文件確實是他自己看到的,一點不假。但是對於文件上的十六字批示以外的細節,93歲的杜老已經記不起來了。

至此,我的尋根問底算是到了頭。能不能再進一步從中央檔案館找到這份文件的原件,或者其他可以引證的文字材料呢?由於文件本身的敏感性,在當前我國的保密制度下,還不能作這樣的奢望。本文只能暫時“立此存照”,留待日後的史學工作者在有條件的時候加以查證。

從南京地下黨說起

實踐是最雄辯的歷史見證。從1949年下半年開始,就在解放不久的南京對地下党進行整黨。整黨的根據是:地下黨組織不純,反革命混進來了;許多新黨員是在國民黨大勢已去的時候入黨的,“動機不一,成分複雜”。鄧小平1949年9月17日在南京市黨的支部書記和排級以上黨員大會上做題為《忠誠與老實》的報告,就是這樣講的。鄧說,華東局指示必須對南京地下党進行整頓,而南京市委組織部門不同意,不認真執行,這是“無組織無紀律”。他一再強調,革命勝利一是靠黨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軍;地下黨有功勞,但是第三位的。他嚴厲地批評了南京地下黨的同志對軍隊幹部不服氣的情緒。

看來,對於所謂南京地下黨“組織不純、成分複雜”的情況,是由南京解放之初重新組建的市委的領導人報告了華東局的,也轉呈了黨中央、毛主席,並請示對地下黨的處理方針。其他新解放地區也會有類似的報告和請示。毛澤東批示的這十六字方針,應該就是對於這類請示的回應。南京解放後,市委組織部的一位老同志就曾對原地下黨學委負責人說,黨組織在一次會上傳達了中央精神,點明全國有四個地區地下黨組織嚴重不純:南京,福建,廣西,雲南。實際上,未被點名的地區的地下黨也逃不出劫數。

南京從1949年9月開始進行解放後的第一次整黨。其他新解放地區也先後進行了整黨。整黨的矛頭主要是對著地下黨的。

無論當時南京地下黨的某些黨員是否有什麼嚴重問題,但對作為在國民黨心臟地區進行長期鬥爭的一級組織,應該做出怎樣的總的評價呢?對於那些在解放前夕最黑暗最危險的時候堅持鬥爭,不怕殺頭、坐牢的革命者(包括那些入黨不久的新黨員)又該怎樣評價呢?

先從南京地下黨領導層說起。地下黨市委書記陳修良,是一位早在1927年參加黨的老資格的女革命家。南京解放後,解放軍二野、三野的部隊和南京地下黨會師,成立了以劉伯承、宋任窮(之後是粟裕、唐亮)為首的南京市委。陳修良在市委中被安排了個組織部長的位置。她在上述整黨問題和對待解放軍和地下黨的關係上吃了批評,被調離南京到上海、杭州工作,“降級使用”。到了“反右派”運動中,她和她的丈夫沙文漢(當時任浙江省省長)都被劃為“極右”,時為黨內職位最高的“大右派”。

再看看青年團南京市委的情況。從1949年夏開始建團起,一直都是由地下黨員擔任領導骨幹的。整黨一來,團市委的書記、副書記均被撤換、調離,書記改由三野的一位團政委擔任,組織部長也換成部隊調來的團級幹部。此後還曾從南京軍區政治部青年部調來一位長於唱歌跳舞的女幹部擔任團市委副書記。整黨完成後,那位團政委調往上海高就。到1956年我離開南京時,團市委書記還是由一位從蘇北地方部隊來的一位原營級幹部擔任的。當然,這些從部隊來的幹部也都是很好的黨員。但是,難道地下黨員就都是不堪擔當重任的好黨員了嗎?

據南京一位從事黨史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告訴我,南京這次整黨從1949年9月到1950年,並沒有查出一個貨真價實的現行反革命,而在2000多名地下黨員當中,卻有300多名受到開除黨籍、取消候補黨員資格、退黨、“停止黨籍待審”等等各式各樣的處分。

整黨之後,又經過不止一次的政治運動,大規模的“反右派”運動開始了。原任團市委副書記、團市委各職能部門的領導人,以及被“降級安排”到其他崗位上的知識分子幹部(都是解放前參加地下黨的),幾乎被一網打盡;少數“漏網”未戴右派帽子者,也落得個或明或暗的“控制使用”。

全國各地大體都是這樣

只是南京團市委是這樣的么?不,南京其他機關大體如此。只是南京一地么?不,全國各大城市知識分子出身的地下黨員的命運,也大體如此。說“大體如此”,是因為各地情況總有某些差別。但也就是某些差別而已。原中共長沙市委秘書長劉晴波(地下黨員、原中大學生運動領導骨幹),因對肅反工作提了點意見,被打成“反黨集團頭子”。在北京,原昆明西南聯大地下黨骨幹,如袁永熙、李凌等,一大批優秀的地下黨員被劃為“右派”。

福建是地下黨的一個知名的重災區。據《百年潮》雜誌刊載的一篇文章記述,項南1981年到福建的時候,發現大批解放前在複雜條件下堅持革命鬥爭的出生入死的閩浙贛、閩西南地下黨同志,解放後蒙受冤屈長期沒有得到平反,甚至到了1978年還把一批原閩中地下黨負責人當作叛徒、特務、內奸開除黨籍,逮捕入獄。三大冤案涉及一千多名地下黨員,大多是地下黨在廈門大學、集美學校和其他院校吸收的革命知識分子。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留在雲南的地下黨領導人鄭伯克和各地地下黨組織建立和領導的反蔣武裝滇桂黔邊區縱隊(簡稱“邊縱”),在三年多時間裡,在城市民主運動推動下,以大批大中學生為骨幹,發展成為主力隊伍5萬多人、縣區民兵10萬餘人的武裝力量。他們的戰鬥活動遍及滇桂黔三省的147個縣境,在當時大約兩千萬人口的廣大地區,建立起來12塊游擊根據地,解放了91個縣城。在雲南境內的是60個完整的縣份。建國後,在“整黨”、“反地方主義”、“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歷次政治運動中,雲南的地下黨員和“邊縱”人員,大都成為重點審查、鬥爭對象,被強加了許多污衊不實之詞,受到種種迫害,並且株連家屬子女。只是在一個“反黨集團”冤案中,定為“反黨集團骨幹”的省管幹部就有158人,其中有地下黨幹部122人。此外還有大量從各地各級組織中“深挖”出來的“反黨集團”的“釘子”“爪牙”……很多人在莫須有的罪名下被限制使用,開除公職,甚至長期關押,有的被迫害致死。

隨解放軍南下的知識分子幹部也不能倖免。這裡有個佐證。1998年2月19日《雲南日報》以省委名義發表了一篇紀念西南服務團(以南京等地地下黨員、新青社員和民主運動積極分子為骨幹的為解放大西南工作的一支隊伍)進軍雲南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某人回憶鄧小平1949年在南京的一次講話,其中說參加西南服務團的青年學生思想動機不純,說對他們可以分為六種類型:革命團,吃飯糰,戀愛團,回鄉團,遊山玩水團,升官發財團。此文引起了原西南服務團的老同志的強烈不滿和抗議。而據有關部門材料,在雲南解放初期的剿匪鬥爭中,西南服務團的成員表現得非常英勇,在戰鬥中犧牲的有90多人。而在後來的“反右派”運動中,他們不少人被打成“右派”,被發配到邊遠地區窮鄉僻壤從事苦役,有些人就無聲無息地死在遠方。

四川也是地下黨的一個重災區。據四川老黨員張文澄生前在一次報告中說,全四川解放的時候有地下黨員約12000名,解放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大批大批受到錯誤處理,到80年代初,剩下不過2000人。

對廣東(包括海南)地下黨的整肅也是以“反對地方主義”的名義進行的。到了“文革”期間,廣東地下黨受到更加殘酷的迫害。

其他地方的地下黨的命運也大體如此。廣西在抗戰期間建立的接受黨的領導的進步青年組織“學生軍”的冤案,陝西西北大學地下黨的冤案,都是到80年代才昭雪的。

這樣的事情太多了,舉不勝舉。從鎮反、肅反擴大化,從潘漢年案、胡風案等頂級大案到橫掃全國知識分子的“反右派”運動,更不必說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知識分子地下黨員已經被“消化”、“淘汰”得乾乾淨淨了。“文革”期間,一位軍區司令員竟公然說:“地下黨沒有一個好人!”江青曾說:四川地下黨都是叛徒。

對於地下黨的歧視和迫害,並不始於全國解放之後。早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就把國民黨統治區若干個省的地下黨說成是國民黨特務製造的“紅旗黨”。冒著千難萬險從國民黨統治區到了延安的許多地下黨員就曾被誣為“紅旗黨”分子。以四川地下黨為例,當時省工委主要負責人鄒風平就被打成“紅旗黨”特務,整得死去活來,最後留下一首絕命詩:“冤死慈親手,淚眼望飛雪;委屈並無怨,忍痛護高節。”憤而自盡。原成都地下黨市委書記韓天石也曾被打成“紅旗黨”特務(解放後又曾被列入“高饒反黨集團”)。原成都地下黨員胡績偉當時在延安也險些“入圍”,由於西北局組織部長李卓然作保,才成為“漏網之魚”。

針對的主要是知識分子

對於“文革”期間原地下黨員普遍遭到誣陷和殘酷迫害,人們有一種解釋,說目標是對著周恩來總理的。這話有道理,因為抗日戰爭時期以周恩來為首的南方局(包括以後的南京局、上海局)領導著整個國民黨統治區地下黨的鬥爭。把地下黨統統抹黑了,總賬就要算到周恩來頭上。現在看來,事情還不僅如此,還有更遠的源頭,更深刻的背景。把“文革”中迫害地下黨員和知識分子的現象,用全國解放之初就提出的對地下黨的“十六字方針”來審視,人們就會大徹大悟,甚至大吃一驚。原來在毛澤東的建設“““““新中國”””””的大戰略中,原地下黨員和其他從事地下鬥爭的革命知識分子,最終是要被“淘汰”乾淨的。“文革”可說是毛澤東“淘汰”這些人的總策劃中的最後一章。

在同友人們交換意見的時候,我們以為,這個針對地下黨的方針,實質上主要是針對知識分子的,因為知識分子是地下黨的主要構成。(也許,只有像上海那樣的少數大城市裡,地下黨隊伍里才有一些產業工人,而工人入黨的初始媒介也大多是知識分子。)

他們是些什麼人呢?在以青年學生為主的愛國民主運動中成長起來的大量積極分子參加了地下黨,並且輻射到蔣管區的各個階層,包括打入國民黨的機要情報機關中的革命者;再就是一大批文化人和民主人士,他們或者是早期就參加了共產黨、長期從事新文化新思潮傳播的老黨員,或者是從革命的同情者到走進黨的隊伍,成為文化戰線、統一戰線中的戰士。一般說來,他們的出身成份和社會關係比較複雜,而這正成為被整肅的一個重要理由。

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毛澤東主要依靠農民武裝,但也還需要以知識分子為主要成分的地下黨“配合”。政權到手後,在接管大城市的時候也還用得著他們,因為他們熟悉城市情況。此後為確保“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再需要他們了。即使有時候還得用一下,也只是用他們的知識,而不讓他們參與重要的政治任務。(極少數被認為“改造好了的”除外。)在依靠農民武裝起家、又用列寧和斯大林的某些理論裝備起來的他看來,知識分子是附著在資產階級的“皮”上的“毛”,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他早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就宣布,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將是此後國內的基本矛盾。對他來講,這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最喜愛發表獨立的見解,是最有能量對個人權威、專制獨裁提出挑戰的危險分子。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胡耀邦提出幹部要年輕化、知識化,地下黨員本應有機會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他們絕大多數已經年過花甲,胡耀邦搶時間也只能任用其中歲數還不過大的很少數人,讓他們擔任了比較重要的領導職務。這只是曇花一現,因為他們已臨近離休年齡了。

知識分子出身的地下黨員解放後被壓制、被整肅的現象,我曾和解放前曾任上海地下黨學委領導人的吳學謙討論過。80年代時任外交部長的吳學謙訪問埃及,在他下榻的飯店裡,我單獨同他作了一次與訪問無關的談話。我們都對上個世紀40年代參加革命的那一代知識分子黨員的命運感嘆不已。他們在抗日救亡和反獨裁的民主運動中鍛煉成長起來,為“““““新中國”””””的誕生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並為建設“““““新中國”””””培養了大批幹部。“““““新中國”””””的建設宏圖正是他們施展才智的預定舞台。但是解放後,他們卻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祭品。比較而言,一二九運動中那一代革命知識分子,到延安的比較多,雖也遭受了“整風、搶救”的磨難,但畢竟還有屈指可數的被認為“改造好了”的黨員得以在較為重要的崗位上盡其所能。此後的一代知識分子就再沒有過他們的春天。

在中國革命的歷史長河中,地下黨既是中國共產黨的搖籃時代的全部,又是革命力量發展直到勝利的重要組成部分。建國後,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了,地下黨早已成為歷史陳跡。在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不少原地下黨員和某些地方地下黨組織被歪曲、被偽造的歷史,在內部已經改正。黨內外知識分子的命運已經大有改善。但是,至今,已經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史冊並沒有完整地如實地公正地記述地下黨的歷史。但願有一天能有這樣一部黨史問世,能夠引人思考,能夠給後人留下珍貴的史料,使人們能夠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真實地,而不是歪曲地,解讀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也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為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歷史進程中的貢獻和他們的命運,作出一個公正的評價。

2004年11月初稿,2007年5月改定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共識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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