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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來浩劫:被騙走房子的老人們

63歲的仝豫湘自1988年至今,因‌‌「被騙‌‌」曾先後打過9場官司。‌‌「每年都要被騙走幾萬塊,‌‌」仝的兒子王帆告訴記者,‌‌「賣保健品的小姑娘一進門就跪下磕頭認乾媽,她就任人擺布了。‌‌」自1995年離異後,仝豫湘常年獨居,她自稱感到孤獨,常流連於各種老年人聚集的場合。

楊秀英是親眼看著兒子咽氣的。

眼見著兒子的胸膛不再起伏,氣息由微弱逐漸消失。她抓著兒子的手,竟哭不出來。她這樣解釋自己沒有流淚的原因:覺得兒子活著太苦了。

這天早上,沒有任何徵兆地,39歲的兒子在走去衛生間的路上突然跌倒,3次試圖站起來,最終失敗了。在鄰居的幫助下,楊秀英母子坐上了救護車。兒子抓著她的手說:‌‌“媽,我腦袋疼。‌‌”

醫院給出的診斷是急性腦出血,搶救無效。楊秀英將兒子的發病歸咎於自己——她認為,兒子的意外發病是長期的壓力導致,而壓力始於自己無知被騙,不僅失去房產,更讓整個家庭背上巨額債務。性格敦厚的兒子知道後,不曾沖她發過脾氣,但她猜想,兒子是將所有情緒都藏在心裡。她曾目睹過兒子背地裡唉聲嘆氣、借酒消愁。

‌‌“從得知我被騙,之後的一年裡他壓力太大了。‌‌”楊秀英雙手抱頭,五官糾纏在一起,露出極度痛苦的表情。事實上,在兒子去世前的8個月,她癱瘓在床多年的老伴也因得知失去房產而情緒激動,在她眼前咽了氣。

至親的相繼去世令她極度內疚,她無法用連貫的語句回憶被騙的經歷,往往剛說幾句,就面容扭曲,泣不成聲。

北京老年維權服務熱線自去年7月開通以來,接到了上百起與楊秀英遭遇類似的諮詢。律師康欣在過去一年內先後接待過幾十名失去房產的老人:他們都曾在公證處簽署過以名下房產抵押貸款的協議,並自稱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籤署了全權委託協議,委託第三人全權處理自己的財產。

接下來的事件走向一致——老人們分別於某一日被告知,自己的房產已被賤賣過戶,交易價格往往遠低於市價。而房款早已被當初委託的受託人代為償還老人欠下的貸款,分文不剩。更有甚者,由於交易價格過低,變賣房產後仍資不抵債,不但失去房產,還欠下了高利貸。

騙局通過一系列正規的法律文書披上了一層合法外衣,不止一位專事詐騙訴訟的律師都驚嘆布局之縝密。

維權的難度與騙局的精密程度成正比。一些家庭自此開始了艱辛且漫長的求訴道路。在重大財產損失的巨大變故前,家庭倫理遭到考驗,也鏡像般地映射出人性的多面。

失所

在最初無家可歸的日子裡,受害老人多少都經歷過不同程度的流浪:醫院、ATM取款廳、麥當勞等24小時營業的公共場所,通常成為他們的選擇。他們大多沒有子女在身邊照顧,或是出於各種原因,想方設法地向子女隱瞞。

77歲的韓淑雲失去自己唯一的房產已經接近一年,她至今將此事瞞著自己的子女。她的兩個兒子於1989年春移民加拿大後再未回國,唯一的女兒正經歷乳腺癌末期的折磨。2017年過年,為了躲過女兒女婿的過年拜訪,她與老伴謊稱與親友去山西過年,實則無處可去,老兩口在肯德基內坐了一晚又一晚。

時間久了,當老人們清楚地意識到,再也無法返回自己的家中時,另尋租處成為他們唯一的選擇。他們無法承擔城區內的租金,因而四環以外的地方通常是起步的選擇,而隨著經濟日益窘迫,租處會逐漸向更偏遠的地方轉移。

落魄的境遇對心態產生多少影響,則因人而異。一位63歲的阿姨受害後被迫住到了東六環外的村莊,她租下的小屋緊挨著一座垃圾站,蒼蠅在屋內迴旋,她依然每天穿戴整齊,化些淡妝,往返於城區會見自己的援助律師。她說:‌‌“我要美美地活著。‌‌”

更多老人難以面對巨大變故對生活的重擊。兒子去世後,楊秀英因無家可歸,輾轉被河北的一間寺廟收留。許多個夜晚,她閉上眼睛,彷彿見到兒子身處地獄。類似的夢魘時常纏繞著她。只有迎著木魚聲每天誦經,她才能獲得稍微的寧靜。但寺廟裡也有人背地裡嘲笑她:傻,連房子都會被騙。

2015年3月,67歲的楊秀英被一個剛認識不久的男人哄到北京方正公證處,在一系列文件上籤署下自己的名字。她稱自己並不知道‌‌“公證‌‌”是什麼意思,也沒有公證員向她解釋合同的條款。帶她來的男人一手摁著合同正文,一手翻著頁腳,催促她逐頁簽字。合同厚達幾十頁,楊秀英甚至連首頁的內容都沒看仔細。

‌‌“簽(合同)的時候沒有任何懷疑,他(騙子)說得很肯定。‌‌”楊秀英回憶,她輕信了騙子的空頭承諾:將名下的房產抵押借款3個月,所得借款轉交他代為投資理財,屆時將有10%至15%的高息回報,到期還能全額返還本金。

‌‌“(承諾)每個月能有十幾萬的利息返還給我,3個月就能賺幾十萬。‌‌”楊秀英因此動心。可實際上,她統共只收到過9萬元左右的利息,本金也沒有歸還。

受害老人大多受高息誘惑,接受採訪時,許多人懊悔自己的‌‌“貪心‌‌”。

一對老夫婦本打算將‌‌“投資所得‌‌”用於環遊世界,他們結婚36年,‌‌“一輩子勞勞碌碌,照顧父母,照顧孩子‌‌”,‌‌“就想老了為自己活一回‌‌”。另一名老太太則不甘退休後的身份落差,潛意識中‌‌“想證明自己老了還有賺錢的眼光和本事‌‌”。更多老人則出於為子女籌謀,‌‌“手裡有錢,以後病了癱了,就能給孩子減輕點負擔‌‌”。

針對老人各樣的心理,騙局設計的名目繁多。數十個案例中,誘使老人抵押房產的名目包括:出境旅遊、項目投資、以房養老……種種名目本質上來源於一場有備而來的‌‌“銀髮收割‌‌”——缺乏法律常識的老人們在騙局面前往往難以脫身。

缺位的屏障

並非所有老人都奔著高息入局。少數案例中,老人只為幫親友貸款,自願用名下房產為其抵押,但‌‌“稀里糊塗地簽下一份全委協議‌‌”;更有極端案例中,騙子以‌‌“出國旅遊需做相關公證‌‌”為由,欺騙老人簽下‌‌“全委協議‌‌”。

受害老人多出生於上世紀40至60年代間,法律意識淡漠,往往有不止一次的被騙經歷。多名受害者子女介紹,自己的父母每年都有幾千至幾萬的受騙損失。

63歲的仝豫湘自1988年至今,因‌‌“被騙‌‌”曾先後打過9場官司。‌‌“每年都要被騙走幾萬塊,‌‌”仝的兒子王帆告訴記者,‌‌“賣保健品的小姑娘一進門就跪下磕頭認乾媽,她就任人擺布了。‌‌”自1995年離異後,仝豫湘常年獨居,她自稱感到孤獨,常流連於各種老年人聚集的場合。

2013年,仝在一場類似於傳銷會的老年人學習班中結識了一個人,對方騙走她一套位於柳芳的房產,當時市價400萬元。3年後,她再次陷入類似騙局,致使她名下所剩的唯一一套房產也岌岌可危。

王帆向記者出示了今年年初仝豫湘在北京安定醫院接受的精神檢查報告,報告顯示,仝豫湘患有精神抑鬱,醫生在與其交談中發現其言語無邏輯、意識錯亂的表現。‌‌“我強烈懷疑我媽在做公證時是否意識清醒,‌‌”王帆對記者說,‌‌“涉及房產處置這麼重要的事情,公證處不能只是一個擺設,他們應該盡把關的義務。‌‌”

今年4月至今,王帆要求方正公證處調取母親辦理公證時的完整錄像,均被拒絕。多名受害者子女表示,要求調取公正影像資料無果。

2014年12月的一天,當張英在公證處看到那份母親王素琴‌‌“曾經‌‌”簽署的‌‌“全權委託書‌‌”時,不禁驚呆了——上面的內容顯示,母親全權委託了一名素不相識的陌生人買賣自己的房產。

在此之前,王素琴位於索家墳的市價500萬的房子以100萬的價格被賣出,而她直到被清戶的那一天,才知曉這個事實。

那是一個初冬,來人擊碎了窗戶的玻璃,剛做完腰椎手術不久的王素琴躺在一床玻璃渣子上動彈不得,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一群‌‌“強盜一樣的人‌‌”將她的房屋搬空。86歲的老伴急忙跑到派出所報案,跌了一跤,磕破了嘴,滿臉是血。

可警察的出現並沒有改變事情的結局,最終,他們連同子孫三代一家七口,被趕出居住了數十年的家。

‌‌“我們事後回憶起,我母親被陌生人帶去公證處簽署‌‌‘全委’協議時,她的結婚證在我手裡,這將直接導致她當天簽署協議時證件不全。‌‌”張英接受採訪時說,‌‌“我們有理由懷疑公證處涉嫌銷毀、篡改、偽造文件。‌‌”

簽署‌‌“全委‌‌”協議時,老人是否知曉合同內容,公證處是否盡告知義務,成為眾多事主子女事後追責的一致疑問。

8月的一個上午,數十名被害者及其子女聚集在方正公證處討要說法。

在一名受害者子女出示的公證文件中,手寫申請部分出現了一處難以辨認的手寫漢字,既像‌‌“借‌‌”字,又像‌‌“售‌‌”字。一位從事筆跡鑒定的專家給出意見,該字絕非一筆寫成,有違普通的書寫習慣。

另一名受害者的子女則出示了一張真實性存疑的照片複印件:那是一張公證處出具的影像記錄,但事主堅稱自己當日從未到公證處辦理過公證。照片中的背景模糊,事主要求公證處提供原件無果,並被告知‌‌“照片的電子原件存在公證員的電腦里,並不一定會保存‌‌”。

裂變

通常是在被暴力清戶的那一天,老人突然得知自己居住了多年的房產已經易主。陌生的來人拿著寫有新戶主名字的房本,堂而皇之地僱傭搬家公司強行清空屋裡的傢具。

上門清戶的大漢來歷不明,但個個人高馬大,有些還刺有紋身。通常,他們會用大榔頭硬生生地將門鎖砸下,換上新鎖。

由於老人們曾簽署委託第三人全權處理財產的協議,房產早已悄然過戶給關聯人,即使叫來了公安也無濟於事。

驟然降臨的噩耗並非所有老人都能承受。

一位70多歲的老人在得知失去房產後當場突發腦溢血,經搶救無效死亡。他的女兒,也是事件的參與者,因此精神失常。

有人死了。但活著,或許是更大的煎熬。

因遭受巨大打擊,韓淑雲的神經系統開始出現病變,好幾次,她會突然歇斯底里地發作,大喊、撓牆。有一回,老伴高長德實在摁不住她,情急之下跪在地上給她磕了好幾個響頭,才讓她消停下來。清醒後的韓淑貞痛不欲生,‌‌“他把我的心都磕碎了‌‌”。

還有不少事讓她心碎。她曾兩度在床褥下找到老伴寫下的遺書:‌‌“我一輩子就掙了這麼一套房,被你給弄沒了。我先走了,你再陪著孩子過兩年吧。‌‌”

‌‌“現在我們境況困難,需要相互扶持。等有一天房子要回來了,我馬上就和她離婚。‌‌”今年8月,這對結婚41年的老夫婦並排坐著接受採訪時,丈夫說出了這句積壓在內心已久的話,而妻子沉默,趴在桌上將頭埋了起來。

失去房產後,晁淑蘭至今沒有見過自己的大兒子。兩年前,她與老伴李振海分別於騙局中失去了名下的兩套房產——這致使分別居住在其中的兩個兒子無家可歸。大兒子因此‌‌“幾乎瘋了‌‌”。

‌‌“我不敢見他,怕他罵我、打我。我受不了。我現在的身體受不了氣。‌‌”79歲的晁淑蘭提及兒子不禁掩面。大兒子因身體不好,長期無業,靠低保與父母的接濟生活。而家中房產的變故,使他原本岌岌可危的婚姻徹底決裂。

80歲的李振海至今隨時面臨來自兒子的暴力。事發後的第2個月,李振海去看望兒子,眼前的景象讓他心酸:風扇折了,衣櫃門被拽下,玻璃全被砸碎……

‌‌“他心裡也苦,是我們對不起他。‌‌”採訪這天,他的T恤少了兩顆扣子,那是前一天,兒子拽起他的衣領扯沒的。

失去房產的同時也失去親情的,還有王素琴與丈夫張增印。他們畢生奮鬥所得的70平米紅色磚房,是祖孫三代七口人的主要資產。這戶擁有4名傷殘人士的特殊家庭,曾是街道幫扶的重點對象,全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來源於底樓兩間門臉房的租金。

沒了房子,北京不再屬於這戶老北京人。他們如同被放逐一般,緩緩地向城郊遷居。女兒張英帶著年過八旬的父母和她腦癱的兒子,從西直門逐漸往外挪動:清河、西三旗、郊區的農民房……最後,他們定居在沙河鎮。因地處偏遠,和不曾說出口的心結,兩個兒子極少來看望家中二老。

2014年的過年,大孫女從日本回國看望爺爺奶奶,交談中說出了一句話,深深刺痛了兩位老人:‌‌“我以後再也不回來了,沒有窩了。‌‌”王素琴哭了很久。

作為公證事件的發起者,張英在家庭中一直承受著巨大壓力。當初相助的朋友已經不見蹤影,兒子最初得知時揚言要與她斷絕關係。‌‌“你不知道我殘疾嗎?房子都沒了我拿什麼找對象?‌‌”一次爆發中,兒子扭曲著臉結結巴巴地沖她發難。

‌‌“我的兩個哥哥應該是心裡埋怨。‌‌”採訪時,張英細細地分析家人的看法,‌‌“侄女應該也挺恨我,她的孩子快上學了,沒有城裡的戶口,就上不了好學校了。‌‌”她的語氣平靜,神色卻流露出內疚。距離她兩米遠處,86歲的老父親正躺在床上養神,假裝沒有聽見。

維權

矛盾爆發幾乎是所有受害家庭難以避免的一幕,李陵也曾經歷過與母親徹夜爭吵的一晚。

2015年,母親張培瞞著她簽署了抵押房屋借貸與全權委託兩份協議,最終陷入騙局。在房產被法院強制執行拍賣之前,李陵當機立斷,籌措了217.6萬元(其中包括160萬本金,57萬餘利息)還清貸款,贖回了房子。而這部分錢款,今後要追回難度很大。

‌‌“很多時候我沖她發脾氣,其實也是內疚,還有心疼。‌‌”李陵回憶起母親的遭遇,禁不住哽咽落淚。

2016年,她在母親手機上發現一條母親編寫的奇怪的簡訊:‌‌“楊總,那160萬您放心,我一定還給您……‌‌”自此,像擠牙膏似地,母親一點一點坦白了自己被騙的經過。

‌‌“開始是震驚和氣憤,越往後越心疼。‌‌”李陵逐漸發現,母親長期以來遭受恐嚇與威脅。當‌‌“理財人‌‌”不再為張培向銀主償還利息時,小貸公司便開始了長時間的涉黑逼債:發侮辱簡訊,門上潑狗血,寫大字報,砸電錶,堵鎖眼。

這一年的5月9日,張培被銀主約至西直門一處咖啡館,對方稱張培超過兩月未按時付息,額外欠下自己25.6萬元,要求張培當即簽下一張欠條,張培不從,雙方僵持3個小時。

對方不斷用惡語辱罵張培。期間,張培向自己的理財人撥打了3個電話,但始終沒有打給自己的女兒。‌‌“怕那伙人身上帶著刀子,我嚇傻了。‌‌”張培事後回憶。最終,她在欠條上摁下了手印。

越了解騙局原委,李陵越是感到,老人的無知不是此類騙局暢行的關鍵原因。‌‌“在這類騙局中,小貸公司是否非法斂財、公證行為是否違規操作、涉事多方的潛在關聯,每一項都值得細細拷問。‌‌”一名接近公檢法系統的人士向她表達了這樣的看法。

儘管自知損失難再追回,李陵還是帶著母親走上了維權道路。

2016年的夏天,李陵跑了大大小小几十處地方,‌‌“看到有國徽的地方就想往裡沖‌‌”。

李陵不服輸,許多個場合下,她激動地向工作人員拍起桌子。這時,母親會用陌生的眼光望著她,那個內向順從的女兒不見了。

維權所消耗的成本,並非每個人都能承擔。

‌‌“許多子女因維權丟了工作,普通單位怎麼能容許員工一而再、再而三地請假?‌‌”中央美院畢業的李陵在一所初中教授美術,全靠校方的理解,她得以抽身維權。

有一回,她花了一整個上午跑了幾處地方,沒來得及吃午飯,便要在下午1點15分前趕回學校給學生上課。她一路小跑進教室,連連向學生道歉,講著講著,突然蹲下哭了。

8月的一個下午,她坐在我面前,翻開去年的日記,裡面記滿了她的維權行程。她曾經習慣記錄在日記中的閑適與美好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案件信息梳理與一段段申訴行程。

今年2月,涉嫌詐騙張培等多名受害者的嫌疑人被批捕。負責案件的警官給李陵發去簡訊:‌‌“趕緊和老人說說,好歹能開心過個過年了。‌‌”

但李陵並沒有告訴母親。‌‌“我不想讓她空歡喜一場,‌‌”她解釋道,‌‌“我知道,那離追回損失,還太遠了。‌‌”

止損

定罪意味著討回公道。但在現實層面中,騙子往往沒有償還能力,受害者的經濟損失仍然無法追討。

‌‌“財產早就進行轉移了。‌‌”一名代理過多起類似案件的律師表示,‌‌“許多騙子寧願坐幾年牢,換得家人富貴。‌‌”

記者查閱裁判文書網發現,今年3月的判例中,一名使用類似行騙手段的女性罪犯劉某,涉案金額4600多萬,牽連29個家庭,最後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定罪,判刑6年。

‌‌“以黑制黑‌‌”的討債方式被催生出來。一名受害者因失去房產被家人‌‌“掃地出門‌‌”。絕境之下,她選擇前往騙子服刑的監獄附近,坐等騙子出獄。她意圖效仿江湖上流傳著的一個傳言:一名受害者僱傭了黑社會,將剛出獄的騙子一路綁架到山西某偏遠山區,‌‌“挖了個坑,在黃土裡埋了半截,騙子嚇壞了,吐出了部分賊贓‌‌”。

越來越多的受害家庭將目光聚焦在止損上。

儘早發現房產轉移、並通過法律途徑阻止買賣是唯一的止損辦法。不過,為了阻止原戶主通過訴訟途徑要回房子,受託人將房產悄然轉手的同時,新買主通常會將房產再做抵押,此舉在行內被稱作‌‌“上釘‌‌”。

‌‌“一手買賣及時發現還能夠通過打買賣合同無效的官司來追回,房子一旦過了二手,就幾乎沒有追回的可能了。‌‌”剛打贏一宗此類訴訟的律師王茂表示。

為了阻止二手買賣,拒絕交房也是一種保衛途徑。現年68歲的劉月本應在去年10月就被趕出家門,然而在清戶當天的深夜,她立誓與自己的房產共存亡,便雇了開鎖匠再度將房屋換了鎖,又搬了回去,兒子還在防盜門內又裝了一扇大鐵門,以阻擋‌‌“再來騷擾的流氓‌‌”。

幾天後,在律師的建議下,劉月向法院提出訴訟保全,阻止房屋再次買賣,暫時保住了房子。

並不是所有受害者都有維權的意識。不少人依然對騙子心存幻想,甚至有人希望發展‌‌“下線‌‌”,試圖拉更多人入局,以期從別人的損失中撈回自己的本金。

‌‌“騙子曾經承諾過,多拉一個人進來,我的利息就可以翻倍。‌‌”劉月回憶,‌‌“我拒絕了,但有人這麼做。‌‌”

一個老人曾經拒絕了劉月做訴訟保全的建議,一心期待與他人合力將騙子保全,只因騙子曾向她承諾‌‌“我拼了命也要把房子給您要回來!‌‌”

最終,這位老人的房產於幾個月後又經歷了多次交易,徹底無法追回。

無解

前不久,晁淑蘭在醫院做了胸部CT,醫生指著她肺部的一塊陰影說,可能是肺癌。她當時就哭了,腦子裡‌‌“嗡‌‌”地一聲。她哭求醫生:‌‌“你幫幫我,我要死了的話,這點退休金沒法補貼兒子了。‌‌”

那天,她咬咬牙掛了個100塊錢的號,心想‌‌“怎麼也要活到討回房子的那一天‌‌”。

8月17日下午,她和老伴隨眾多受害者上公證處維權。今年7月,多起‌‌“以房抵押‌‌”騙局事件被媒體報道後,涉事公證處被司法部責令調查整頓,司法局出台新規:公證機關為60歲以上老年人辦理賦予強制執行效力公證或涉及處分不動產的委託公證時,老年人必須由成年子女陪同,必須進行錄像。

‌‌“這是沾著這些老人的血淚寫出的新規!‌‌”一名子女代表在發言時提高了聲調。在她身後,一位老人的聲音穿破人群:‌‌“好多人在哆哆嗦嗦地走向死亡。‌‌”

事實是,即使有希望追回損失,老人們將面臨的也是一場持久戰。這不光需要經濟實力,也需要時間。

律師王欣毓代理的上一宗房產糾紛案歷時4年,換了3任法官,她才為事主追回了部分經濟損失。去年,她接手了晁淑蘭的房產糾紛案。‌‌“這是我代理過的最艱難的案子,民事套刑事,套了十幾個訴訟。‌‌”採訪的當天,她拖著一整箱的材料。

她親眼見到負責某起訴訟的法官,在短短半年內從一個‌‌“剛畢業的白凈帥小伙‌‌”,變成了‌‌“滿臉爆痘、逐漸消瘦的小老頭‌‌”。她無法向二位老人解釋,‌‌“為什麼法官不能儘快幫助他們‌‌”。

‌‌“要走的程序太多,案件的推進需要公、檢、法各方的一致推進,任何一環落下,整個過程就需捲土重來。‌‌”王欣毓搖了搖頭,憑藉她的判斷,要想打贏這場官司並追回損失,‌‌“完完整整需要10年‌‌”。

她思慮再三,沒有將這句話告訴晁淑蘭。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康欣、韓淑雲、高長徳、李陵、張培、劉月均為化名。)

實習生張家碩、黎詩韻對本文亦有貢獻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每日人物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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