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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無奈」:「泄洪」後的北京城

臨近年底,北京新的行政辦公區已經展露真容。根據日程,今年底,北京市第一批辦公人員就要入駐遠在東六環之外的新辦公區。而到明年六月,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部門就要遷到通州辦公區。隨後的搬遷涉及四萬餘人,日程要迤邐排到2020年以後。

為此,前期工程已經緊鑼密鼓,而且想了不少便於搬遷的主意。例如,很多傢具都從2014年出台搬遷計劃時就開始訂製生產,存放在庫房裡,不至於匆忙搬遷中使用的新傢具出現污染物超標——不過,即便如此,絕大多數的北京市公務員還是選擇了把舊傢具搬到新辦公區使用。再如,在辦公樓裝修時,大量使用了此前黨政部門所不常用的金屬和玻璃材質,這同樣是出於環保的考慮。

這些看似體貼入微的小舉措背後能夠折射出一點:即使在公務員內部也對搬遷持保留態度,必須在各方面考慮更為周全,用來略微降低人們心中的怨氣。

這片現在被叫做“城市副中心”的北京市屬行政辦公區,是北京市用來承接人口疏解的第一片泄洪區——按照規劃,沿天安門向東31.6公里的通州辦公區,未來面積將達到155平方公里,承載約150萬的人口。這些人口主要來自於北京市屬機關部委工作人員及其家屬,從而使得通州能夠承接來自北京城區的人口泄洪。

另一個泄洪區則是距離天安門向南146公里的雄安新區。

根據規劃,雄安新區將在2020年前承接155萬人口,這些人口主要來自於從北京疏解出去的央企和非核心辦事機構、教育機構等。隨著時間的推移,雄安新區的規劃也被描述得越來越高大上——低密度歐洲小鎮式的建築設計、全部海綿式吸水的下水系統、多使用太陽能等清潔能源的綠色環保理念……雖然這塊由本屆領導人畫出的新一代特區還沒有揭開最後的面紗,但有足夠的證據顯示,雄安新區最初設立的目標並非是要做成什麼宏圖大業,甚至時至今日仍然沒有確定的形態,而最初的設立初衷,僅僅只是為了要承接被疏散的人口。

2016年5月2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出現的一份彙報材料直到近一年後,才在《新聞聯播》的一個鏡頭裡露出真容——《關於規劃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和研究設立河北雄安新區的有關情況的彙報》。這是迄今為止有證可查的“雄安新區”首次出現在這一級別的書面彙報材料里,也證實了雄安新區與通州辦公區斗拱而據的設立初衷。

在此之前的兩年,動物園、天意、大紅門等小商品集散市場,西直河、十里河等石材建材市場已經陸續退出北京,疏解對於生活在這個城市裡的人來說並不是一個新鮮詞,但是,行政副中心和雄安新區卻與那些市場截然不同,這兩大泄洪區從一開始就毫不隱瞞地對準了公務員、金融從業者、央企員工這些傳統意義上的強勢人群。

在疏解的過程中,總有一個比喻被頻繁提及:北京只要留下“白菜心”,剝離“白菜幫”,這指的是北京的產業疏解原則:只要高精尖和高附加值的產業,而要把低端產業剔除出去。而對於人口,北京所採取的方式卻截然不同:並不是按照生產力高低作為標準,如果被列為疏解範圍,傳統意義上的“高端人群”亦不能免。

這是一道糾結難解的謎題: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城市,經濟發展都是它最重要的指標之一。即使是作為20世紀最後一隻政治恐龍的美國,在“毛頭小子”柯林頓取代布希時,直接原因就是對經濟發展的促動力度,口號更是不加遮掩:“笨蛋,是經濟”。而近年來北京的做法卻顯然背道而馳,遍及產業、人口、教育資源、醫療設施等各個方面,所做的都是在削減——從削減看得見的物質資源,到削減看不見的發展潛力和創新活力。

這足以讓生活在這個城市裡的人感到恐懼和困惑。留在北京還是離開?成為了在京高校應屆畢業生的一道選擇題。今年10月份針對在京高校畢業生的一個統計顯示,選擇畢業後留在北京的人只有57.16%,而在過去的二十幾年裡,留在北京幾乎是考進這座城市的大多數人必備的選擇。

而隨著十九大的閉幕,北京近年來這些變化的所有原因都已經找到了答案。

過去十幾年裡政治教科書里提到的主要社會矛盾,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變成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即使對官方文件的咬文嚼字不那麼敏感的人,也足以從這句話的變化上感知到未來將由此發生的變化。而作為生產力最為發達的城市之一,北京也只是首當其衝。而上海、廣州等也都受到了同樣的要求:放慢自己發展的步伐。

從1978年始,近40年的發展要義是經濟發展第一,而效率優先於公平。通過政府向社會讓渡出一定權力,使得自由經濟獲得生長的空間,從而促進民間財富的迅速積累。而在這樣做了40年後,地區間和人群間的差異已經被空前擴大。自2005年起,基尼係數就作為內部統計數字,再不向社會公開。而官方口徑中也從來諱言“階層”一詞。不過,即使看不到權威數字,從親身感受上人們也足以做出判斷:中國的階層早已分出,而評判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早已超過國際警戒線。

從全局來說,要求改變過去40年來的遊戲規則,賦予分配以更多的權重,看起來確實是一個完善而適時的選擇。而由此帶來的擔憂則是:人們需要為此調整自己的觀念方式、社會需要為此調整規則設定方式,而一切調整都不再是40年前所使用的邏輯:如果說當年中國是通過放開權力,讓渡更多自由來換取了經濟改革的飛速發展,而時至今日,已經創造了巨大經濟體量的中國則希望通過官方設計、政府傾注資源的方式來實現新的目標。

2014年,當北京市黨政部門將搬遷至通州的消息傳出,一位城市規劃專家憑藉十幾年的研究數據,經過精密測算後,得出的結論是:北京市各個部門搬出北京城區,對緩解北京各種城市運行壓力的作用幾乎為零。而最行之有效的方式,是將中央部委搬出北京——這也與60年前梁思成設計的“梁陳方案”不謀而合。而發布這一研究結果的下場則是:這位在業內名望素著的專家險些被開除公職,而北京市規劃部門的時任負責人也當即被約談,要求“管好手下的人,不要亂說話”。

當討論不可進行,執行就成了唯一方式。北京作為最接近政治中心的管轄城市,也在十九大新的社會矛盾指引下,最早做出了適應和調整。無論行政辦公場所的整體搬遷,還是不遠處雄安新區的設立,都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前所未有的大型變革,而上一次試圖以行政權力來引導人們的生活和流動趨勢,還要上溯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上山下鄉和三線城市建設。

北京為此造成的變化已經非常明顯。從本世紀以來,京滬兩個城市一直在經濟發展上不肯相讓,甚至有一個隱而不宣的潛規則,兩個直轄市城市往往是最後公布GDP數字的,雙方會互相推測、窺探,免得先公布數字的一方露了底,致使後公布的一方能夠通過修正一些數字而使得GDP數額遠遠超出。

然而,從2017年前三季度的GDP上看,落差已經形成。從GDP總量來看,2017上半年上海GDP總量比北京多1501.77億元,2017年前三季度GDP差距則為2047.72億元。

而在另一個巨大改變面前,北京不再對GDP的數字遮遮掩掩,因為它已經不是對這個城市的首要考核目標。如果說過往40年來的邏輯,是各個省市自治區紛紛拉資源、找項目,以能夠提升GDP作為行政官員考核的最重要指標的話,在未來幾年內,人們將能夠越來越多地看到這種考核形式的變化,各個省市之間不再是過去賽跑式的競爭關係,而是要在一個對全國每個省市做出不同定位的前提下,相互配合,並以自己所在領域的目標為重。有的仍然以發展經濟為首重,而有的則被要求以生態、平衡作為首要目標。

北京新任市委書記蔡奇從今年夏天以來,將精力大量用在“拉練式調研”上,他走訪的地域很多都是城區內僻靜的背街小巷,與發達面貌相差甚遠的棚戶區,或疏解後待改造的“銹帶”,使這個城市更漂亮,更均衡,是他的首選目標,儘管這有可能以經濟的下滑和市民生活的不便為代價。

一個鐵定的趨勢是:未來隨著雄安新區建設,北京同上海GDP總量差距將持續拉大。而在這個統一的藍圖規划下,很多城市的發展還將發生各種不同的變化,傳統意義上的一線城市名單將不再鎖定北上滬深,而是有進有出。先行者的步伐將被人為地調慢,而身處先行城市的人,必須率先適應由此帶來的各種變化,小至生活上的不便,大至思考邏輯和行事原則的徹底更新。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楚天 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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