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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預謀排華400萬 學者揭秘中共黨魁險喪命

——北京全靠16萬窮人解決400多垃圾場

北京驅逐外地窮人引發民憤,被指〝排華〞事件。港媒引述北京前年的計劃書指,當局預謀僅中心城六區就驅逐200萬人口,清洗行動只是剛剛開始。但海外媒體計算,實際數字是400萬。北京四周有超過400個垃圾場,全靠16萬外地窮人處理。其實,自江澤民推行“三個代表”、資本家入黨開始,中共就拋棄了工農聯盟的基礎,而步入政治、經濟和知識精英們與外國資本聯合共治的寡頭聯盟。學者何清漣對此有專著論述,隨即遭到江澤民殘酷迫害,後又發生離奇車禍,不得已逃離中國。發表何清漣文章的雜誌主編被撤職,被強令退休。

北京〝排華〞早有預謀;計劃驅逐至少2百萬人口

12月1日,香港《端傳媒》收集292條有效數據,整理出北京清理〝低端人口〞行動的地圖,以及部分受影響人數。

按照北京行政區劃分,清理整治點分布如下:朝陽區84處,昌平區50處,丰台區39處,大興區43處,海淀區31處,通州區23處,順義區11處,房山區2處,石景山區2處,西城區4處,懷柔區1處,門頭溝區1處,東城區1處。

報道引述北京前年制定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2035)》指,當局確定北京市常住人口到2020年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之後長期穩定在這一水平。並要求,〝降低城六區人口規模,城六區常住人口在2014年基礎上每年降低2-3個百分點,爭取到2020年下降約15個百分點,控制在1085萬人以內。〞

據此計算,2020年的城六區(即原中心城區東城區、西城區,原近郊區海淀區、朝陽區、丰台區、石景山區)人口將比2014年減少近200萬。

2015年12月,新華網轉載黨媒《新京報》解讀北京〝十三五計劃〞的文章,稱〝以產業疏解帶動人口疏解〞。(網頁截圖)

報道說,以2015年人口數為基準,到2020年底,西城區常住人口數將減少19.1萬;東城區減少14.3萬;海淀區銳減56.8萬;丰台區大幅減少36.9萬。朝陽區更是計劃在一年之內清退21.4萬,石景山區也計劃在2017年底減少19.1萬人。

新唐人記者發現,據中共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2016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為2172.9萬人。

那麼,如果2020年北京人口維持2300萬的話,就意味著將比2016年末增加近130萬。而城六區同時減少約200萬,那麼城六區之外的人口將增加近330萬。

如果說這就是當局〝緩解大城市病〞和〝疏解非首都功能〞想要達到的效果,顯然不大合理。那麼,很明顯的結論是,上述官方數字中部分(甚至全部)造假。

如果做一個假設,整個北京市計劃減少人口的比例都是15%的話,那麼當局真正計劃驅逐的人口總數大約為400萬(2300萬÷(1-15%)×15%)。

新唐人記者查詢黨媒報導,除了上圖中《新京報》曾提及城六區減少200萬人口之外,其它大多報導或只報城六區人口減少15%,或只報2020年維持在1085萬,但都不提及2014年的人口數字1276.3萬。也就是說,讀者無法從報導的數字中計算出當局計劃驅逐的人口數量。

北京的400多個垃圾場,是16萬拾荒者的家

中國大陸鳳凰號自媒體11月27日文章稱,北京四周有超過400個垃圾場,所有可回收垃圾的處理,幾乎全仰仗這16萬匍匐在社會最底層的外來人口,他們將垃圾分好類,再送往廢品回收站,為的只是數十元的回報。

2016年北京的垃圾產生量已經達到790萬噸,400多個垃圾場,如同“七環”,將北京團團圍住。

拾荒大軍鏖戰之下,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廢品回收市場。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發改委)最近的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近一半的銅,超過一半的紙以及將近30%的鋁都來自美國日本進口的廢品。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員會的副總工程師王維平,關注北京垃圾處理逾四十年,2016年北京市人代會上他介紹道,北京的拾荒大軍共分為13個幫派,聚集在北京四環外的82個“營盤”,每個“營盤”2000多戶人。其中最大的要數“川幫”,僅來自巴中一個市的就有4萬人。第二是擁有1.7萬人的河南幫,主要來自固始。幫派間規矩森嚴,從玻璃到塑料到製品,各個幫派的拾荒範圍都有嚴格規定。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員會的王維平則擔心,隨著這些“低端產業”退出北京,民間廢品回收隊伍破產,河北小塑料廠、小冶金廠、小造紙廠的關停,北京的垃圾處理量將大幅上升。2015年,北京的生活垃圾已達790萬噸。如何分揀,成為難題。

學者指出三個代表拋棄工農險喪命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按照中共自己的說法,工人階級只有依靠農民的支持才能取得勝利,農民也只有得到工人階級的領導才能得到解放。

但自江澤民時期開始,中共已逐步脫離工農聯盟的基礎,而步入政治、經濟和知識精英們與外國資本聯合共治的寡頭聯盟。

學者何清漣有專著論述,江澤民在2000年提出的“三個代表”思想,開啟了中國民營企業家挺進政壇之路,為政治利益集團與經濟利益集團融合提供了合法性。但在中國政治體制未變革的情況下,這條道路既方便了權貴階層與官僚集團攫取更大經濟利益,也使商人堂而皇之地獲得政治保護傘。

何清漣指出,“三個代表”理論出台之後,她在《書屋》雜誌2000年第3期發表《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指出中國正在拋棄工農等社會底層,形成政治、經濟和知識精英們與外國資本聯合共治的寡頭聯盟。

何清漣寫到,2000年6月她自己在上海歐亞管理學院一次公開演講中提到:江澤民“三個代表”是“兩實一虛”,經濟精英代表“先進生產力”是實指,執政集團代表“先進文化”也是實指,經濟精英被吸納入中共,因此這“兩實”的代表其實只有一個,就是中國共產黨;“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則是“一虛”,因為“人民”是個集體名詞,是無數個體的名義集合體,無法代表自身,終究還得由中共代表,因此,說是“三個代表”,其實全由中共代表了。

何清漣以上言論被視為是諷刺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這筆“新帳”,加上此前《中國的陷阱》(國內名《現代化的陷阱》)一書被中共當局記下的“老帳”一道清算,何清漣遭受中共當局的政治迫害,包括降薪降職、禁言與全天候監控。

2000年7月,何清漣在北京經歷了一場離奇的車禍之後,不得不於2001年6月出走美國。《書屋》雜誌主編周實先生則被撤職,在50歲盛年被強令“退休”。

阿波羅網林億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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