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在納粹屠殺還是文革屠殺中，還有一種現象不能不提，那就是故意孽待、羞辱、折磨被害者而施害者竟然無動於衷甚或以此為樂。這涉及與「人性」有關的更深的哲學問題。納粹集中營里的人體實驗是例證之一。納粹科學家用猶太人、吉普賽人、波蘭人或俄國人進行各種各樣的活體試驗，比如人體冰凍試驗、高空反應試驗、飢餓試驗、絕育試驗，等等。當囚犯們在極度的痛苦中尖叫、扭動、呻吟時，醫師們只是神情漠然地觀察被實驗者的狀態，記錄他們的反應，直至被實驗者被折磨致死。[29]這種情形讓我們想起了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隊，二戰期間，這支部隊在中國東北從事生物細菌戰研究，也進行了大量人體試驗，至少數千中國人慘死於此。讓人震驚的是在試驗過程中殺人者的冷漠、麻木，似乎他們面對的不是自己的同類，而只是試驗用白鼠。
當然，無論集中營里的納粹醫生還是日本731部隊的試驗員，可以說他們還是在「執行公務」，而文革屠殺中一些殺人者拿殺人取笑的做法，更令人懷疑他們還是不是人類。大興北臧公社馬村是大興慘案中最早進行屠殺的村莊之一，大隊書記李恩和就是這樣一個殺人取樂的屠夫，以致後來被人稱為「屠戶」——
許多地方屠殺「黑五類」，是迅速地讓他們死去，而「屠戶」所在的村子則不然，他們頭一天把老的「黑五類」用棍棒打死，然後把嬰幼兒「黑五類」劈成兩半兒，對於青少年「黑五類」，則是關起來慢慢折磨著「玩」。他們把男青年倒背著雙手，僅僅拴住拇指吊起來，然後施以各種刑法；對女青年，除了吊起來抽打以外，還要進行性虐待。晚上把他們放下來，讓他們「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時給在外面工作的「黑五類」發出通知，勒令他們必須回來接受「批判」。幾天之後，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對於少年「黑五類」，他們也不放過。先是幾天不給飯吃，餓到了一定時候，扔給這些少年幾個茄子，看著他們爭搶取樂。原計劃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後，就要折磨這些少年。後來上級發出了停止屠殺的指示。「屠戶」們起先對「指示」沒當回事，依舊每天都死人……[30]
讀者會震驚，這些普通的中國農民怎麼竟會如此獸性，殘忍而又歹毒？意識形態的、一般社會背景方面的因素似乎都不足以解釋這樣的「惡」從何而來。那麼，它是不是「人性」的一部分，是我們這個物種與生俱來的某種原始性存在？事實上，人們試圖從科學和哲學層面去揭示它的努力已經持續了很久。1960年代初，耶魯大學的學者斯坦利·米爾格瑪做過一系列實驗，結果證明有相當數量的受試者在接受合法的權威指令後，傾向於將痛苦和殘暴施加在別人身上。1971年史丹福大學做的另一項試驗（津巴多試驗），也證人們扮演的角色會影響他們的社會態度，「強大」的角色會自然導致對「弱小」角色的攻擊。[31]再往前推，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依德早就把人類的「本能」區分為兩種，一種是起到保存及統一作用的本能（所謂「愛的本能」或「生的本能」），另一種是起到破壞作用的本能（所謂「死亡本能」），後者會把生命引向原始狀態。而行為學家康拉德·洛倫茲甚至專門寫過一本《論侵犯》的書，認為「侵犯」作為一種本能廣泛存在於動物界和人類社會。「具有強烈破壞性的侵犯力量，到現在還是人類遺傳的一種邪惡本質；這種強烈的破壞性很可能是同類淘汰競爭的結果……」。[32]
我們必須承認這樣的推測有深刻的進化論乃至哲學人類學根據；但筆者這裡要強調的是，人類是發展的，文明的社會進化本身應該有足夠的力量去遏制潛伏於人性中的原始之「惡」，使它僅僅處於潛伏狀態而非現實狀態。這就是文明的進步，也是人性的進步。[33]換言之，一旦人性中原始「惡」的潛能被激發出來，開始發作，開始咆哮，甚至成為某種集體性癲狂，一定是社會機體發生了問題，是整個社會的結構、原則和運行機制發生了問題。這正是本文下一節要討論的——
屠殺與極權主義制度的關係
現代極權主義制度是20世紀人類的可悲產出。一般來說，德國納粹主義和蘇聯史達林主義被視為現代極權主義的兩大主要代表，一個是右翼極權主義，一個是左翼極權主義。它們共同的特徵包括：單一執政黨、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實施政治恐怖的秘密警察、壟斷大眾傳媒、消滅一切獨立組織、對經濟活動的國家控制。阿倫特研究極權主義起源的著作十分有名，其實，這位政治哲學家筆下的極權主義是過於浪漫化的，充滿存在主義式的背景描述和有關運動目標的過度的形而上想像。[34]我個人更欣賞也更注重對極權主義的歷史主義考察。極權主義包含一些近似的原則，但極權主義制度更是具體歷史場景中的存在和流變。關於這種制度的批判性抽象本來要以對具體制度形態的深刻辨析為基礎，而不是相反。就本文主題而言，這樣的考察也有助於理解屠殺何以只能發生於這樣的制度環境中。
至少可以列出以下諸條作為德國納粹制度產生的具體背景和最重要條件：第一，戰爭的失敗和被制裁給這個民族造成的巨大刺激，而這個民族本來極為驕傲，自認為有一個輝煌的歷史；第二，魏瑪共和體制的缺陷給獨裁政治提供了理由和生長的基礎；第三，災難性的經濟環境也在呼喚強有力的改變；第四，19世紀後期以來德意志民族一部分人中的種族偏見特別是恐猶主義偏見在一戰期間和戰後迅速集聚、提升。
希特勒是在這個背景上出現的。以上四個方面都有助於、並事實上推動了希特勒和納粹的成功。當然，使納粹大屠殺成為可能，還須補充如下三點，它們都是在納粹獲得政權後大力實施的，也都充分體現了納粹的極權主義特色：
首先，元首崇拜。在第三帝國，希特勒就是德國，德國就是希特勒。極權制度有著把獨裁者個人意志轉換為國家意志的本能和體制性階梯。希特勒自己也把自己視為永遠正確的教皇（據說希特勒對羅馬天主教會還算尊敬）。在反猶問題上，一個前維也納流浪漢和普魯士軍團低級軍士的瘋狂臆想竟成了整個國家的集體目標，除了這個獨裁者天才的鼓動本領外，制度性地營造對領袖的崇拜也是不可缺少的。而這又涉及到極權主義的第二個特色，那就是對大眾的徹底洗腦。「納粹設計了獨特性的儀式以擊潰個體性，包括行軍方陣、群眾集會、使公眾對旗幟和制服產生崇拜、公共紀念會、無處不在的納粹式敬禮。當然，最著名的是精心安排的群眾集會，經常安排在晚上，元首或其他納粹領導人向規模不等的群眾發表講話。通常安排的火把遊行使個體的差異融化到集體的和諧之中。」[35]這些體現法西斯主義美學、充滿誘惑又令人激動的儀式性安排只是納粹洗腦的手段之一。納粹時代的國民教育同樣是洗腦的重要工具。傳統的德國教育本來就有國家主義和專制主義因子，崇尚忠誠和服從，納粹教育在這個基礎上又增加了濃重的種族主義內容。學科教育也徹底地納粹化，德國歷史在相關歷史課程中就受到無恥的歪曲，以符合國家社會主義（納粹）的需要。[36]還有臭名昭著的戈培爾和他的宣傳部，它的使命就是使民眾「在精神上完全信奉國家社會主義的理想，最終徹底地臣服於它，永遠也不逃避它」。[37]作為第三帝國真正的創造性天才，戈培爾使納粹宣傳部成為系統製造謊言的最大工廠。就其反猶主義宣傳而言，戈培爾成功地做到了兩點：製造敵人，製造仇恨。那些科學家、醫生、監獄管理者、直至參與屠殺的普通德國人，都是這個洗腦生產線上的產品。人類之「惡」，那個神秘的原始殺戮本能，也正是借這條生產線，被激活、膨脹起來的。最後，第三點，大屠殺之所以可能，還必須仰仗納粹國家機器的組織效能和手段。希特勒上台後，迅速瓦解了原來的魏瑪共和體制，用獨裁的元首制和納粹一黨製取而代之，而原來那些「非政治化」的政府公務員也很快學會了如何臣服新主子並與之合作。希特勒還有一個可以信賴的鷹犬：黨衛軍，就組織建構而言，黨衛軍可謂「國中之國」，它只聽命於元首欽定的人（希姆萊），既發揮秘密警察職能，監視納粹國家機器的運轉，監視可能的異議者，同時也把眼睛盯緊猶太人，所有針對猶太人的罪惡幾乎都是通過這個組織實施的。本文第一節的敘述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中國1949年建立的制度原則上遵循了史達林主義，包括共產黨對國家政治、經濟活動的全面控制，排他性意識形態，對媒體的壟斷與操控，等等，在這個意義上，紅色中國也是左翼極權主義的延伸。但真正成為中國共產極權經典形態的並不是從蘇聯學來的史達林主義，而是毛澤東獨創的以階級鬥爭為綱領、以「繼續革命」為特徵、在文革中得到全面展現的動員式極權主義和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的結合。
有兩樣東西，毛澤東式極權主義和納粹極權主義相當吻合，那就是領袖崇拜和洗腦術。說起來，毛澤東搞個人崇拜比希特勒有資本得多。希特勒只是一個來自底層的青年，藉助戰後的混亂迅速崛起，而毛是一個在革命鬥爭中打拼了幾十年的梟雄，他的威望有戰爭年代血與火的經歷作為基礎。毛還有一個巨大的優勢，此即「天地君親師」的中國傳統，在這個傳統下，毛既被視為紅朝的開國皇帝，又被尊為紅朝新道統的創立者和唯一的闡釋者。「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即便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套說辭也是成問題的，不是「人民創造歷史」的「歷史唯物主義」，但這樣的頌歌竟成為文革時代人人會唱、人人必唱的東西，不用說任何大會開幕必唱《東方紅》，就是小學生開學，上課前也先要手捧「紅寶書」、高唱《東方紅》，這成了那個年代最最普遍化的儀式。
當然，這已經是在洗腦。紅色中國的洗腦術一點不亞於納粹和史達林，而且有很多「中國特色」。中國不但有成熟的新聞控制系統、黨化教育系統、群團工作系統，甚至中國的每一個「單位」、每一個基層組織（工廠車間、農村黨支部、街道居委會）都是洗腦生產線的一部分。中國式洗腦還有一個重要武器，就是「革命文藝」。電影、戲劇、音樂、繪畫都要傳達「黨的聲音」，都要「歌頌工農兵」，都要貫徹「階級鬥爭」原則並給出「正確」圖解。階級偶像化（對工農兵）和階級妖魔化（對四類分子）是這些藝術作品的共同特點，而其多年的洗腦效果可謂深入人心。再偏僻的農村也可以看到《秘密圖紙》、《奪印》、《白毛女》和《冰山上的來客》，人們對「階級敵人」的想像就是從這些「藝術作品」中獲得靈感的。這就不難理解，文革中的殺人者何以真的相信自己製造的恐怖的真實性。用楊繼繩的話說，這是「政治愚民殺政治賤民」。[38]可謂一語中的。同樣可以理解，為什麼被屠殺者會像羔羊一樣任人宰割，因為階級妖魔化發揮了邪惡而可怕的作用，它讓被迫害者自慚形穢，喪失了任何反抗意識。
領袖崇拜和洗腦術的極權主義功能已如上述。但是，從組織形態上講（特別是從屠殺何以可能發生的角度看），毛澤東的動員式極權主義和納粹主義乃至史達林主義卻有很大不同。
毛本人並不十分看重秘密警察，而更看重「群眾運動」。這和毛革命年代的經歷與經驗有關，也和建政後毛對官僚化、等級化、「革命意志衰退」不滿而要尋求一條繼續革命的「新路」有關。文革之初，毛澤東的目標本來是摧毀舊的國家權力機構，把大大小小的「走資派」拉下馬，方式是動員群眾起來「造反」、「奪權」。如此形式的「大民主」可謂開了極權主義運動史的先河。經過一年多的混亂，毛開始收拾殘局，建立由軍代表、「表現好」的幹部及群眾組織代表組成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這個過程跌宕起伏，充滿了衝突。而文革中的屠殺大部分發生在這個時間段。有研究者認為，這恰恰證明了如下一點，即屠殺現象的不斷發生，乃是國家控制力減弱的表現。蘇陽就指出：「文革的本質是摧毀地方政府，然後予以重建，這一點使自上而下的官僚體系遭到重創，公檢法系統一度陷入癱瘓。」由此導致的「另一個結果是阻塞了上傳下達的信息渠道，這使得基層出事時上級部門即使知道了也為時已晚」。「北京的中央政府大唱階級鬥爭高調，這是它當時解決眼前的問題——如何建立地方政府，解散群眾運動——時喜歡採用的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是集體屠殺的倡導者，至少它對集體屠殺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是正如政策語言所示，中央也認為地方的極端暴力現象是局勢混亂的標誌。就此而言，集體屠殺的發生又表明文革時期中央政府無力左右地方官員的行為。」「所以，假如不把國家視為統一的整體，而是視為一個各級行動者的組合體，那麼集體屠殺就不單是國家的鼓勵或國家權力的失靈造成的，而是這兩個因素共同導致的結果。文革中期集體屠殺的悲劇，其根源即在於這種國家鼓勵和國家權力失靈形成的悖論。」[39]這個觀點，我認為是有見地的。
當然，我們也可以說，正是文革屠殺發生期間國家地方政權的非常態性質，不但進一步凸顯了文革乃是意識形態殺人這一本質，也連帶解釋了毛澤東動員式極權主義所導致的一系列獨特後果，這些後果，在納粹和史達林主義那裡反倒是看不到的。比如，毛鼓勵「造反」和「大民主」，試圖替代變質的史達林主義的「人民民主」，結果卻空忙一場，不但導致整個社會空前的「無法無天」（非法治、無政府狀態），且在許多地方演化出五花八門的「群眾專政」。道縣就有所謂「貧下中農最高法院」，道縣屠殺中的一些被害者就是經此類「法院」判決而被殘殺的。[40]
屠殺可以解釋希特勒納粹的根本和歷史，文革的整體邏輯卻非屠殺所能概括，雖然文革屠殺照樣罪孽深重。
如何面對歷史的罪惡
屠殺是一種罪惡。然而，時間過去了半個世紀，「如何面對歷史的罪惡」仍是中國人沒有解決的問題。
我們先來看德國。前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的「華沙之跪」非常著名，那是1970年12月7日，勃蘭特訪問波蘭時來到華沙猶太隔離區起義者紀念碑前敬獻花圈，在凜冽的寒風中，他突然雙膝跪下，向靈魂禱告，為當年納粹的罪行向所有受難者表示懺悔、謝罪。用勃蘭特自己的話說「我當時突然感到，僅僅獻上一個花圈是絕對不夠的」，「面對百萬受害者，我只做了在語言力不能及的情況下一個人應該做的事」。[41]因為這一跪，勃蘭特贏得1971年諾貝爾和平獎，也為德國人重新贏得了尊嚴。
當然，德國人自我反省的歷史並不平坦。雖然戰後紐倫堡審判影響深遠，但並沒有解決與大屠殺有關的深層認知問題（紐倫堡審判畢竟是由占領軍主持進行的，當時亦不具備條件做這種認知清理）。東西德的分裂也延遲了對納粹屠殺的反省。特別是在東德，共產黨領導人竟然宣稱納粹是資本家的帝國主義的極端表現形式，是壓制工人階級的陰謀，言外之意就是東德的共產黨政府同前納粹沒有任何瓜葛。承擔了第三帝國全部責任的是戰後阿登納領導的西德政府。然而，即便是在西德，學界和教育界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迴避納粹屠殺問題，生於慕尼黑、在聯邦德國接受中等教育的費舍爾就回憶說：「我自己的中學歷史書中對1933年到1939年的『瘋狂的猶太仇恨』只有簡短的一句話，在述及國家社會主義對歐洲的控制一章中，關於『對猶太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只有三句話，上面寫道『在這些年中，希特勒做出了對猶太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數百萬猶太人慘死在集中營里，這些殘酷的謀殺都是在最嚴格的保密狀態下執行的』。不用說，課堂上更不會考慮去討論這一問題」。[42]難怪像阿道爾諾這樣的德國思想家都對此種情況表示不滿。1959年阿道爾諾寫過一篇評論，標題是「完成過去的工作意義何在」，他要問的問題其實是：一個人如何和自己的過去真正達成妥協？這位思想家自問自答曰「過去只有當其誘因在現今被完全克服時，才可能被征服」。顯然，德國人遠沒有完成這項任務。[43]
今天的德國，在反省納粹歷史罪行、拒絕歷史重演方面，已經取得巨大進步。1985年，聯邦德國議會甚至通過法律，規定對同情納粹、煽動政治仇恨的言行進行制裁。漫步今日的柏林街頭，隨處可見各種標誌，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歷史。這樣的標誌，既包括刻意保留的柏林圍牆片段，也包括納粹時代的監獄遺址。而在柏林的德國現代歷史博物館，勃蘭特華沙之跪的大幅圖片被放置在大廳十分顯眼的位置。也許，奧斯維辛是德意志民族永遠要背負的十字架，但只要這個民族敢於面對它，就總有自我救贖的可能。
那麼中國呢？文革屠殺當然是我們整個民族的痛，但令人遺憾且焦慮的是，中共執政者至今拒絕對此作出反省，甚至害怕讓國民知道真相。本文反覆引證的道縣、大興等屠殺材料，都不是中國大陸的公開出版物提供的。大興屠殺真相的保存，是一位叫遇羅文的中國公民個人努力的結果，而遇羅文的哥哥，就是文革初期寫了著名的《出身論》而於1970年被槍殺的遇羅克。為調查大興慘案的真相，遇羅文曾去了剛剛開放的北京檔案館，結果卻發現尋找史料是那麼難！「我在那裡竟找不到文革初期眾所周知的事件的資料。有關紅衛兵抄家、打死人，農村的屠殺行為，隻言片語都沒有。」[44]無奈之下，遇羅文只得多次到當年的屠殺地實地考察、採訪，才算留下了一份歷史記錄。道縣屠殺材料之所以相對豐富、完整，則完全是一個偶然機遇促成的。1984年5月，在改革開放、相對寬鬆的背景下，湖南零陵地區成立了「處理文革殺人遺留問題工作組」，抽調1300餘名幹部，對當年道縣及其周圍10個縣市的殺人事件進行清查、處理、安置工作，但這些調查材料是不對外公開的。好在湖南文學刊物《芙蓉》要把道縣屠殺調查作為「撥亂反正」的典型，才有了青年作家譚合成1986年寫出的10萬字紀實文學手稿。然而，後邊的事情可以想像，這部手稿根本沒有可能發表。等到譚合成的書《血的神話》終於在香港問世時，已經是25年之後的2010年了！譚合成自己解釋為什麼要把10萬字發不出來的手稿變成50萬字的一本厚書——
10年過去了，20年過去了，30年過去了，甚至40年也過去了……，我們沒有看到集體意義的懺悔和真正意義的精神復活。很多應當對民族的未來、祖國的前途負有更多責任的人在鐵的事實和血的啟示面前，堅決地閉上了眼睛！
知情者和倖存者正在一天比一天少地消失著。我們該怎麼辦？
那些不願意回憶的人，希望時間能把所有痕跡消滅殆盡。我們該怎麼辦？
作為一個對別人災難的旁觀者，我，那樣真切地看到了一個人對另一個人，一群人對另一群人所做的一切，那樣恐怖，那樣血腥，那樣駭人聽聞，那樣喪失人性，幾乎到了我們智力難以理解的程度！我不由自主地捫心自問：如果置身於當時當地，會是殺人者還是被殺者？這確實令我不寒而慄！既然命運讓我窺視了這一切，我就無權保持沉默！除了把真相說給這個世界聽之外，我別無選擇！無論如何，不能讓後代人認為我們這一代人是文過飾非的、是善於遺忘的、是麻木不仁的、是庸碌無能的、是沉默寡言的、是愚蠢的、沒有靈魂和尊嚴的！[45]
譚合成的擔當精神令人擊節。
那麼統治者為什麼一定要拒絕反思呢？難道他們不知這是驚天動地的民族之痛？
多少年來，當政者集團對待歷史問題，向來採取「過去的就算了」，美其名曰「歷史宜粗不宜細」，而主張「一切向前看」，這在鄧小平年代曾經是拒絕歷史反思的柔性招牌。後來「特色論」興起，且在江、胡時代越演越盛，對文革的解讀居然變成了偉大祖國「在曲折中前進」。再後來就是遮天蔽日的「中國夢」，乾脆講「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所有這些說辭不過是為了掩飾一點，那就是當政集團其實明白，曾經發生的歷史罪惡是不能公開向國民認帳的，這種認帳會危及自己的統治。
這正是民主體制和極權體制的區別。
然而，無論如何，出於維護權力的私心而阻止歷史真相的挖掘和討論，是可恥的。
為了維護一黨江山而讓整個民族在犬儒式無知中沉淪，是可怖的。
歷史記憶或失憶，均有特定的節奏。2008年我到訪德國，深感那個國家治理的高水準和普通民眾的友善。事實上，文明的景觀可以在幾代人之間發生改變。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德國曾經群星璀璨，輝煌無比，那是一個產生了哥德、席勒、貝多芬、黑格爾的時代，那時的人們大概想不到100年後納粹的猖獗。而今在民主的、發達的、有教養的德國，你又很難想像就在這個國家，70年前納粹衝鋒隊曾經在街頭橫衝直闖、向著路邊行人和咖啡館內的顧客橫掃……。為了讓中國也從罪惡的歷史中走出，必須讓我們的年青一代知道過去。我本人近年來在哥倫比亞大學授課，每當看到學生熱烈的求知渴望、而他們對文革的了解竟如此之少時，一種責任感總是油然而生。當然，說到底，極權主義是造成所有這些災難的根源。結束這種災難，最根本的是要改變災難產生的社會政治結構和體制性條件。
（2016年1月11日完稿於新澤西）
【注釋】
[1]當政的中國共產黨歷屆領導人一直對文革中的屠殺現象諱莫如深，也不允許對該問題進行公開的研究和討論。鑑於這種情況，關於文革屠殺的有限資料，幾乎都是在香港或海外其他地方出版的。據我所知，文革專家宋永毅主編的《文革大屠殺》（香港，開放出版社2002年版）是直接以大屠殺命名的研究文革屠殺現象的首部中文著作。該書收集了文革期間發生的湖南道縣屠殺、內蒙古內人黨血案、廣西四二二剿殺、青海二二三事件、廣西賓陽慘案、北京大興慘案、雲南沙甸事件等多宗大規模集體屠殺事件。在單項事件的揭露、研究方面，譚合成的《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版）、啟之的《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版）等都是非常優秀、難得的著作。
[2]擁有對抗能力的個人或群體間發生的相互殺戮，不叫屠殺。
[3]見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中文版，頁1399。
[4]克勞斯·費舍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譯林出版社2012年中文版，頁561。
[5]「四類分子」的提法在文革中還有許多變化，比如「黑五類」、「黑七類」、「11種人」等等，通常是地富反壞再加上右派、資本家、反動軍官之類，各地叫法、政策有細微區別。
[6]譚合成《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頁344。
[7]這個定義參考了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學者蘇陽的提法，他按照Valentino的觀點，把集體屠殺（Mass Killing）界定為「故意成批殺害任何一個非戰鬥團體的成員（施害人所認定的團體及其人員）」。見蘇陽《「文革」中的集體屠殺：三省研究》，感謝宋永毅教授提供相關文稿。
[8]以上材料轉引自宋永毅《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讀蘇陽的「文革中中國農村的集體屠殺」》，感謝宋永毅教授饋贈文稿。
[9]見克勞斯·費舍爾的另一部著作《德國反猶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頁355~359。
[10]同上，頁425~427。
[11]引自蘇陽《「文革」中的集體屠殺：三省研究》。
[12]見啟之《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頁380。
[13]這個批評是通過中共中央1969年5月22日批示傳達的，見同上書，頁390。
[14]克勞斯·費舍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頁89。
[15]同上，頁92。
[16]同上，頁95、118。
[17]引自遇羅文《文革中的北京：大興縣駭人聽聞的屠殺調查》，博訊網http://www.boxun.com/forum/201001/qingshui/46250.shtml
[18]見譚合成《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頁49。
[19]見譚合成《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頁61、74。
[20]克勞斯·費舍爾《德國反猶史》，頁433。
[21]同上，頁437。
[22]同上，頁438。
[23]同上，頁444。
[24]同上，頁446。
[25]譚合成《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頁66。
[26]蘇陽《「文革」中的集體屠殺：三省研究》。
[27]譚合成《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頁63。
[28]同上。
[29]費舍爾的書對此亦有詳細記載和討論，見《德國反猶史》，頁438~442。
[30]見遇羅文《文革中的北京：大興縣駭人聽聞的屠殺調查》。
[31]這兩個試驗在西方很著名，米爾格瑪還專門就此寫過書（Stanley Milgram，Obedience to Authority，New York，Harper&Row Publisher，1974）。費舍爾的書也對此做了詳細引證和討論，見《德國反猶史》，頁447~449。
[32]引自E·佛洛姆《人類的破壞性剖析》，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頁32、34、547、548等。
[33]人性惡問題還有更廣泛、深刻的內涵，其哲學人類學含義也不僅限於攻擊性所揭示的「死亡本能」之類。人的生物性與社會性之間有著複雜的歷史生成、互構和演進關係，並影響到人類的經濟行為、政治行為和社會整合行為。這個問題過於複雜，本文從略。有興趣的讀者可參看拙著《經濟行為與人》或《從五四到六四：20世紀中國專制主義批判（第一卷）》中的有關論述。
[34]比如，阿倫特不適當地強調極權主義的非功利性、作為運動的永恆性，她也不理解一黨體制對極權主義重要的結構意義。見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三聯書店2008年中文版。
[35]費舍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頁361。
[36]同上，頁371。
[37]同上，頁336。
[38]見楊繼繩為譚合成道縣屠殺著作寫的序言《鮮血使人猛醒》。
[39]蘇陽《「文革」中的集體屠殺：三省研究》。
[40]譚合成《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頁30。
[41]見互動百科詞條「華沙之跪」。
[42]費舍爾《德國反猶史》，頁500~501。
[43]轉引自同上書，頁505。
[44]遇羅文《文革中的北京：大興縣駭人聽聞的屠殺調查》。
[45]見譚合成《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頁1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