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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難屬:從全縣歡送去北京上學 到遇難骨灰還鄉 都全縣震動

—難屬們的處境與心情(二)---嚴控下堅持訴求吁大家推動解決「六四」問題

作者:
吳定富:「我們這個縣近40年了還從來沒有一個人考進中國人民大學,所以這個事情當時在全縣來講很震動。我們也很受世人的關注。我們兒子死了以後,我們也同樣受人的關注。這兩件事情,對這個縣裡認識和不認識的所有人都相當震動。我們就生活在這兩個震動當中。」

陳雲飛與吳國鋒的父母吳定富和宋秀玲,2010年月。

遇難者吳國鋒的父親吳定富:「現在我們難屬的訴求還是當年的三點:真相、問責、賠償」。吳定富夫婦含辛茹苦把兩歲多的孫女養育到考進大學,29年後吳家走出又一代大學生。

八九「六四」29周年,難屬的處境與心情專題訪談之二

在上個月的「心靈之旅」節目中播出了訪談節目「八九『六四』後第29個清明:難屬們的處境與心情」專題的第一部分。就在我淮備第二部分節目時,得知曾經關心幫助過「六四」難屬並在「心靈之旅」節目中接受過採訪的美國女作家路易斯·惠勒·斯諾於4月3日在瑞士一家醫院病逝,享年97歲。隨後我在「心靈之旅」節目中回放了18年前記錄斯諾夫人與「六四」難屬一段共同經歷的節目。後來又因其它突發事件和時效性強的報導插進來,有關近期「六四」難屬的處境和心情的報導第二集一再順延。

今年6月4日也就是八九「六四」29周年的日子漸漸臨近,今天繼續播送對八九「六四」難屬的訪談——從清明祭奠到「六四」周年。

每年這個時候,八九「六四」遇難者的家屬更加懷念他們在1989年「六四」屠殺中在北京街頭遇難的親人。

回顧29年前八九「六四」歷史大事件

聽眾朋友!我們還是先回顧一下1989年發生在中國的歷史大事件。

1989年4月15日,被迫辭職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隨後,北京爆發了以學生為先導,繼而社會各階層陸續加入的「反腐敗、爭民主」的請願遊行。請聽當時一段北京街頭的實況錄音。

「言論自由!」

「解除報禁!」

「耀邦不朽!」

(胡耀邦追悼會播放的哀樂)

(當時街頭請願呼聲)

「打倒官倒!」

「剷除腐敗!」

「除了中華富強,我們一無所求!」

「要民主!」

「要科學!」

「要人權!」

「要法治!」

「要自由!」

「耀邦不朽!」

「言論自由!」

「解除報禁!」

「要求清除腐敗!」

「剷除官倒!」

「保障人權!」

從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後在中國各地,遊行規模越來越大,社會各階層陸續加入。

5月20日, 中共當局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

6月3日夜裡,戒嚴部隊動用坦克和機槍在北京街頭殺戮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

以下一段當時的實況錄音剪輯是北京街頭的槍聲和民眾的喊聲。

(女)「快,快!近一點兒!快一點兒!」

(男)「板車,板車!」

(槍聲,另男)「錄下來這暴行!」

(女)「救-護-車!快!救護車!救-護-車!」

(男)「一個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個助教,背後中了一彈,鮮血……全身流滿了鮮血,躺在了地上,然後我們去救的時候,他們還朝我們開槍!」

(槍聲,喊聲)

在6月3日夜裡、6月4日清晨,以及隨後的幾天裡,到底有多少人遇難,多少人受傷,時至今日, 中共當局一直沒有公布確切的數字和名單。

「『六四』難屬群體」——「『天安門母親』群體」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蔣培坤是這個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裡,他們17歲的兒子蔣捷連,在北京木樨地被戒嚴部隊槍殺。

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國記者採訪的時候,首先站出來公開了兒子遇難的經過,隨後開始尋訪「六四」遇難者家屬和傷殘者。

到目前,丁子霖和幾位難屬一起,已經尋訪到二百零二位「六四」遇難者的家屬和七十多位傷殘者。他們組成的「『六四』難屬群體」也被稱為「『天安門母親』群體」。

丁子霖女士的先生蔣培坤於2015年9月27日病逝。

29年來,「六四」難屬群體中已經有51位成員離世。

難屬張先玲女士憶愛子王楠遇難經過、周邊情況和民眾的勇敢互相救助

在北京的「六四」難屬張先玲女士的兒子王楠,1989年十九歲,是北京月壇中學高二學生,6月4日凌晨遇難。張先玲女士的先生王范地去年12月8日病逝。

在以前的「心靈之旅」節目中,張先玲女士回憶說:「王楠是6月4日凌晨一點左右在南長街南口因為照相被擊中了頭部,當時並沒有死,可是戒嚴部隊不讓抬出去救,就這樣流血過多死亡了。」

「有一篇網上的文章,林彬(音)寫的,這個人估計是住在木樨地附近,他比較有心,寫的比較詳細。他說,(6月3日晚)10點以前都是拿著盾牌和棍棒的

武警在前面開路。他看到從木樨地那邊過來的人開始是朝天鳴槍,大家就喊『不要殺學生啊』『不許開槍啊』,軍人開始向人群里射擊。

他調查得很仔細,總的說是10點左右開始真槍真彈的打起來。」

「曾經救過王楠的一個大夫,當時是醫學院的學生,來看我的時候說『我真體會到什麼叫作生死置之度外。我們包紮傷員時,老百姓救圍成人牆,給我們擋著,我真是很感動。結果有的人牆的人被槍打中,倒下去死了』這是在當年他說的。」

張先玲:今年清明推遲的祭奠與簡介在萬安公墓安葬的「六四」遇難者

談到今年的清明祭奠,張先玲女士說:「每年清明節我們都是單獨個人各家紀念。有的人孩子的骨灰在家裡,所以就在家裡祭奠了。也有一些人年紀大了,去不了就讓他另外的孩子去祭奠一下。我每年都是4月3日去祭奠,我不管清明是哪一天,因為4月3日是我那個孩子王楠的生日,又是正在清明前後。我每年都是這樣給我的孩子祭奠完以後,然後我就給其他的幾位遇難的年輕人送上一朵鮮花。每個墳墓跟前都去看一看,然後他們也跟我一起去看的。」

主持人:「您所知道的在『萬安公墓』這片墓園有多少『六四』遇難者安葬在這裡?」

張先玲:「現在知道的有八位。原來是九位,有一位是骨灰盒安放的時間到期了,因為他家庭比較困難,覺得繼續安放下去的話就要付很多的錢。就把他那骨灰取出來埋到他家鄉去了。」

主持人:「這是哪一位?」

張先玲:「他的名字叫楊振江,他的父親叫楊銀山,母親叫田淑玲。」

主持人:「能請您介紹一下現在安葬在萬安公墓的另外七位『六四』遇難者嗎?」

張先玲:「楊明湖在南池子那個地方被子彈打穿了膀胱,因為是『炸子兒』(又叫開花彈、達姆彈,國際禁用)醫生說沒法作手術,炸得肚子裡都爛掉了,7日去世了。

楊燕聲也是為了救傷員,中彈死亡。大學生段昌隆、(中學生)郭春珉、袁力(當時已經被美國一所大學錄取)被打死。醫學院畢業的王衛平是個女孩子,跟她姐姐(或嫂子)出去,也是為了救人,正在包紮傷員時被打死了。有八位。現在可能也還有我們沒發現的。」

今年清明節當天晚上,張先玲女士說:「今年因為我生病了,現在還在感冒。3日的時候我就沒有去,身體不好。北京的感冒很厲害,我那天實在起不來。我想今年過兩天我再去為我的孩子祭奠。」

張先玲:清明節之後兩天當局撤了我家門前的監控崗,我8日去祭奠,警察開車「陪」

清明節之後的第四天,也就是4月9日,我再次撥通了張先玲女士的電話,詢問監控她的警察們是否已經撤崗。

張先玲:「他們的崗是撤了,時間應該是4月7日晚上差不多八點鐘。但是一早呢,因為在之前有一個人來問我什麼時候祭奠,我是跟他們說了,我說我有可能8日去,因為天可能好一點,我身體也會好一點。他們8日早晨還是來了一個車子,倒不是警車,就是地方車。然後我們這邊的『片警』開著車,他說『哎呀,你沒有車也不方便,我們陪你去吧』還是比較客氣。他們也怕有記者採訪,大概是這個意思吧。不過他們進去之後也沒有跟在我旁邊。因為我的大孩子跟我一道去的,他們只是用車把我們送到以後,就到邊上去等著。清明一般他們還是比較客氣,但是往常他們站在旁邊近的地方,怕記者採訪。今年他們就站得比較遠。」

張先玲:我先生去年去世,今年我去祭奠,感到有點悲涼,但討還正義的心不會變

主持人:「您今年是8日祭奠,祭奠過程中有沒有什麼您想說的話,其他難屬清明祭奠有沒有什麼新的信息,有什麼您想說的?」

張先玲:「今年難屬們大部分都去祭奠了。但情況是老人們幾乎都沒去。像段昌隆的母親也沒去,清明她都好幾年沒有去了。

今年就是……我們家王老師去年身體不好沒有去,今年他已經去世了,所以我今年一個人去祭奠也感到有點悲涼吧。但是即便怎麼樣,我為我的孩子爭取正義的心是絕對不會變的。王老師走了,我就覺得我肩膀上的擔子更重了。我要代表王老師,我們兩個一起來完成這個呼喚正義的事業、為我孩子討還正義的事業。這樁『六四』的事情……王老師臨走時也跟我講了,他說『今後也只好你自己一個人承擔了,但是你要保重身體呀!』

所以這次也就是為了保重身體,我3日就沒有去。因為那天我病得很重,我想去了以後病情就會更加重。身體還是第一位的,這個抗爭還是長期的吧,所以我8日去的。

跟往年一樣,只是王老師不在了,我心裡的悲痛更加一分。我更要保重身體。」

主持人:「您多多保重!」

吳定富:成都教會的朋友們來新津,與我們一起祭奠吳國鋒

接下來我通過越洋電話採訪的是居住在四川新津縣的「六四」難屬吳定富先生。

吳定富先生的兒子吳國鋒1989年是中國人民大學學生,在北京的「六四」屠殺中遇難,當時不滿21歲。

今年清明期間,我多次撥打吳定富先生的電話打不通。直到北京時間4月9日晚,終於撥通了吳定富先生的電話。

主持人:「今年情況怎麼樣?是您自己家庭祭奠,還是有一些難屬和您一起做的?」

吳定富:「成都的他們教會的來的,每年都是他們來的。是三月十八、九日吧。」

主持人:「是提前?」

吳定富:「對。他們是等到『兩會』剛剛結束,第一天來的。」

主持人:「其實也是清明節前了。」

吳定富:「對,對,是的。」

吳定富:憶兒子吳國鋒從全縣歡送去北京上學,到1989遇難骨灰還鄉,全縣兩個震動

聽眾朋友!在以前的「心靈之旅」節目中,吳定富先生回憶過他的兒子吳國鋒從全縣人歡送他到北京上學,到1989年遇難骨灰還鄉。

吳定富:「我們這個縣近40年了還從來沒有一個人考進中國人民大學,所以這個事情當時在全縣來講很震動。我們也很受世人的關注。我們兒子死了以後,我們也同樣受人的關注。這兩件事情,對這個縣裡認識和不認識的所有人都相當震動。我們就生活在這兩個震動當中。」

吳定富:我們所見到的吳國鋒遺體

主持人:「你們到北京看見吳國鋒的遺體,當時是什麼樣的情形?」

吳定富:「屍體被寄放在西單郵電醫院裡,用塑料布給裝起來。塑料布剪開後,頭部全是血,臉上也糊滿了血,基本上看不出他原來的學生的樣子。他是近視眼,眼鏡也沒有了,只穿一條短褲,一件T恤衫。他考取大學後,我買了只『西鐵城』手錶送他。手錶還戴在他手上。

然後我們就請人清洗他的屍體,這樣我就發現他的傷口了。第一槍,致命的一槍,打在後腦勺上,子彈孔很小,大概只有筷子粗細的洞,估計是手槍打的。另外就是左臂、右臂上,有兩處子彈擦傷;右邊肋巴上,有一處子彈擦傷;左腳上,有子彈擦傷。另外最可惡的就是,他的肚臍下方大概10公分左右的地方刺了一刺刀。這個刺刀口看著很長,而且發黑,當時我們懷疑這個刺刀是帶毒的。

我和他媽媽從北京把他的骨灰帶回來,剛剛踏上縣城街道,街上所有走路的、住家的都站在門口觀望,向我們致哀。」

吳定富:自從吳國鋒遇難後,家中的災禍接二連三,他的爺爺奶奶和弟弟先後過世

吳定富先生說,自從吳國鋒遇難後,家中的災禍接二連三。

吳定富:「接二連三的不斷。小的時候他爺爺奶奶親自帶。吳國鋒遇難後,爺爺奶奶相當氣,爺爺身體一天不如一天,身體衰弱就死了。他奶奶由於是高血壓,一氣就中風,中風後痴呆,也就死了。

唯一的經濟收入就靠我小兒子。小兒子因為找不到工作,你這種家庭子弟,誰要你工作呢?沒得辦法工作,自謀出路,開計程車掙錢,供養我們全家人。小兒子開得時間長,挺勞累,2001年就得了尿毒症,發現時已經是晚期了,需要換腎。我們有沒有這天文數字的錢,吃飯都比較困難,哪裡拿這筆錢給他換腎呢?就這樣子,親戚朋友所有地方借貸,國外的朋友們、親人們支援一些,他這個尿毒症就拖了不到兩年,借了大概七、八萬塊錢,2002年去世的,留下一個小女兒。

當時小女兒只有兩歲半。兩年的樣子,小兒子的愛人就另外組織自己的家庭去了,我們也非常支持。這小女兒就丟給我們,現在就是我們兩個人帶著。我兩個(過世的)兒子上面還有個姐姐,姐姐自己有家庭,兩個女兒讀書,經濟收入也很困難,沒有多的照顧我們。」

吳定富夫婦含辛茹苦把兩歲多的孫女養育到考進大學——吳家走出又一代大學生

八九「六四」後第29個清明節,我請吳定富先生講講今年祭奠的情況。

吳定富:「成都的教會的來的,每年都是他們來。現在控制得比較緊,他們『兩會』期間都是被請去喝了茶,或者是被監視了的,他們說『反正我們每年都要去』。」

主持人:「您和老伴現在身體情況怎麼樣?」

吳定富:「現在老伴身體……在成都華西醫院醫了三年,現在基本上還比較穩定,身體稍好一些了。」

主持人:「孫女後來考試的情況怎樣?」

吳定富:「孫女考取大學了,考到成都信息工程大學。」

主持人:「太好了!您的兩個兒子先後過世,你們二位老人家又把孫女從兩歲半撫養到現在考上大學,可想而知是多麼的艱難、多麼不容易!您和老伴照顧她、栽培她,孩子也是很努力(吳定富:對,對。)祝賀您!」

吳定富:「謝謝!謝謝!」

吳定富:雖然朋友們前來祭奠有可能被坐牢,今年的祭奠儀式還是很隆重

主持人:「您能不能講講今年祭奠的情況?那些人的名字是提還是不提,您看怎麼掌握?」

吳定富:「至於他們現在的情況……我覺得不提為好。現在國內對他們控制得比較緊,對他們都是監視狀態。上次他們過年前來看過我一次,都談了這個問題。他們說也可能要把他們抓去坐牢。我的朋友,他們有牧師、來了十來個人吧。來了電話直接通知我下去,我在街上等他們。直接我們就去了墓地。到了墓地過後,獻了鮮花,用基督教的形式進行了禱告,唱聖經歌。唱完以後,大家坐下來擺談了一會,儀式進行的還是很隆重的。時間雖然只有一個小時,但是總的氣氛還是比較隆重的。」

吳定富:現在我們難屬的訴求還是當年的三點:真相、問責、賠償

主持人:「明年就是三十年了。當局對於難屬們提出的要求所作出的反應、目前這種情況和走向,您是什麼樣的感受,是怎麼想?」

吳定富:「現在這個形勢走向好像還是像過去一樣,一直對我們是不理的。但是我住在四川,對我這個七十多歲年齡的人來講,還沒有覺得對我怎麼監視,因為我是一個普通的人。老伴有病,去年我是為了照顧老伴和小孫女讀書,基本上什麼事情都沒有做。所以他們對我們好像是放鬆。我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看待我的。

去年小孫女考取大學以後,現在我的主要精力就放在老伴身上。他們也對我從來不理不問。雖然過去29年了,我看這個形勢,從目前領導人來看,對國內是維穩,控制得很緊,所以希望也不是很大。」

主持人:「29年過去,人的年齡也都增長了將近30歲。在這種情況下,難屬們當年的心情、現在的心情;當年的要求、現在的要求……您看在這方面,你還有沒有要說的?」

吳定富:「我們當年的要求,三點是主要的。現在我們的要求還是這三點。第一個,要給我們公布死難人數;第二個,要追究當時的作惡者,還要對我們進行善後處理、賠償,就這三條。但一直對這個問題,他們沒答覆的。」

吳定富:簡介2015年從成都前來祭奠吳國鋒的陳雲飛被捕被判刑經過

三年前的2015年清明時節,吳定富先生和親友們一起祭奠吳國鋒之後,參與祭奠的從成都來的陳雲飛先生被抓捕。兩年後的2017年,陳雲飛先生被成都市武侯區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現在仍在獄中服刑。

吳定富先生回憶陳雲飛被抓捕的情況。

吳定富:「2015年3月25日陳雲飛和他的朋友來新津祭奠我的兒子。大概有三十多個人吧。祭奠完了以後,我們簡單吃了一下便飯,然後我們就準備回家。當時有六個汽車,我坐第一個。我剛剛和他們出了墓地以後,走了大概不到50米,在一條路上,在離西藏軍區干休所前面大概10米遠的地方,就看到建築兩邊站滿了武裝特警。隨後有人指揮把我們的車攔下,將我們的車指揮押進到西藏軍區干休所裡面去。然後就把我們扣留下了。

隨後,後面的車子全部押進去了。把我們一個一個從車上……兩個特警押一個,把我們抓了下來。

押進他們開來的武警的特種車子,押送到新津的看守所。然後就問我們『誰是陳雲飛?』當時陳雲飛是被兩個特警完全是被綁蹲在地上。陳雲飛對我講『吳老師,別怕』,我說『我知道』。

大概過了有半個小時的樣子,看守所的警察就來,一個一個的問我們『誰是陳雲飛?』我說『你們不是抓了陳雲飛了嗎?還問我們誰是陳雲飛。陳雲飛就在我們這裡面,你怎麼樣?』他說『我們今天找的就是他』。

大概情況就是這樣子。」

吳定富:我所了解的陳雲飛和他的近況

主持人:「您了解陳雲飛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吳定富:「陳雲飛是來掃掃墓被抓的。陳雲飛是一個……經常哪個地方有不合理的事情,他一般就出現在那個地方,幫助維權。特別是我們吧,他從2004年開始,每年都來看望我們,一直都來上門安慰我們。對我們來講,我從內心都把他當成是自己的兒子了。所以他被抓,我們是非常的痛心。還有他的朋友們也經常過來安慰我們。」

陳雲飛被囚禁到現在已經三年多了,吳定富先生說:「陳雲飛前兩年被關在四川省邛崍縣的南寶山勞改農場。後來因為去年他在監獄裡經常維權,去年就把他轉移了,轉到四川省眉山地區的彭山縣監獄去了。」

主持人:「現在他的家人能不能正常探視?目前有關他的消息還有沒有什麼您所了解的新的情況信息?」

吳定富:「他那個彭山監獄基本上去不了,他有兄弟,他們都見不著人(陳雲飛本人)。」

尤維潔:年長的與年幼的——聊一聊與看一看

在北京的難屬尤維潔女士是「六四」難屬群體服務團隊成員,她也是難屬群體的發言人。尤維潔的丈夫楊明湖在八九「六四」屠殺中遇難,當時42歲,是中國貿易促進委員會專利部法律處職員。

今年清明節期間尤維潔女士告訴我:「因為我們清明的時候都是各自做各自的,至於我是因為我家裡有個小小孩兒,我兒子說帶他去看一看,過了清明。正好清明那幾天北京在下雪,天氣不好。」

主持人:「因為上次(採訪)您跟我講準備去看一下丁(子霖)老師,我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新消息,丁老師那邊您去過了沒有?」

尤維潔:「去了,我是周一去的丁老師家,看了看他老人家。丁老師現在情況基本還算比較穩定,年紀大了,心臟啊各方面都是這種老年病。我們去看她,大家在一起聊了聊,她的情況基本還可以。」

尤維潔:1989年被單位派到天安門廣場維持秩序的「六四」遇難者包修東和他的家人

尤維潔:「今天我跟另外一個難屬吳麗虹我們兩人到我上次跟你說的王雙蘭的家裡去看望一下(王雙蘭是今年春節以後過世的難屬),她的家人說,今天正好是她的『三七』,家裡也要給她舉行……中國的習俗嘛,親人們會在一起聚一聚。所以我們來看也是挺巧的,正好趕上她的『三七』。

她今年89歲,3月21日去世的。在3月8日,我跟吳麗虹到醫院去看她。她的老伴已經在很多年前去世。她大兒子叫包修東。聽他家裡人講,當年包修東在家裡事無巨細在極力承擔,以前他的兄弟姐妹主要是靠他為家裡做很多事情。

包修東好像是一個街道工廠的廠長,也是對父母非常孝的一個孩子。我今天才知道……他們家人在聊,說當年1989年『六四』慘案時,有一部分人是被單位派到天安門廣場想維持秩序去。他是屬於被單位派去的。但是,就在回來的路上出事了。家人告訴我,是在北京飯店旁邊,應該是在南河沿那邊吧,差不多是這樣的一個方位……是送到協和醫院。他的家人看到,協和醫院的太平間裡躺了好多的人。他好像是被放在冰櫃裡。

因為他是被單位派去維持秩序,單位的人都知道他的情況。他父親看到兒子是這麼樣子死去,心理上過不去,身體一下子……血壓高血糖也高了,好多病就引發出來。所以幾年後他就先走了。他的媽媽王雙蘭還是挺堅強的一位老媽媽。

在這個『三七』我們去,看家裡有靈堂,放了很多水果、點心。我們兩個人代表我們所有難屬的心意給她獻了一束花。在中國有過『三七』有過『五七』的。」

主持人:「他們家庭這樣的話,還有沒有人在難屬群體裡能夠繼續參加做一些工作?」

尤維潔:「因為包修東的妻子也是在我們這個群體裡簽名了,也會繼續做下去吧。」

尤維潔:該說的話全說了,政府冷漠封鎖消息,希望大家共同推動解決「六四」問題

主持人:「今年6月4日就是29周年了,您看還有些什麼特別要說的話?」

尤維潔:「其實我們歷年來也都說得很清楚了,當然希望國家能夠儘快的就『六四』慘案給自己的國民有個交代,對我們有個交代。你說這麼一件慘案,在中國國內不能夠去提,到現在還沒有排到國家的議事日程上去談這個『六四』慘案對中國人民的影響。其實這個影響絕對是很深遠的。

你想想看,一個這麼大的血案到現在沒有一公開的說法,或者應該從法律上、程序上來就這個慘案對中國老百姓有一個說法,或者一個道歉……什麼都沒有。我們這些難屬們確實是年紀越來越大。」

八九『六四』29周年日漸漸臨近,5月23日,我再次與尤維潔女士通話。

她說:「我覺得,我們該說的話全說了。但是政府那麼冷漠,的確是讓我感覺到非常遺憾的一件事情。我們在國內真的是消息封鎖的太厲害了!這個『六四』慘案在國內根本到現在是不允許任何消息發出去。偶爾能看到以後,可能很快也就刪掉了。所以我覺得從目前來講,真的還是希望大家……所有的人來共同推動才行。」

責任編輯: 秦瑞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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