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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鄧小平的驚人政治分歧 體制內外的聯手和分野

——從西單民主牆看葉劍英鄧小平分歧

葉劍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說「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範」,胡耀邦認為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新的覺醒」,鄧小平則斥責西單民主牆「搞亂中國」。

1978年至1979年間出現的西單民主牆是中國民主運動的開端,其宣傳民主化的短暫自由時期被稱為“北京之春”。1979年,魏京生在西單民主牆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點名批評鄧小平“走的是獨裁路線”,隨即被捕,判刑15年,西單民主牆亦遭取締。前《人民日報》記者祝華新2006年撰寫的《人民日報,叫一聲同志太沉重》系列報史札記,敘述了西單民主牆的由來,以及中共高層對西單民主牆的分歧。葉劍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說“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範”,胡耀邦認為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新的覺醒”,鄧小平則斥責西單民主牆“搞亂中國”。

1978年5月,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葉劍英和鄧小平在主席台(圖源:中華網)

《人民萬歲》的民主藍圖

天安門事件終獲平反後,人民日報痛定思痛,思考如何總結天安門的歷史經驗,避免這樣粗暴踐踏民意的罪惡重演,黨應該如何正確對待草根民主運動,這就有了1978年12月21日“本報特約評論員”文章《人民萬歲》。

文章開頭就引述革命導師恩格斯的一段名言“把革命的發生歸咎於少數煽動者的惡意的那種迷信時代,是早已過去了”,大規模群眾運動只能“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發的不可遏止的表現”,強調廣場運動的自發性質,完全是民意的聚集和表現。

“(天安門)運動發生之前,並沒有誰來號召,誰來動員,誰來組織,也沒有誰來事先確定鬥爭的目標,擬定鬥爭的綱領,準備鬥爭的旗幟。人民群眾既是這場運動的勇敢戰士,又是傑出的組織者和指揮員。”

廣場運動發生後,如此洶湧的民意為何不能趕走大家如此憎惡的領導人?文章認為,這是國家民主法制不健全的結果。我們的國家在革命勝利後仍然存在著“封建主義的殘餘勢力”,存在著“反人民、反民主”的勢力:

“‘四人幫’馨香禱祝的所謂‘社會主義’,原來只是塗著社會主義色彩的徹頭徹尾的封建主義。”

文章深刻地指出:天安門事件實質上是人民群眾同“四人幫”之間展開的“民主與專制的激烈鬥爭”。

“如果人民真正能夠按照他們的利益和意志選擇各級政府機關的領導人,真正能夠對這些領導人進行監督和在事實證明他們不稱職的時候,能夠把他們罷免掉,那麼,‘四人幫’這類騙子怎麼可能爬到那麼高的位置?怎麼能劣跡斑斑而竟然長期地發號施令?如果我們的人民真正能夠行使憲法所規定的各種民主權利,‘四人幫’又怎麼能對天安門廣場革命群眾運動採取反革命暴力手段,使人民付出血的代價?”

文章接著寫道,除了“四人幫”,還有一些共產黨員和國家幹部“在人民賦予他們權力之後,不是用這種權力來維護人民的利益,而是一味追求自己的錦衣玉食和高樓大廈,企圖剝奪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甚至對人民進行壓制、打擊和迫害”,“人民就有權拋棄他們”。文章號召:人民群眾需要“堅持不懈地進行爭取和保衛人民民主的鬥爭”:

“人民的民主權利,靠人民用自己的鬥爭去爭取和保衛,而不是靠什麼神仙皇帝來恩賜。”

文章為天安門所代表的民眾力量覺醒和崛起而歡欣鼓舞,樂觀地展望民間力量是新中國的希望所在:

“他們不僅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經濟要求,而且嘗試著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驟來推動實現這些要求的社會變革,嘗試著給整個革命發展的進程打上自己的烙印。”

“特約評論員文章”表現了1978年那一代共產黨人的清醒頭腦和深刻覺悟,告誡全黨特別是黨的領導幹部不要害怕群眾運動:

“人民群眾這種高度的政治覺悟和歷史主動性,正是我們黨和國家充滿力量的最重要的表現。

唯一的答覆就是:走歷史的必由之路。不管任何政治力量、任何個人如何設想,願意或不願意,自覺或不自覺,中國必須實現以四個現代化為中心任務的歷史轉變。這是黨心、軍心、民心所向,是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不可避免的趨勢,是一個歷史的法則,是任何力量、任何個人都不能扭轉的。”

這篇文章是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出任政治局委員兼中央秘書長的胡耀邦策劃,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副主任林澗青主筆,參與撰寫的還有中央黨校的阮銘。沒想到,《人民萬歲》見報後,立即受到被視為天安門事件“總後台”的鄧小平本人批評!

在“凡是”派退出歷史舞台後,鄧小平對國家的權力基礎、發展動力,對隨時可能聚嘯廣場的民眾,顯然已經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原本對這個廣場運動就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體制內外的聯手和分野

胡績偉總編輯認為,《人民萬歲》表明胡耀邦心中已經初步形成“民主運動”的“宏偉藍圖”。

在體制內醞釀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時候,廣場上體制外的力量也在按照自己的邏輯發展壯大。從1978年清明節起,天安門廣場的悼念詩詞漸少,政治性的宣示越來越多,用毛筆字寫在白紙上,戶外老遠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人稱“大字報”。4月6日,廣場出現一張署名霍華、尹明的“大字報”,呼籲把天安門變成輿論廣場、民主廣場。

“我們應該把這塊地方作為不中斷的論壇,不閉幕的會場,不休戰的陣地,隨時把我們的思想言論寫出來,把我們的作品發表出來,在這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在這裡,每一個人都可以作為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藝術家、理論家、作者,同時又是讀者、聽眾、觀眾、批評家。在這裡,每一個人都是社會的主人。”

廣場張貼“大字報”畢竟多有不便,於是越來越多的“大字報”貼向北京鬧市區西單路口一排約200米長的灰色矮牆,觀者如堵,逐漸形成所謂“民主牆”。“大字報”的內容,包括公開議論毛澤東的功過,要求言論自由、民間辦報、保護人權,主張“第5個現代化”(政治民主化)、呼籲警惕出現“新的獨裁”等。一些外地“訪民”也在這裡張貼大字報、小字報,甚至在街頭髮表演講,申訴自己的冤情。一些未經登記註冊的民間組織,未經官方出版許可的民間刊物,未經組織核准的民間討論會,也活躍起來。

哲學家周國平1978年時33歲,還是個容易激動的壯年,他回憶道:

“在官方允許下,西單牆成為集中貼大字報的地方。那些天正開三中全會,彷彿是一種呼應,社會上思想也十分活躍,並觸及了體制問題,諸如終身制、領導人歷史和現實表現的透明性等。每天,民主牆前熱鬧非凡,馬路邊停放著數以百千計的自行車,人群熙熙攘攘,擠在前面的人高聲朗讀,其餘的人側耳傾聽,有的人在埋頭記錄。老外格外活躍,擠在人群里給大字報拍照,或者興高采烈地與周圍的中國人交談。”

葉劍英元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說出一句名言: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範。”

胡績偉分析:在“民主牆”日漸興盛引起黨內高層疑慮的時候,胡耀邦策劃《人民萬歲》,表明他希望把體制內、體制外兩股民主勢力結合起來,共同推進中國的改革開放。

胡耀邦認為西單的“大字報”同“文革”中和“文革”以前的“大字報”不同。以前大都是某些領導者利用“大字報”來整人害人,這次的大字報同1976年“四五運動”天安門“大字報”一樣,是人民出自內心的呼聲,是人民新的覺醒。胡耀邦還指示人民日報,採訪在北京十分活躍的貴州民間組織“啟蒙社”,並在辦公室專門聽取了奉命前往貴州調查的人民日報記者周修強的彙報。

胡耀邦曾於1978年4月10日在《人民日報》匿名發表《一位老幹部給青年的複信》,告誡說對於社會落後現象不可能“亂打一氣”,只能準備“長期的艱巨的鬥爭”。這封信表現出正在取得政局主導權的老幹部對體制內改良的自信,對年輕人“連起碼的東西都還不知道”的自負,但難能可貴的是,耀邦對於年輕人不同的政治主張,反對“四人幫”“施行鎮壓的辦法”,而是主張“引導”,並且認為“引導”比“教育”更妥當。

胡耀邦還要求各地做好群眾上訪工作,並在中央層面上不斷擴大政治平反的政策範圍,讓更多的基層幹部和普通老百姓冤屈得伸,緩解民間的不滿。對於合法性待定的民間組織,胡耀邦召集中宣部、新聞界、共青團、工會等單位開會研究,從抗日戰爭爆發前的“一二·九運動”談起,強調共產黨應該善於深入群眾,站在群眾之中去做工作,去取得群眾的信任,並批評共青團、工會“越來越脫離群眾”。

而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隨著政治局勢的發展,對天安門事件的評價角度也在發生變化。在中央剛剛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1978年11月,鄧小平告訴日本客人:

“有人有一個錯覺,以為重新評價天安門事件,又要亂,其實不會,人民是可以信任的。我們的群眾經過‘文化大革命’,絕大多數人,包括青年人,辨別是非的能力提高了,關心國家命運,這點是了不起的。

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讓他們出氣。群眾的議論並非一切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確,這並不可怕。”

在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的總結講話中,鄧小平擲地有聲地說:

“群眾提了一些意見應當允許,既使有個別心懷不滿的人,想利用民主鬧點事,也沒有什麼可怕,要處理得當,要相信絕大多數群眾有判斷是非的能力。”

“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不同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

然而,當“西單牆”上體制外的欲求與“三中全會”後新中央班底的政治權威和治國思路產生衝撞的時候,特別是在1978年末、1979年初的中央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王若水等體制內人士也開始從根子上否定傳統意識形態、要求徹底的政治體制改革時,鄧小平即與陳雲聯手給理論務虛會糾偏,收拾體制外力量。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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