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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岸隱士:肛門期被控與肛門期失控

——對當下中共極權主義的研究(四)

中共的軍樂也是對人節奏感控制的核心手段。從小做操做到大的大陸學生已經習慣了每天聽解放軍軍歌等歌曲蜂擁著去操場,很多人長大以後一聽到那些音樂仍然興奮,下意識的想去走方隊。在此我就且不論文革時期的忠字舞和當今的大媽廣場舞了,讀者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研究。廣場舞到今天還存在是大陸人的悲哀。

第三章心理學分析

核心概念:1.肛門期被控與肛門期失控2.道德虛無主義3.情感控制、節奏感控制和音樂控制

肛門期是德國著名心理學家佛洛德提出的心理學概念,按照他的理論,幼兒的心理發展分為口腔期,肛門期和生殖器期大致三個階段,其中肛門期牽涉到對幼兒的按規則去廁所的排便訓練,從而從生理心理上建立最初的人的規訓意識。孫隆基在其《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曾試圖論斷中國人“肛門期”失控從而不守秩序,有極大的以偏蓋全,且部分分析脫離實際,並不準確。就中國大陸實際情況而言,城市裡有教養的家庭對子女幼兒時期的廁所訓練非常嚴格,並不存在孫隆基所說的“肛門期失控”。而在廣大農村地區,也並不存在普遍的無規訓。但是農村地區往往會有客觀條件限制,就是廁所基礎設施的落後。農村很多廁所,並不是城市家庭里的蹲式或坐便器式抽水馬桶,而是糞坑或糞缸,這樣的設計往往會給幼兒落下心理陰影。而幼兒一旦選擇不去恐怖的糞缸而是在野外找地方”解決“,那麼就客觀上造成了孫隆基說的“肛門期失控”。筆者在此無意考究大陸城市和農村的廁所發展史,筆者要討論的重點是中共有意設計的肛門期二次馴化。這個馴化跟孫隆基說的由於缺乏規訓而導致的被動的“肛門期失控”的結果完全不一樣,中共是主動同時馴化“肛門期被控”和“肛門期失控”的。這裡體現了台灣人孫隆基對大陸的經驗空白。

中共的學校,從小學開始就是大課堂,一個班有幾十個人的那種,這種情況下它是不可能讓小孩子隨意去上廁所的。一般來說,學生只能忍著,忍到下課再去廁所。而多數“根正苗紅”的學校,往往故意特別嚴酷的訓練小孩要“憋著”。這一招是殺手鐧,因為就中國大陸的食品安全狀況來看,小孩子出現拉肚子很常見。而教師法西斯般的訓練,往往會讓小孩子憋到後來痛苦萬分,但又由於被灌輸的紅色的“集體榮譽感”,個個都要做“邱少雲”,寧可忍辱負重也要苦水自己吞。筆者就讀的小學,曾不止一次出現低年級小學生大小便失禁的情況。也存在學生實在忍不住,在課堂上舉手向老師乞求去上廁所的情況。但如果這麼做的話學生是要有很大勇氣的,既要有心理素質忍受同學的笑話和白眼(五六十人的課堂,全部學生都在聽老師上課,這種請示會遭來集體的目光。並且,中共擅長搞建立革命崇高感的假大空教育,讓小孩子覺得解大便解小便這種“小事”不值一提,這種“小事”都忍不了還怎麼幹革命“大事。更要命的是,紅色宗教渲染出來的脫離肉體的血色崇高感會讓人潛意識裡認為排泄以至於人的排泄器官本身就是“污穢不堪,見不得人”的事物,並因此產生自卑感。此外,“大家都忍你不忍”那麼你就是“意志最不堅定的”。),又要表現出極大誠意贏得老師的同情以求批准。中共的學校極大程度在這個過程中馴化出學生高壓忍耐之後對“被批准上廁所”的感激涕零,與中共擅長的“與領導交心”,“政治糾偏之後的感激涕零”的整人馴化和腦控同出一幟,並且,前者是為後者打下了生理學基礎。

從全國來看,很多學生,尤其是小學生,“一遇考試就想上廁所”的情況非常普遍,這都是我上文描述的這種“肛門期被控”的後遺症。而就不同年代的人來看,50後60後“肛門期被控”的癥狀更加明顯,要強於80後和90後。“肛門期被控”的另一個後果就是“肛門期失控”。忍了很久的學生們一下課往往一窩蜂沖向廁所,這種體驗只要是在中國大陸長大的人都知道。筆者曾經讀過最離譜的新聞是-居然有小學生紛紛湧向廁所因人數過多導致擠壓死亡的。而中共的公共廁所設計往往特別缺德-它不是像西方那種單間封閉的坐便器設計,而是一條長溝,中間由半人高的瓷磚或隔板隔成一個一個的單元,使用廁所的人兩腳分開蹲在或站在不同單元的溝上大便或小便-這對於大便的人尤其難堪而沒有尊嚴,因為上端和一側都沒有遮擋,因而成了“公開展覽”。有些條件稍好的學校會象徵性的在一側建半壁遮擋,但不改其基本結構。且不談這種廁所結構衛生條件堪憂,其給人的羞恥感羞辱感是極其強烈的,很多小孩不敢在學校公共廁所大便。而在一些痞子學校,廁所則成了學生間進行霸凌的場所,比如有人會“撒尿過牆”凌虐解大便的容易被欺負的同學。中共公共廁所還有個特點就是惡臭,修建時間越早的廁所越是骯髒惡臭,甚至有糞便堆積如山的情況。筆者對話過很多人都有因童年體驗過或見過過於骯髒的廁所而落下心理陰影的。(中國大陸90年代及以前還有一種公共廁所叫“旱廁”,是直接在地下下水道上端開一個口子變成供人蹲的坑,這種廁所不僅骯髒惡臭到令人作嘔,而且讓人蹲到目光所及深不見底的黑洞洞的下水道之上,可以讓人內心恐怖到極點。)

學校公廁的恐怖把廁所與人的羞恥感、骯髒感、恐懼感、攻擊性等種種消極情感和心理綁定了起來。再加上“集體開閘”的這種規訓,共產黨非常狡猾的為其搞政治運動時集體抗擊或批鬥“敵人”打下了生理心理學基礎。共產黨所煽動的很多極端仇恨,尤其是煽動一個集體狂熱的仇恨,最初都是來源於生理上開墾小孩子的“肛門期被控”和“肛門期失控”。有外國人驚嘆,中國政府或有政府後台的組織在發動一些年輕人集體性的狂熱運動時(包括海外學聯運動),究竟是如何一種力量把他們高度一致的組織起來的,並且都很投入不像是演戲。除了金錢利誘和我前文所說的“身體化集體”的極權控制之外,最初把那種“集體忍憋”和“集體排穢”深深植入他們潛意識的是對其自小到大的排泄管控馴化。筆者曾與西方研究前蘇聯極權主義的教授就此問題討論過,其感嘆中共的廁所模式與前蘇聯同出一轍,而在程度和種種細節上是比蘇俄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國大陸到了大學反而要教學生“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並非是因為小學沒教過,而偏偏是因為小學馴化過度了,等學生到了大學之後出現萎縮式反彈。人從小時候的道德模範變成了長大後的道德虛無主義者。

很多大陸人一方面在中共各種集體會議上一聲都不敢吭,即便領導犯了明顯的錯誤也不敢發笑,而是全程表情嚴肅。而另一方面,一個群體中領導者笑,其他人再跟著笑(即便一點不好笑);領導者不笑其他人屁都不敢放,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大陸人過強的“自我規訓”經常給人“機器人”的感覺,而另一方面,很多大陸人的不守秩序和“搶座位”“插隊”又讓人大跌眼境。大陸人的這些反應往往是下意識的,行為完全沒從腦子過,一方面是來源於“身體化集體”的恐怖馴化,一定要爭搶在前的等級避免落到“貓貓屁”被排擠整肅和犧牲掉,一方面是中小學時候“下課衝去上廁所搶坑”這種馴化造成的條件反射的長期投射。“肛門期被控”和“肛門期失控”的生理心理學馴化造成的影響,與“身體化集體”的集體恐怖相互配合,對中國大陸多數人的影響無處不在,幾乎可以解釋全部中國大陸很多人在國內和在海外的奇特行為。這些奇特行為,如果用素質解釋的話,是忽視了他們行為根本不是由自己意識所控的巨大事實。(素質的前提是人是有意識的自由的實踐其行為的。)正如阿倫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的分析,艾希曼壓根不仇恨猶太人,一切對他“反猶”的指控根本站不住腳,而是他喪失了判斷的能力,只管像機器人一樣執行命令。阿倫特本人也因揭示了這個機制而在西方名噪一時,使她“罪惡的平庸”(也有譯作“平庸的罪惡”的)的概念成為她研究極權主義的理論原創,並引出了她著名的教誨“思想之風的顯現不是知識,而是辨別對錯,辨別美醜的能力。”共產主義與法西斯同屬極權主義,而共產主義造就平庸的機器人的模式比法西斯主義更具系統性也更加邪惡。

中國大陸很多學生也不太善於與人溝通,該說的話不說,有時碰到不合理的事情也能忍則忍,但另一方面有時候會因雞毛蒜皮的小事而突然爆發,這些都跟筆者分析的肛門期控制的“忍憋機制”有關。該上廁所時候不上,忍著,忍不住的時候就大小便失禁了。

道德虛無主義

中共的道德虛無主義是因為其早年道德理想主義走極端走崩潰後而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後果,充滿了辯證法式的黑色幽默。

因為中共早期的宣傳教育都是宣傳“高大全”或雷鋒式的榜樣,都是“從不利己,專門利人”,刻意的把他人和自己對立起來,否定了人與人之間的合作共生關係,其結果就導致喪失了這套所謂道德理想主義的人總是試圖走向另一個極端,那就是“專門利己,從不利人”。當下的中國社會崇拜“土豪”,把共產黨當年“打土豪”的“土豪”從貶義變成褒義。共產黨領導幹部紛紛攀比自己有多少個情人,在海外有多少套房產,是把早年“不拿老百姓一針一線”的廉潔攀比掉頭一轉引向另一個極端。這套“逆向烏托邦”式的價值觀讓奉行它的人過得並不舒服。因為所謂“專門利已從不利人”和“專門利人從不利己”一樣不可行,與早年覺得自己不夠無私的共產黨員的自責愧疚相反,當今的共產黨員會因為別人間接“沾”了自己好處或自己“貪得還不夠,搞的還不夠”而覺得自己吃虧了,結果又導致捶胸頓足痛苦不堪,並要再與人斗把“搞回來”。

當一個社會擁有背景的特權階層和富人們在實踐了“反烏托邦”式的價值觀後仍然獲得不了幸福時,他們所能做的除了向社會炫富和濫用權力,還希望全社會的人都來信奉這套價值觀,並且盡己所能摧毀美好事物,否定一切價值和倫理道德,否定人類本身的價值和尊嚴。這最終導致道德虛無主義。

擁有道德虛無主義價值觀的人靈魂是飄著的,脾氣古怪,情感起伏大,說變就變,行為自相矛盾,思維不連貫而眼神遊離,很容易被任何一股外在的力量暫時潛入身體里而控制。

中共的特權階層和中共社會下的土豪階層人是極其精神分裂的,一方面土的要死,一方面什麼都要最新的最時尚的;一方面什麼都不懂,一方面什麼都要最好的最頂級的;一方面是素質最差的,一方面又有做“紅色貴族”情節。因為中共這些土豪祖上很多是小偷和妓女,因此這幫歷史上最惡劣的邊緣土匪們的後代們對傳統秩序有一種逆反的心理。當他們將維權律師投入大牢安一個尋釁滋事罪名,並找一個文盲來當法官(最誇張的是,筆者讀過法庭上法官當庭銷毀證據並打律師的新聞);當他們將傳統社會對大家閨秀“小姐”的尊稱變為新時代黨天下對妓女的稱呼,並暗中系統性的逼良為娼的時候,他們心理上有一種言不由衷的快感。中共的這些土豪和官僚,一般性取向上都有罕見的重口味和性變態,而平時說話也不正常,笑點哭點與正常人也有較大差異。

而道德虛無主義最終是讓人長期痛苦的,因此中共特權階層的家屬在長期承受這難以承受的生命之輕後,有一些開始追求信仰,開始信“佛”或信“基督”,但由於他們骨子裡受中共的腐蝕並沒有痊癒,往往又信到歪門邪道的路上去了,筆者已在“偽佛教偽基督教”一節中敘述。而那些終日不思悔改也不試圖從信仰中解脫的人最後要麼自己走上絕路(飆車死,吸毒死,床上死,艾滋死,鬥毆死等等),要麼需要不斷的從周圍人的走上絕路里尋求毒癮般的刺激感,慶幸自己還活著,但隨之恐懼感又進一步加劇,並惶惶之中疑神疑鬼,開始不信神信鬼,不信自由信命。

情感控制

情感控制是一個全面而又系統化的工程。筆者前面說的肛門期控制毫無疑問是一個基本手法,但黨的配合招數還有很多。共產黨喜歡培養人的極端情感,並引導其宣洩的管道。共產黨還喜歡在小學生年幼的時候給他們看“紅岩展”,展覽各種酷刑刑具讓他們恐懼到極點。筆者幼年經歷過學校組織的“渣滓洞白公館酷刑展”,裡面展出帶血的竹籤比人的手臂還長,又粗又尖。可以插到鼻子里的漏斗,據說是灌辣椒水用的。還有一段黑白視頻,聽到裡面大叫,解說員說是人先被鞭子打得皮膚全部脫落了,然後用膠水加繃帶纏好,像個木乃伊一樣,最後用力一撕,肉就撕下來了看到血淋淋的心臟在裡面跳。筆者的同班同學當時有當場嚇尿的。在教育領域喜愛培養人的恐懼感,遺憾感,痛苦感,道德英雄主義和道德經驗主義。(尼採在《悲劇的誕生》裡面是非常反對在悲劇劇本裡面填入令人恐懼、遺憾和道德崇高的東西的,因為這些東西不利於凈化人的情感,雜糅而不幹凈,只會影響偉大悲劇的悲劇性,造成悲劇高潮的情感宣洩(emotionalcatharsis)不能達到。而關於道德英雄主義和道德經驗主義,筆者將在哲學分析一章中詳述。)

節奏感控制

共產黨的講話,尤其是領導講話,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無聊無趣,感覺跟背書一樣,新聞聯播(字正腔圓的腔調)也是如此,各種會議和通稿也皆如此。導致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是,它說話不是先有內容再有結構的,而是先有結構再填內容。

中共任何講話,任何稿子,其模版特質都太強烈了,都是開頭結尾先用固定模版寫好,全是啰嗦沒用的廢話和口號。中間內容都設定好排比句結構,順序都不能搞錯,都是先用中共版“word模版”把“全面推進……加強……深化……大力……同時……加速推進……更加深化……切實抓住……”等關鍵字擺好,中間留多少個空格都按模版先計劃好,再往裡面填東西。老百姓一個直觀的感受是中共講話全部千篇一律,都差不多。那為什麼這些這些差不多的講話中共要一遍一遍天天講呢?正如我已經指出,重要的不是講話內容本身。重要的是新聞聯播和尚念經式的排比腔調,和領導人三字一頓,一字一頓和四字一頓的節奏,目的是讓在場的人意識情感被這種節奏感所控制並形成習慣,屏息凝神,連呼吸都跟著領導人腔調節奏的韻律走,就像部隊隨著軍歌“一二一,一二一”前進一樣。(把中共領導人的現場講話和港台或美國領導人現場講話一對比,可以感受到明顯區別。)

自然而然的,中共的軍樂也是對人節奏感控制的核心手段。從小做操做到大的大陸學生已經習慣了每天聽解放軍軍歌等歌曲蜂擁著去操場,很多人長大以後一聽到那些音樂仍然興奮,下意識的想去走方隊。在此我就且不論文革時期的忠字舞和當今的大媽廣場舞了,讀者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研究。廣場舞到今天還存在是大陸人的悲哀。

與節奏感相干的還有文字獄,就是中共的用詞非常敏感,一個字都不能差,包括媒體用詞,對領導人名排序等,2018年11月爆出陝西美術家協會召開會員大會的新聞稿因在敘述中寫到“大會以習近平總書記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收到1萬五千元罰款,只因為多寫了“總書記”三個字。類似的例子很多,但筆者的要點是,文字控制的背後最本質的還是節奏感控制。中共如果長期給老百姓馴化比如“XXX,XXX,XXXX,XXXX”的節奏習慣後,那麼老百姓聽到“XXX,XXX,XXXX”的時候就會自動做出“XXXX”的反應(打拍子的“嗒嗒”聲),就跟馴化對狗搖鈴的條件反射一樣。尼采曾經專門研究過一個音樂情緒是怎樣引發詞曲作者創造詩歌音樂的靈感的,而西方的思想家無不認為繪畫是空間的藝術,但音樂是時間的藝術。叔本華認為音樂是最能反應世界本質的;康得認為空間是直觀外部事物的形式,時間不僅僅是直觀自我的形式,更是直觀外部世界的前提;海德格爾則直接說“存在就是時間”。中文本身音律特質就挺明顯的,中共利用了這一點,再配合它有意設計的節奏和音樂,以及音樂般的文字,結果讓老百姓像得了羊癲瘋一樣天天手舞足蹈,但只要中共閘門一關節奏感一停,老百姓又變機器人了。

音樂控制

中共的紅色音樂最初都是受啟發於蘇俄的革命浪漫主義,但是中共的紅色音樂往往不像俄共那麼凄婉哀傷,而是更加具有宗教性,樂觀向上而鬥志昂揚,幾乎可以匹敵西方的基督教音樂。像《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直接一上來就把老百姓心都唱融化掉了,一頭磕到地上,對著太陽就起不來了;過了一會好不容易醒過來了,又突然被“地上的毛澤東”召喚起來在大地上開始扭秧歌了。而到了2000年《還珠格格》片頭曲《自從有了你》則是把那種類似的宗教情感給世俗化愛情化了,消解了寄生蟲似的拜毛狂熱,功不可沒。還有比如像《我的祖國》、《小小竹排江中游》等紅歌藝術價值都很高,但摻入了很多有害的私貨,終淪為精神鴉片。能消解蘇俄式紅歌毒性的解毒劑是德國作曲家舒曼、舒伯特、勃拉姆斯以及波蘭作曲家維尼亞夫斯基等人的作品,而能消解帶有民族情感和詩情畫意的紅歌的毒性的則是鄧麗君的歌曲。當下新時期大陸流行歌曲則是良莠不齊,有些能反映作曲者的消極頹廢或躁鬱症式的情感,而另一些則黯然神傷,不能一概而論。對於中國大陸的音樂分析,筆者有空去寫專門論文,在此不再發散。(未完待續)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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