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財政部要幫助深陷債務的地方政府在這個秋天能得到更多貸款，讓他們可以重新啟動停滯的基建工程。
坦率地說，當我半年前分析中國政局與中美貿易戰態勢的時候，確實沒有想到中方的立場和處境會變得今天那麼被動。中國政府當初的立場和主張是「不願打、不怕打、必要時不得不打」或「以強硬對強硬，看誰能堅持到最後，我們將奉陪到底」。它還嚴厲地批評川普總統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戰，並把責任完全歸結於美方，自己則坦然扮演受害者的角色。
如今，因為國內經濟下滑以及對貿易戰的擔憂加劇，中國共產黨對當下形勢和自身處境似乎已經不那麼自信了。習近平上月在北京緊急召開的省部級領導防範」重大風險」研討班，是近期最突出的例子。
那麼，一個最緊迫的問題就是，經濟形勢和中美關係上的挫折有沒有威脅到習近平的權力基礎？我近幾個月跟幾位「紅二代」，及一些中外專家進行了交流，試圖尋找信號和線索。根據所得到的信息，我認為，在政策方針上，已經產生了一些影響。除了老百姓和知識分子以外，在黨內高層內部對目前的形勢似乎也有一些批判性的意見。正因為這方面的壓力，習近平或許在中美關係和經濟問題上試著調整政策或對策，甚至要轉回更加市場化、對外開放的道路上。
根據中共官方的統計數據，去年全年經濟增長率為6.6%，錄得自1990年以來最低。當然，中國政府早就做好經濟「軟著陸」的準備，通過降低利率、財政刺激、利用房地產市場等方式避免經濟快速下行。不過，也有分析認為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比這些數據更加糟糕。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向松祚於12月發表演講時介紹，根據一個機構的研究小組內部發表的關於2018年中國經濟的兩種數據，一個是同比增長1.67%，另外一個是負成長。至於中國能否克服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引人注目的問題，答案仍然是未知數。
去年11月底，我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跟該院院長姚洋討論中美貿易戰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他認為「影響非常大」，並向我介紹說「根據我們的測算，今年中國經濟增長率甚至是負的」。他指出貿易戰對企業家和消費者所帶來的心理作用不容忽視。我在北京、廣東、香港、華盛頓等交流過的若干位有識之士也持有同樣的觀點。
我無法驗證各個說法以及統計數據的準確性，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國家領導人似乎是了解經濟形勢嚴峻性的，並在貿易戰的問題上較為明顯地轉變了立場。
12月初在阿根廷舉行的中美首腦會談上，習近平對川普表示，「願意根據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進程以及國內市場和人民的需要，開放市場，擴大進口，推動緩解中美經貿領域相關問題」，這與之前強硬的表述截然不同。近幾個月以來，中方已停止加征新的關稅等，因為擔心貿易戰進一步升級。今年1月，習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範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上發表重要講話，主張「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鵝』事件，也要防範『灰犀牛』事件」。總理李克強則在早幾天召開的專家學者和企業界人士座談會上指出，「今年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一些方面信心不足影響市場預期，必須高度重視，做好應對困難挑戰的充分準備。」
如今，跟意識形態領域相比，經濟日益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來源，如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今年達沃斯論壇指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從穩定外部環境的角度看，剛剛迎來建交40周年的對美關係也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中共的合法性。以「戰略競爭關係」為時代背景的貿易戰，以及與此相關的華為孟晚舟事件等都必然考驗中共的執政能力。
我於21世紀初期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上學期間，老師們向我們強調的觀點如今變得更具現實意義：「對美關係是中國實現現代化進程中的最大外部因素」；「改革開放首先是對美開放」。去年中美關係因貿易戰而陷入緊張時，中共外交部的高官也給我講過同樣的話。意思很清楚，中國改革開放和中美關係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兩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
如今，我們從中共高層的動態確實可以看到試圖調整經濟政策的一些信號，即使此刻還難以判斷調整的結果和方向。
中共官方似乎格外擔憂民營經濟對整個國家治理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值得一提的是，習近平9月底在東北三省考察時，強調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對中國經濟發展和品牌建設等方面的重要性。但僅僅一個多月後，習近平又攜手李克強大力鼓勵和支持民營企業。
中共官方或許會解釋「因為兩者都很重要」，也可以同時宣揚國企和民企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但問題是習近平為什麼要這樣做，我的初步解讀就是，在國內經濟下行和中美貿易戰的壓力下，中共高層感到擔憂，光從自力更生的角度強調國企的戰略重要性遠遠不足以拯救局面。
中央對經濟形勢和自身政策的反思，也反應在11月初央行行長易綱接受四家官媒時罕見地承認中央的政策出現了問題，他說，「前期一些政策制定考慮不周、缺乏協調、執行偏離，強監管政策效應疊加，導致了一定的信用緊縮，加大了民營企業融資困難。」
那麼，上層建築有沒有受到挑戰？經濟形勢有沒有威脅到習近平的政治地位？
一名前國家領導人的親屬在廣州對我說，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前，習近平在黨內遭遇了批評，因為沒把經濟搞好。跟本文中其他國家領導人的親屬以及官員一樣，因話題的敏感性，他不願署名。
他還說，在政治局會議上甚至有人拍桌子批評現行的政策，而現行的政策就是習近平定調的，實際上就是批評習近平。據他的說法，「現行的政策」指的大概是在黨能夠領導一切、解決一切問題的認識下忽略市場邏輯和原理，輕視真正懂得經濟政策、具有豐厚經驗的同事。他說，黨應該多讓真正有能力和經驗的人發揮作用，比如李克強和韓正。
我很好奇地提出了一個疑問，「我以為今天在黨內沒有人能夠批評習近平呢。」
這位認識習近平、熟悉習家的「紅二代」回答說，這是外界的誤會，尤其是常委，任何委員都可以當面提出不同的意見，習近平也會傾聽這些意見，習近平是一個先傾聽意見，後做決策的人。
根據這位人士的介紹，在去年的北戴河會議上，習近平實際上已經遭遇了一些批評。類似的說法，我在華盛頓也聽到過，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研究副總裁包道格(Douglas H. Paal)根據跟中國共產黨內部人士的交流跟我分享說，在北戴河會議上，黨內一位元老勸告習近平不要搞個人崇拜。「但總的來說習的地位還沒有受到挑戰。」
另外一名熟悉經濟事務的現任國家領導人的親屬在北京對我說，黨中央沒把經濟搞好，李克強則從中獲利，提升了影響力。他認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內容或多或少脫離了習近平原來的調子，是基本按照李克強的想法走。
我重讀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新聞稿，面對當下的經濟形勢，它強調「更多採取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等，並呼籲要加快經濟體制改革，以增強微觀主體活力為重點，同時「大幅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而該會新聞稿沒有提及國有企業，卻四次提及民營企業。
從這些內容，我能夠感覺到，這與習近平之前強調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絕對領導的調子有所不同。李克強則在1月15日召開的國務院全體會議上提出，「依靠改革開放激發市場活力，依靠市場活力頂住下行壓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從接下來的政治議程看，3月上旬將是一個關鍵的節點。
一個是中美之間的貿易談判能否有實質性的進展，從而避免貿易戰繼續升級，最終達成一個具體的框架協議，尚待觀察。另一個是「兩會」，李克強在發表《政府工作報告》時將把今年的經濟增長率目標設定為多少。前年和去年為「6.5%左右」，假如今年也繼承原來具有一定彈性的「6.5%左右」，或許表明中共當局有一定的信心依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頂住下行壓力，支撐經濟增長。但假如略有或明顯下調，就表明中共當局對經濟形勢的信心不足，預期不明。
不過，我們不必也不該把本文所提到的現象理解為「習近平的權力下降，李克強的地位上升」，甚至把它解釋為「習李之間的關係發生變化」之類的。這在我看來大概是過度解讀。
通過近幾個月以來的黨內討論，習近平或許也主動認識到了通過緩和對美貿易戰來頂住經濟下行壓力，為此積極發揮民營企業的緊迫性。另外，習近平始終信任和重用的人，如王岐山、劉鶴等接下來也會配合習近平以更加注重市場化和國際化的方式來實施經濟政策，以便保住習的權力基礎和地位。
此刻，我們還是不能斷定習近平的權力遭遇了威脅，我個人則傾向於把上述場景解讀為中共黨內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平衡，即使是習近平這一廢除了國家主席任期、理論上可以終身在位的黨的核心也不是想幹嘛就幹嘛，其權力必然受到來自黨內黨外一系列的制約。
正如一名負責對美事務的中國外交官在華盛頓對我說的：只要在體制內，任何一個人的權力都必然受到制約，包括習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