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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屠殺 人民日報編輯記者的38小時的掙扎

——原標題:人民日報:38小時的掙扎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一個周末之夜,當北京復興門外木樨地響起第一排槍聲之後,寫歷史的中國人再也不會有昨天。無論是祭一周年,還是兩周年、三周年……,血跡永遠鮮目,不會因時間而蒙污塵埃。“淡化”,只是少數幾個人的一廂情願。

以中共“喉舌”自喻的人民日報,其編輯和記者,因四·二六社論忍辱負重,一些內情外人並不知詳。這裡追憶當時三十八小時的心情。

社長總編先後請假

六月三日凌晨二點半左右,我在海外版夜班編輯部看完最後一遍大樣,送車間付印。按照慣例,還應送版樣給國內版值班的總編輯審閱。海外版和國內版同在一幢大樓里(五號樓)。我從四層下到二層的總編室,順便看一下國內版當夜版面如何安排。那天夜裡,總編室似乎人不多。一些“夜貓子記者”近來幾乎天天在這個時候往天安門廣場跑,轉一圈回來再睡覺。版面上沒什麼更吸引人的東西,比較注目的是北京市委宣傳部關於“動亂”實質的文章。該文傍晚時送來,明令要登。

主持夜班的是第一副總編輯陸超琪,臉色凝重,盯著那篇長文似乎在發楞。看我送版樣來,勉強有一絲苦笑。昨天下午(二日),學運以來一直主持工作的社長錢李仁,臨時召集編委會(報社最高權力機構),拿出醫生開具的病情報告,宣布即時開始休假。總編輯譚文瑞在戒嚴前突然吐血住院。錢交代,報社一切工作暫時由陸超琪主管,同時囑咐,各位自己保重,務必不要去他家看望。已屆離休年齡的陸超琪,似乎有所知料,並無驚異之感。

從胡耀邦團中央系統升上的錢李仁是中央委員,作為人民日報社長,經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會議。他的突然離避,引起眾人敏感。因此,下午四時,在每天例行的編前會上,當陸超琪向各版主編宣布這個消息時,我發現許多人頓感愕然,頗有不祥之兆的感覺。

這次“狼真的來了!”

陸超琪隨便看了一下我送的版樣,沒提什麼。我隨即下樓準備回家。這時已近三日凌晨三時,剛走出五號樓大門,一位稍先下班的校對人員,騎自行車從外飛奔而來:看見我說,軍隊又進城了,沒人阻攔。我問,帶武器嗎?答,沒有,一律白襯衫,綠軍褲,由東往西。人民日報十年前從王府井遷出,一直在這個位於東郊的大院里。由於連日來,天天夜裡傳出軍隊進城的消息,象“狼來了”的故事一樣,我並不放在心上。但不知怎麼,我又折回辦公室,電話鈴聲大作。一位記者打電話告訴我,他此刻正在王府井北京飯店附近,軍人和市民已發生衝突。我感到,不再是玩笑了。

我立即撥通北京飯店的電話,叫醒香港的《百姓》雜誌女記者張結鳳。可憐她連日來也被“狼來了”弄得精疲力盡。六月一日前,她和人民日報幾位朋友,在我家裡討論過局勢發展。大家都認為學運呈膠著狀態,她也似乎有打道回府之意。在電話中我告訴她,我已訂好座位,五日(星期一)下午六時在西單鴻賓樓請她吃飯,作為我在香港工作期間她請我吃飯的回酬。她答應了。同時,我又告訴她,這回不再是“狼來了”,作為記者應該目睹的新聞事件,就在她的樓下。她決定下樓去看。沒想到,她這一下去,再也沒有回北京飯店。

四時半,我回家睡覺。每天這時下班總是一片寂靜的夜空,似乎隱約傳來嘈雜聲。這兒離長安街最東頭的八王墳僅一公里。

最壞的事尚未發生

將近十一時起床,匆匆煮了一袋速食麵吃,接著,給張結鳳打電話,問有何新聞,鈴響,卻沒人接電話。又直奔報社,得知東邊軍隊確實進城,一部分被市民阻攔撤退,另一部分則已進入市中心。

這天是星期六,海外版星期天無報,當天不上班。我因剛從香港歸來,急需探訪一些久違的朋友。先到司法部一位朋友處小坐,然後便去國誼賓館。香港《亞洲周刊》記者王業隆住在那裡,和他約好,今天我請客,也是對他在香港的關照的回酬。國誼賓館是原國務院第一招待所。我問他怎麼住這兒,他說是統一安排的,好在北京看來並無大事,過幾天也就回去了。說起時局,他說,還好,最壞的事情沒有發生。我問什麼是最壞的事,他說,就是香港人說的“擠提”銀行,大家都去銀行提款,最後經濟崩潰——我們兩人,似乎都沒有想到殺人的事會發生。其實,這個時候,西單六部口已經發射了學運以來第一批催淚瓦斯。

莫斯科餐廳離這兒不遠,我們步行而去,雖是周末,人卻不多,很容易找到了位子。吃完飯出來,發現天色還早,一看手錶,七時剛過,平時在家也就看電視新聞了。我建議,今晚不上班,也難得看看晚間京城,不妨從西直門坐地鐵去天安門,王業隆欣然答應。

地鐵里的便衣軍人

西直門地鐵站是二環路上的一站,乘客並不太多。但到復興門時,從西郊蘋果園開來的地鐵列車在這兒疏換乘客,大批人湧進車廂,估計許多人是到天安門去的。但是,我突然發現,在這人叢中,分布著三三兩兩穿白襯衫、綠褲的農村青年,雖然沒帶武器,但每人拿著一個統一式樣的行李包,絕對是軍人!我推了一下王業隆,示意那些便衣軍人,他笑了笑,也不知看出來沒有。這時,我仔細觀察了同車乘客,也都在注意這些人,有人使勁盯眼看。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整個地鐵運行過程中,竟然沒有一個乘客發問。否則,只要有人說一句話,整個車廂就是另一番情景了。

這些稚氣未脫的士兵看來都是第一次進城,對地鐵各站甚不熟悉,一聽報前門站到了,手忙腳亂背起行李往外跑。外面就是天安門廣場。

就這樣,在眾目睽睽之下,這些軍人背起行李,走出前門站,溶入天安門——勇敢的北京市民,此時顯得何等寬容甚或漫不經心!

恐懼莫名的不祥暮夜

出前門站,直接進入天安廣場。由於實行夏令時,雖已是七時半了,但天色仍明。學運開始以來,每逢周末,這裡人山人海。今日卻似乎不多。王業隆一直想上紀念碑的指揮部那兒去,始終沒機會。於是,我帶他過了第一道糾察線,然後我出示記者證,王業隆忘了帶證,我跟學生糾察講,香港記者,自己人,竟欣然放行。到了紀念碑最高層,不知怎麼,沒見著柴玲等學生領袖。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在這兒全天候值班的兩位記者,是我的朋友,此刻也找不到(後來才知去了西邊)。幾位我不認識的中外記者,正圍著一個帳篷,探腦袋往裡採訪——這是侯德健等“四君子”絕食之地。就在這時,旁邊一陣騷動,一個學生氣喘吁吁跑來報告,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通告,要市民今晚不要上街。西邊軍隊大院人滿為患,正在整裝待發。

誰都不懷疑,今晚要動真的了。但我們仍然沒想到會殺人。一位似乎是臨時指揮的女學生,立即要廣播站通知,讓人回各大學召集人馬來“保衛天安門”。我們兩人剛走下紀念碑,喇叭已經開始響起來了。其實,為時已晚。

我和王業隆在廣場轉了一圈,朝長安街走去。在天安門正中,朝東西方向瞭望了一會,不知怎麼,都決定往東走。可能是聽說裝甲車被堵在建國門立交橋上。這個方向正好是與開槍地點相反。此時,已是八時多了,長安街華燈初放,人群漸多,尤其騎自行車者,似乎比早晨上班還急。他們難道聽到了什麼?

穿過東單,擦過國際飯店,步行將近半個小時,才來到建國門立交橋。這裡確實人多,站在橋下,我沒有看見軍車(其實,軍車就在最上層橋面)。我突然著急要回報社,王業隆興緻未盡,說要上橋看。我告訴他回去如何走法後,就此分手,約定明日通電話。

我坐了一站地鐵,在朝陽門下車,想換乘公共汽車,但交通已經中斷,只好以步當車。暮色暗了下來,但與長安街不同,平時亮如白晝的朝陽大街,竟是一片漆黑,路燈全滅。每隔一個路口,都有幾輛空車橫卧,路人行色匆匆,慌張異常。我腦子裡頓時出現一幅大地震前靈感動物大搬家的畫面。我很奇怪會有這幅圖畫。雖然我沒想到今夜開殺戒,但無論如何,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感,籠罩了心頭,這是一個難忘的不祥暮夜。

五號樓里一片沸騰

五號樓,人民日報的中樞神經部位。由於當晚海外版不出報,所以,許多人都聚集在二樓。見到我剛上樓梯口,一位同仁陰沉著臉問我:你知道不?開槍了!我一楞,但馬上想到開空槍也是開槍。但似乎另一位見我有此心思,補上一句:殺人啦,朝人群里開!木樨地已成血海了!

我似雷擊一般,絕快醒悟,剛才一切異常現象,全在木樨地揭開了謎!我馬上吼了一句:事情過後,一定起訴李鵬!同仁冷笑了一下:去你的吧,沒人再聽你的法律了!(我是從事法律報導的。)

二樓走廊上一片沸騰。這時,有人上來說,樓下也能聽到槍聲了。我轉身往樓下衝出,站在院子中間,西邊象放鞭炮似的出現閃爍,並有槍聲時而傳來。奇怪的是,這槍聲並不似電影電視里那麼清脆(北京很少聽見槍聲),從槍聲判斷距離,仍在軍事博物館和木樨地一帶。

轉身返回二樓,許多人已湧進了編輯室。時已近十一時,平日此刻,要聞版(包括頭版)的稿件都已確定,但今天值班的陸超琪和另一位年輕的副總編輯卻站在那兒沉思。稿件只有一篇是定下來的,就是後來見報的題為“孫巨同志的一封信”。下午我沒參加編前會,聽說曾宣讀了這封信的全文,由中宣部轉來,對人民日報一個時期以來利用“春秋筆法”、“頑固地站在中央決策對立面,給動亂製造者撐腰打氣,給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令抹黑的惡毒文字”進行了批判。據悉,孫巨是已故中共元老李井泉兒子的化名。全文不但上綱上線,而且充斥了咒罵、攻擊、威脅的語言。因此,中宣部明令要適當修改後才登出。但是,許多人在編前會上堅決主張,一字不刪,連錯別字也不改,全文刊出,加上花邊。但老總迫於上面壓力,仍對文字作了適當修改,成為一篇八百字的花邊文章。除了這篇文章,還有李鵬當晚就世界環保日發表的電視講話,其他再也沒有準備稿件,大家等著最新消息。在紀念碑值班的那個記者,已經聯繫不上,大家既擔心,又著急。

第一次直話直說

電話鈴聲一直不斷,都是北京和外地讀者詢問軍隊情況的,說美國之音已經報導開槍鎮壓。總編室在沒有掌握確切情況以前,一般不輕易回答。將近十二時,終於,我們的一個記者打電話回來報告,他此刻正在木樨地附近,親眼看到軍隊先是朝空中鳴槍,接下去便對路人平射了。記者帶著泣聲說,木樨地傷亡嚴重。

這時,另一部電話響起,海外版一個記者打電話來,與他同行的三個記者,其中一個女的,在電話大樓附近被衝散,下落不明。陸超琪馬上讓接電話者告訴:凡是能見的本報記者,請立即撤離現場,千萬不要發生任何意外。

電話鈴聲繼續不斷,其中一個從香港打來的,詢問北京發生的事情,接電話者正猶豫如何作答,一位編輯主任怒不可遏地喊道:告訴他,已經殺人了,全世界都知道了!於是,從這時起,凡來電話詢問,一律如實證實。外人也許不知,這種作法是人民日報歷史上第一次。

只能玩些“春秋筆法”

大約過了半小時,一位記者從民族文化宮附近的趙登禹路電話報告:軍隊已開進西單附近。他從五顆松一直跟軍車推進,只要一開槍,就立即卧地,每次爬起來重新前進時,總會發現有人已經不能再站起而永遠躺下了。西單一帶武警揮舞警棍開道,不管是誰,見了就打,後面接著全副武裝的解放軍跟進。

印刷車間主任來催要版樣,無稿可發,但有兩塊版可付排。一塊是第三版國際新聞,一塊是第四版的社會體育新聞。第四版已出樣,都是一些舊稿,編輯起的題目頗具匠心,一條是“法官卻枉法,誣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長被判刑四年半”,另一條是,“四川一服刑罪犯竟當上人大代表”。體育欄有一條報導殘疾人運動會的,標題卻是:“不能被征服的人”。大家想起桌上那篇孫巨的稿子,又是“春秋筆法”,人民日報的編輯、記者,能夠做到的,也就這些了。

機關報里灑滿悲憤淚

凌晨一時後,有記者陸續從現場回來。最早回來的是海外版一位名叫張寶林的版面主編,其岳父是原大公報著名記者高集,一九四六年南京下關事件時,曾被毆打致傷,當時周恩來還親表慰問。他沒想到,四十多年後,自己的女婿會面臨另一場更大的血案。張寶林敘述了他在木樨地如何見到軍人開槍,市民倒地,血灑長街的慘景。當他撩起褲腿,讓大家看上面沾滿的血跡時,已低頭泣不成聲。

這時,另一位記者也回來了,就是我在紀念碑上找他不見的那位,他進門就哭。原來,他離開廣場後,直奔西邊,一直在軍事博物館附近觀察。旋即軍隊突破前進,他馬上躲到旁邊的樹從里。蹲在一垛牆腳下,抱著腦袋趴著不動。沒想到,一名武警仍然衝上來,用警棍朝他的背上狠狠砸去。

這時,眾人再也忍不住,起先是抽泣,接著,放聲嚎啕大哭。此後,記者一個接一個歸來,歸來一個,大家痛哭一場,悲憤之淚灑滿中國共產黨機關報的總編室。

四·二六社論不是我們寫的

大約二時半左右,第三版國際新聞已拼好,大樣送到陸超琪面前。大家圍上去看。頭條新聞是報導南韓光州事件的,標題用的是粗黑醒目字體:“漢城學生絕食示威,抗議當局屠殺鎮壓”。上邊居中二條是關於波蘭的,肩題是,“波領導人指出選舉是和解的偉大嘗試”,主題是黑宋大字,“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下面還有一條是關於中東的,題目是,“以軍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飛機坦克對付平民”。陸超琪看完,隨手簽字付印。

人民日報的編輯和記者,專業素質是相當高的,不乏聰明和文才,當局對這類被他們稱為“小動作”的變相抗議防不勝防。但是,當京城大開殺戒以後,他們不再滿足這些了。他們從四·二六社論發表以後一直背著黑鍋。當人民日報編輯、記者上街遊行時,喊出最解恨的口號就是:“四·二六社論不是我們寫的!”“我們旗幟鮮明地反對四·二六社論!”(社論題目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終於獲得了市民的諒解和支持。當然,許多人以後為此付出了代價。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華夏文摘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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