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鬥中死了多少人？陝西省數據，勉縣死亡85人、蒲城34人、安康縣784人。
山西武鬥以長治地區最慘烈，當地是中國的軍工基地。軍分區和空軍分別支持兩派。打到交通全部斷絕，空軍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市。軍分區集中各縣民兵組成剿匪兵團，打開軍火庫，武裝數萬民兵，由軍分區首長指揮攻城戰。在攻克一座煤礦的激戰中，僅守方即陣亡二百多人，雙方死傷不計其數。
全國在單次武鬥中傷亡最大的是四川瀘州。一仗打死兩千餘人，另有八千多人殘廢。江青說「四川武打全國出名了，重慶打得稀爛，陣線就比較清楚了。好得很！」
浙江也是武鬥死亡較多的地方之一，嵊縣戰死191人。浙江空五軍政委陳勵耘、二十軍政委南萍同杭州造反派頭頭張永生武裝鎮壓蕭山、富陽兩縣。在蕭山打死27人，大部份是抓獲後活活打死的；在富陽打死135人，打殘319人，燒毀房屋1200餘間。
雲南軍隊圍剿名為滇西挺進隊的群眾組織，用機槍掃射，二十分鐘後將該組織數千人屠殺殆盡。
虐殺戰俘也是武鬥死人的一大因素。河北雄縣由三十八軍支持的一派動用大炮攻克對方據點後，將俘虜都用鐵絲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從肛門穿進、陰戶穿出，遊街之後，全部槍殺。陝西安康縣濫殺俘虜286人，自殺20人。亂打濫殺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槍打、絞死，還有讓被殺者背炸藥包、手榴彈炸死，甚至一次活埋了十三人。山西長治劉格平派在中央的壓力下交出武器後，成了對方肆虐報復的對象。據後來去採訪的作家趙瑜所記：其復仇面積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絕後，不忍贅述的。凡是古代用過的酷刑，這裡全用上了。
江西宜豐縣的一派到相鄰的上高縣去武鬥，死了四人。回來召開追悼會，給死去的烈士祭魂，會上捍然槍殺了三名從上高縣抓來的無辜百姓。
作家秦牧曾這樣記述在廣州街頭所見：人們咬著匕首，抬屍遊行。在中學門口，看到因武鬥死亡的學生的訃告，上書『享年十七歲』、『永垂不朽』等字眼。一路看到路樹吊屍的景象。那些屍體大多被打破頭顱、鮮血迸流。從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見到八具這樣的屍體。
一年多的武鬥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應在三十萬至五十萬之間。
清理階級隊伍死人最多,粗略估計，死於清隊的人數應在五十萬以上。
1968-1969年的清隊，是清理階級隊伍的簡稱。這是毛澤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全國兩千餘縣，一個縣平均一百左右死於清隊。
在這場運動中，二百多人非正常死亡的縣不算是多的。如上海川沙縣5063人被揪鬥，236人死亡。寶山縣揪鬥1702人，死亡達334人。」
人口特別少的縣，被清隊整死的人數才會低於100。如中蘇邊境人口僅數萬的愛暉縣，關押1500多人，65人死亡。吉林省延吉縣「深挖地下國民黨特務，深挖朝鮮特務」，只有110戶人家的樺田生產隊竟有41人被揪鬥致死致傷。
各級革委會是這場運動的執行者。他們私立公堂、嚴刑拷打，各種刑具交替使用，強加子虛烏有的「國民黨特務，反革命、反黨」等各種『階級敵人』。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標，但毛澤東指示:文革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國民黨時期的老工人也成了鬥爭對象。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是毛澤東親自抓的清隊運動樣板。1400名1949年前進廠的老工人中，900多人被審查，14名老工人自殺。
知識份子集中的地方是清隊重點。湖南大學革委會成立後，被捕的有三百多人，自殺18人，折磨致死6人，中科院上海分院有六百多人被誣為特務，2人活活打死，10人打成殘廢，4人自殺，包括1949年從美國歸來的女科學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殺獲救未死。
趙健民案一萬七千餘人冤死
1969年1月，康生指控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抿是叛徒國民黨特務，下令公安部長謝富治當場逮捕。整個雲南便開始抓「趙健民國民黨雲南特務組」分子。僅此一案，雲南138萬人被牽連，17000餘人被打死、61000多人被打殘。僅昆明就打死了1473人，打殘9661人。一時間，昆明街頭上貼滿了『槍斃』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補上告示了事。
1968年2月，江青、陳伯達、姚文元等宣布天津作協主席方紀是劉鄧反革命司令部的代言人，天津市委書記王亢之支持方紀這夥人反革命。兩天後，王自殺身亡，方被投入監獄。江青又說「天津市警局與方紀同夥，是黑窩」，該局1200餘幹警被審查，濫施酷刑。包括警局長江楓在內被整死44人。
冀東李楚離案三千人死於非命
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楚離曾擔任冀東黨的領導人，領導過冀東大暴動。李被打成叛徒後，冀東黨組織也成了「國民黨」組織。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萬多人受株連，三千人死於非命。
內蒙內人黨整死一萬六千人
內人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於1924年，以實現內蒙古自治為目標。後因蘇聯插手，其中的國民黨被清除，該黨名存實亡。一九四五年，該黨恢復，由早已漢化、連蒙古語都不會說的烏蘭夫領導。一九四六年中央指示它停止活動。文革中，烏蘭夫成黑幫，康生指示內蒙古大抓內人黨。在整個內蒙古許多村落的牧民被迫排隊去登記自己的內人黨分子。全內蒙古有34萬餘人被刑訊關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逼供致廢的多達87180人，整死16222人。
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運動
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的內容是：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那個「三反」，與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頭上，所以當權派並不感興趣。「一打三反」其實只有「一打」，並無「三反」。七○年春始的「一打」是對「清隊」時未完全解決的文革中對立派的最後的鎮壓。
譬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參與炮打張春橋的學生，王秀珍說「對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軟」，市委部署清查，僅復旦大學等六所大學就有一百二十多人被逮捕、監禁、五人被逼自殺，三人被逼瘋。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語錄》」，在「一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執刑前，喉管被割斷，免得他呼喊「反動口號」。
文革後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報告：「一九七○年『一打三反』運動中錯判死刑取為突出。寧夏錯殺七十人中，一九七○年判處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錯殺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年判處的有二十二人。」
「一打三反」之殘酷，只比「清隊」稍遜，但也猛烈異常。所以雲南鎮雄縣的官方記載，便把「清隊」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談：」省革委派工作隊來鎮雄指導『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一百○七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匯縣」一打三反」，審查、鬥爭了三千餘人，「造成非正常死亡六十二人」。寶山縣「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份子」結合，共清出五千多「有問題的對象」、「四十一人被迫自殺」。
這是文革中最後一次大批中國人自殺之事件。譬如青海貴德縣，『一打三反』中十四人自殺，後全部平反昭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