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繼承毛的歷史錯誤
毛澤東去世後，胡耀邦曾發起真理標準討論，一度戰勝繼續神化毛澤東、拒絕糾正毛澤東歷史錯誤的「凡是」派。鄧小平則左右搖擺，始而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支持胡耀邦「解放思想」，提出「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繼而又支持胡喬木「反自由化」，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黨史問題上，鄧小平繼承毛澤東，仍用胡喬木這枝筆來起草《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鄧小平對第二個歷史決議的指導思想，是繼承第一個歷史決議的神話。鄧小平說：
「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傾路線，對照著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沒有專門講毛澤東思想的內容。現在這一次，要科學地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把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特別是今後還要繼續貫徹執行的內容寫出來。」
胡喬木遵照鄧小平指導思想寫出的稿子，在提交黨內四千人討論時受到批評，許多人提出決議沒有從建國以來毛澤東錯誤造成的巨大災難中總結出歷史教訓，指出今後改革的方向，並主張不該繼續第一個決議對毛澤東的神化。
胡耀邦根據四千人討論的意見提議，《決議》可考慮改變一種寫法，著重聯繫歷史經驗，寫當前任務和今後的做法。也就是避開對毛澤東思想的爭議，從錯誤中記取歷史教訓，明確前進的方向。
胡耀邦的「第二方案」被鄧小平、胡喬木、鄧力群否定。鄧小平說：「決議稿闡述毛澤東思想，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鄧小平去同陳雲商量，陳雲出的點子是專門加一篇話寫建國以前的歷史。他說：「六十年一寫毛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就有了全面的根據。」
胡喬木為代表的黨史偽造學派，在鄧小平、陳雲的指導下「一錘敲定」，重塑了被建國以來巨大歷史災難擊破的毛澤東神話。
二、清算胡喬木學派的「黨史編篡學」
何方指出，延安整風產生了胡喬木學派的中共黨史編篡學，罷黜百家，定於一尊，壟斷了整個黨史研究領域。
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說：「過去不但沒有關於黨史的研究，甚至整個黨的歷史沒有哪個人考慮過。」毛的說法不符合歷史事實。早在一九二六年，已有蔡和森的《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一書問世。後來又有瞿秋白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概論》（一九二九年），李立三的《黨史報告》（一九三○年）。張聞天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和華崗的《大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內容也都包括黨史。何方認為，這些早期黨史著作「直抒己見，不為尊者諱，沒有清規戒律的限制，沒有審查制度的約束，對問題有不同看法，錯誤雖在所難免，有些史實也不盡正確，但基本上都秉筆直書，繼承了中國史傳不虛美、不隱惡，追求實際的優良傳統。」
胡喬木偽造黨史學派
延安整風創建的胡喬木學派「黨史編篡學」，正是背叛了這個優良傳統。名曰「反教條主義」，卻是十足仿照史達林偽造《聯共黨史》的教條主義。《聯共黨史》以史達林劃線偽造聯共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中共黨史編篡學以毛澤東劃線偽造中共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編篡歷史文獻《六大以來》時，毛澤東有錯誤的文獻，如毛澤東反AB團的《前委通告第一號》（一九三○年二月十六日），毛澤東提出「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根本改造贛西南黨」給中央的信（一九三○年十月四日）等，均不收入。卻收進《中央政治局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把反AB團和富田事變的責任從毛澤東轉移給中央。毛澤東導致西路軍覆滅的有關文電，如下令「打通蘇聯通道」的《十月份作戰綱領》（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組成西路軍，創立河西根據地」的《作戰新計劃》（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以及西安事變後中央軍委對西路軍的重要指示電，均不收入，以掩蓋毛澤東的錯誤決策，把西路軍覆滅的責任轉嫁給張國燾。
相對於對毛澤東錯誤的掩蓋，對所謂「反毛」的「左」傾中央的錯誤則予以誇大。如「左」傾中央反對「鄧（小平）、毛（澤東）、謝（維峻）、古（柏）」的文獻，《六大以來》收進四篇之多。事實上對「鄧、毛、謝、古」的黨內鬥爭，受錯誤批判的人，只是受到撤職處分，調走做別的工作。如鄧小平被撤銷江西省委宣傳部長職務，不久調任總政治部秘書長，後又出任《紅星報》主編。而毛的反AB團富田事變，錯殺成千上萬紅軍指揮員和革命戰士。
一部以毛澤東劃線精心取捨、形塑中央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文獻《六大以來》，三年延安整風和中共歷史上最長的一次中央全會（從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開了十一個月之久的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胡喬木根據《歷史決議》撰寫、經毛澤東審定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完成了胡喬木學派的黨史編篡學或胡喬木偽造黨史學派對中共黨史研究的絕對統治，同時製造了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毛澤東死後，胡喬木學派曾一度遇到危機。胡耀邦領導的真理標準討論否定了對毛澤東的兩個「凡是」，也就是否定了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否定了以毛澤東劃線作為判別歷史是非的標準。隨著胡耀邦對中共歷史上大量冤假錯案的平反，重新檢討中共歷史問題，恢復歷史本來面目成為當時的主流意見。
鄧：要寫毛澤東思想的歷史
一九八○年三月，鄧小平提出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鄧小平的指導思想，仍然沿襲延安時期第一個歷史決議的寫法，以「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作為「最核心的一條」。鄧小平說：「不僅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要寫毛澤東思想的歷史，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過程。要正確評價毛澤東思想，科學地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
陳雲講得更露骨：「對毛主席的評價要一錘子敲定，否則我們這些人也會被否定。」
至於普遍關心對歷史問題的重新檢討和恢復歷史的真實面貌，鄧小平說：「對過去事情的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
這第二個歷史決議的起草小組，仍由胡喬木負責。
從一九八○年三月到一九八一年六月，胡喬木、鄧力群在鄧小平、陳雲直接領導下，第二個歷史決議起草了一年零三個月（胡耀邦只是名義上的領導之一，他的意見被鄧力群傳出鄧小平的一句話，「耀邦的第二個方案不考慮了」，即予否定），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何方指出：「兩個決議一脈相承，前者（第一個決議）是後者的基礎，後者（第二個決議）是前者的延續。第二個決議還特意（根據陳雲意見）在前面加寫了一段對第一個決議的概括和複述，這也使兩者一起成為中共黨史編篡學的基礎和一般研究不得逾越的雷池。兩者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目的又都是在實際上為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服務。區別只在於前者是製造，後者是維護。」
何方正確地指出，胡喬木由於「長期的經歷和所處的地位，使他成為思想理論界的官方權威和不容有任何越軌的意識形態監謢人。」但他又肯定「胡喬木還是有一定的耿直，具有一定的正義感，也幫助過一些專家學者；在包括黨史在內的理論問題上，那種敢於提出問題和撥亂反正的精神，至今尚無出其右者。」我以為這是何方以己之真誠與正直，錯度了胡喬木虛偽與陰險之心。
歷史學家黎澍，對胡喬木的人格品質曾有一針見血的揭露。黎澍說：「胡喬木是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樹立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典範。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改造，就是製造偽君子。毛澤東把胡喬木立為標兵，稱讚他『靈魂最美』、『改造最好』，胡喬木正是毛澤東心目中最美最好的偽君子。」
胡喬木獵殺「自由化」對象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從延安整風、反右、文革到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歷次整肅知識分子、篡改偽造歷史。樹立毛思想、鄧理論絕對權威，靠的就是胡喬木這類知識分子中的偽君子。我曾親見胡喬木怎樣出謀劃策，不但構陷陸定一、周揚等與他同輩的黨內知識分子，就連他的後輩青年都不放過。
文革時胡喬木患眼疾，在家休息，但不時接待來訪者談陸定一。胡喬木揭發陸定一的大字報就貼在中央宣傳部大院。胡喬木揭發毛澤東同陸定一在陝北行軍時曾遭敵機轟炸掃射，而向敵方通情報的可疑者是陸定一。描述過程離奇如間諜小說。我曾為此問過陶鑄，陶鑄說他從未聽說，也不可信。那時陶鑄任中宣部長，同時擔任審查陸定一的項目組長，他對胡喬木的構陷不予理會。後來陶鑄被打倒，專案組被另一名偽君子陳伯達接管，陸定一竟被定為叛徒，到一九七八年才由胡耀邦予以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