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資本稀缺，那麼資本在國際要素市場談判中就占據優勢；假如勞動力過剩，那麼勞動力就不具備議價能力。但如果是資本過剩，勞動稀缺，就像我們前些年出現所謂的民工荒，當時我們的經濟是高速增長，這就有利於勞動力在市場上提高要價。
我們向世界各國招商引資，把世界各國的資本吸引到中國，把中國的廉價商品出口到世界。把中國的廉價商品輸出到世界，實際上就是把中國的勞動輸出到世界。
有的人認為，這種要素的流動是不合理的，因為只有資本的流動，沒有勞動的流動，這種流動是一種偏向。
我認為，所謂的勞務輸出，在今天有國界的情況下確實很難大規模進行。我們國家現在也有規模很大的勞務輸出，但是我們講中國人輸出勞動的方式，主要不是以勞務輸出的方式，而是以中國廉價商品輸出的方式。
簡單一點說就是，我們做的廉價商品替代了人家的昂貴勞工。就是本來由它們的高工資工人生產的東西，現在由我們的農民工生產了。這等於是我們的勞動，通過商品貿易輸出到了它們那裡，同時它們資本跑到我們從這裡。
為什麼原來它們的勞工很有地位，原來它們這個社會能夠維持高福利，能夠維持強勢工會呢？
那是因為資本主義經過兩百多年積累以後，出現了資本高度過剩。它們的資本高度過剩，勞工就有談判餘地。
但是在全球化過程中，它們的資本跑到我們這裡來了，那麼對它們來講，它們的資本就不過剩了，甚至於現在西方很多國家都出現了資本稀缺的狀態。
資本不過剩，什麼過剩了呢，勞動就過剩了。一方面它們的資本跑到我們這邊來了，另外一方面我們的商品把它們的勞動給取代了，它們出現高了失業率。
這樣你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川普現在要搞貿易保護，為什麼他要為美國人爭取飯碗。至於他的政策到底是不是能為美國人爭取到飯碗，當然是完全不同的一個問題。
在這樣一個全球化過程中，一方面它們的資本外流，造成它們的資本不再過剩，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輸入，造成它們的勞動不再稀缺。
這兩個過程顯然會使得，在各個要素持有者的博弈中出現不利於勞工階層的博弈。那麼在它們那邊就會出現基尼係數的增加，不平等的擴大。
依據同樣的邏輯，在我們這邊應該出現一個相反的過程。我們搞外向型經濟，輸入資本，輸出商品，應該使我們變得越來越平等才對。
而且在世界上的其他案例中，凡是處在外向型發展階段的國家，包括日本，包括亞洲四小龍，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前，曾經有過一個時期，它們面對中國大陸時是很自豪的。
它們認為它們實現了的所謂的民主、均富。民主我就不說了，說均富吧，當時它們的基尼係數是很低的。當時在台灣是國民黨執政，當局說那是三民主義的功勞。
老實說，亞洲四小龍里的其他三個經濟體其實都是這樣，它們並不信仰三民主義。我覺得這和三民主義沒有關係，純粹就是因為它們當時的經濟發展處在高增長階段，這個階段就是有利於平等的。
可是這裡碰到兩個例外。
一個是1990年以前實行種族隔離的南非，當時的南非大量引進資本，輸出商品，但同時又是當時世界上不平等最突出的國家。
還有一個就是中國。我們在過去三十年裡實現了經濟高增長，也是外向型經濟，也是大量引進資本、輸出商品，可基尼係數是在不斷擴大，而不是在減少的。
南非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當然與種族隔離制度有關。
中國之所以也出現不平等加劇的趨勢，簡而言之，是因為中國在體制方面的一些弊病，使得全球化本來應該有利於中國平等擴大的一些功能不能夠正常發揮。
全球化在西方那裡造成了社會不平等的加劇，在我們這裡本來應該增加社會平等的一些功能，也沒有真正能夠落實。
所以全球化就變成了，無論在我們這裡，還是在他們那裡，都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劇。這就是所謂的全球化造成的一個困境。
全球化本身是一件好事，從理論上很多人都可以說得頭頭是道，邏輯上也是如此。但是具體到每一個國家內部，要講全球化帶來的利益分配，確實出現了分配不均的問題。
其實經濟全球化是應該有利於改變這種狀況的。我們也看到過這樣一些現象，比如說，民工荒推動農民工工資上升。
比如說，我們改革這幾十年來，中國人的收入確實提高了，而且社會福利——我這裡講的是真正使分配向窮人傾斜的福利——在改革之後的三十多年中也在改善。
改革以前中國也有福利，但那種福利基本上是和特權掛鈎的，基本上不是為弱者提供的福利，而是為強者提供的福利。城裡人的福利比農民要高，幹部的福利比工人高。越是初始分配占便宜的人，二次分配又再占一次便宜。我們的福利以前就是這樣的。
那麼真正有利於窮人的福利還是在這三十年裡實現的，這都是全球化帶來的好處。但這些好處本來應該比我們現在看到的要明顯得多。這些好處實際上是被壓抑的，被壓抑的結果就是，我們看到，我們國家自己也是基尼係數上升，也是不平等在增加。
這樣一來，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一個不平等加劇的現象。這就使人們感到非常擔憂，也對21世紀本身提出了一個挑戰。
五、原東德人抱怨的聲音還是很大
我在2009年訪問過德國。大家都知道，兩德統一以後，東德地區人們的生活狀況是有很大的變化，收入有很大提高，人權就更不用說了。
但是，統一也不是沒有副作用，一個很大的負作用是，東德的製造業基本上就垮掉了。因為東德原來的國營製造業是完全沒有競爭力的，兩德合併以後基本上就垮了。
兩德統一後，當時人們認為，西德有那麼多的資本，應該去東德更新那裡的製造業，東德那裡低效率的製造業被淘汰後，西德高效的製造業就應該過去更新。
但是實際上，西德資本家不願意到東德投資，他們更願意跑到中國投資。
兩個德國統一以後，東德也實行了西德式的高福利，工人也可以組織獨立工會，所有一切都和西德拉平了。那麼我們可以想像，西德資本跑到東德那裡要做什麼呢？
結果就導致東德那裡的產業更新計劃完不成，老是完不成，造成的一個結果就是，東德現在雖然人均收入等各方面指標都比統一以前高得多，但是人們抱怨的聲音還是很大。
很重要的一個抱怨就是，那裡失業率比較高，而且老齡化比較嚴重，因為凡是年輕力壯的人都跑到西德找工作了。
由於人口老齡化，由於靠福利供養的人口增加，使得東德的人均收入至今為止還是和西德有一定差距。
這個差距並不是因為東德工人工資比西德低，而是因為東德的工作人口本身就比西德少，而很多年輕人去西德就業，福利供養人口留在東德了。
我們知道，福利制度有利於降低不平等，但是再怎麼說，福利供養人口與就業人口之間的收入還是有差距的。這一點是東德人很不滿意的。
你可以設想，那裡的人現在並不是和以前的東德比，而是與現在的西德比，那麼一和西德比，當然就很憤怒了。
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呢？你現在到了東德，如果你是一個旅遊者，你的確會發現那裡比以前要漂亮得多，以前那些高污染的地帶，現在變成了高檔住宅區。兩德統一後，德勒斯登這樣的城市，與其說更現代化了，不如說更古代化了，因為原來的工業都沒有了，原來的教堂都修復了。
但是，老百姓還是有抱怨的聲音。尤其是巨變之前的共產黨，後來的民主社會主義黨，現在的左派黨的領導人，當然對現狀很不滿。
因為當年他們也是擁護統一的，但是統一使他們不再掌權，成了反對派。反對派總是要提意見的，他們的一些反對意見的確有理由充分。
六、不曾發生的「昂納克寓言」
其中有一位是統一以前最後一屆共產黨政府的總理漢斯•莫德羅（Hans Modrow）。
我在2009年訪問德國的時候跟他談過一次。他到過中國，對中國的經濟成就非常羨慕。
我問他：你當年是不是可以採取類似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
他想了想說：不可能，當時東德沒有改革的條件。
我說：那你假如不改革、不變，會不會比現在好？
他想了想說：也是不行的，我們原來那一套肯定是失敗的，繼續搞那一套是沒有前途的。
我又問：兩個德國統一，是西德統一了東德，你作為東德總理，有沒有想過，東德去把西德統一了，把西德吞掉呢？
他說：根本沒有想過，我們原來那一套體制是失敗的，用正常手段不可能統一西德。而且我們有1600萬人，西德有6000萬人，光是投票就投不過西德。
後來我再問：有沒有第三種可能？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前那位東德最高領導人昂納克，假如他把那個事情平息了，柏林圍牆沒有倒，東德維持原來的鐵腕制度，但是有一點不同：他去了西方的花花世界轉了一圈之後，對資本主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於是他完全可以用維持原來統治的方式去搞市場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