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沈崇案之謎
關於沈崇事件，當時無論是國民政府還是民間都認為，中國共產黨有意識地參預了這一事件。還有人認為，是有意製造的，說沈崇是延安派來的人等等。但在沒有確切證據的情況下，不能輕易下結論。
還有一種說法是：「文化大革命後據中共黨內披露，原來沈崇事件完全是一宗政治陰謀，而美軍士兵強姦北大女生則根本為莫須有罪名。原來沈崇本人為中共地下黨員，她奉命色誘美軍，與他們交朋友，然後製造強姦事件以打擊美軍和國民政府，結果證明相當成功……據悉沈崇在中共建政後改名換姓進入中共外文出版社工作，已婚，現大陸不少七、八十歲左右的文人名流都知道其人。另一說法是，改了名的沈崇在文革期間被紅衛兵批鬥時揭穿身分，她向紅衛兵承認，她並未遭美軍強姦，之所以這樣說是為了黨的事業。」
文革中還有傳言，說沈崇在山西五台山出家，並說有人曾見過等等。這些說法都沒有提出足夠的證據，所以它只能幫助在分析沈崇案事多一種視角。
現在能看到的史料是，沈崇案發生後，當時中共有一些對策。
194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曾在給董必武、吳玉章、張暑時、葉劍英、方方、林平等人的一份名為《中央關於在各大城市組織群眾響應北平學生運動的指示》中指出：
「（一）北平美兵強姦女生事，已造成有力的愛國運動，上海、天津聞亦將響應，希望在各大城市（平、津、京、滬、渝、昆、港、蓉、杭等）及海外華僑中發動遊行示威，並堅持下去。不能遊行的地方，亦可進行請願及組織後援會，一面提出目前具體要求，如要求此案及以前歷次懸而未決的慘案徹底解決，要求美國兵犯罪由中國法庭按中國法律公開審判（如華僑在美犯罪一樣）等，一面依據情況聯繫到美軍全部撤離中國，反對美國干涉內政，出賣軍火，進行借款，助長內戰，及廢除中美商約，抵制美貨等口號。在運動中要儘量推動一般中立分子出面，造成最廣泛的陣容，並利用國民黨所宣布的元旦起實行憲法人權條文，採取理直氣壯的攻勢，使國民黨不敢壓迫，並達到暴露國民黨之媚賣國及其國大制憲全系欺騙之目的。（二）我們在各地學生及婦女中的關係，應儘量利用學生及婦女中通信辦法，向各地推動發展，並推動各地撰文通電，向各方聲援呼籲，務使此運動向孤立美蔣及反對美國殖民地化中國之途展開。」
通知特別提出利用婦女對沈崇案的憤怒，可以說是非常了解沈崇案所容易引發的民族主義情感的。
王漢斌在《解放戰爭時期北平地下黨是怎樣領導學生運動的》一文曾詳細講述過當時的情況。
當時南系北上後，由袁永熙、王漢斌、洪德銘組成共產黨的北平地下學委，並立即在北大、清華等校建立黨的地下支部。他說：「這時黨面臨著在學校里迅速紮下根子，占領學校陣地的問題。這是一場艱巨的鬥爭，也是極其細緻深入的工作。」他們的工作計劃非常周密。
王漢斌說：「第一種是燕京。該校在抗戰期間遷往成都，勝利後不久即原班人馬復員北平。黨在該校力量比較強。一直成立有學生自治會，並為進步力量所掌握。在復員後由我黨地下黨黨員張富培（張定）同志擔任自治會主席，學校陣地完全為我控制，國民黨反動勢力不能左右學生運動。第二種是清華。經過同國民黨勢力進行激烈的爭奪之後，使我黨較快地掌握了學生自治會的領導權。於是就由我南系地下黨員徐裕榮同志當選清華大學第一屆學生自治會主席。由此，清華學生運動的領導權即為我黨所掌握了。第三種是北大。地一下黨全面分析了北大的情況，廣泛發動黨員和『民青』成員主動與北方同學交朋友，進行個別串聯訪問，交談觀點，幫助同學解決困難，消除相互誤解。我們還和臨大同學一起組織郊遊、開聯歡會，增進南北同學間的廣泛聯繫，攀敘友情。北大暫時不能成立學生自治會，我們就採取化整為零的方法，團結群眾開展社團活動。南北兩繫心心想印，齊心協力，三五成群，由小到大，使各種社團組織如雨後春筍般的紛紛成立起來。他們根據相互間的愛好以各式各樣的形式，組織學習會、讀書會、辦壁報、出專刊。評介時局，揭露國民黨打內戰的反動政策，宣傳黨的方針。團結教育群眾。經過這些活動。很快使我們在學生中紮下了根子。」
中共對這一階段的工作非常滿意，王漢斌回憶：「在復員北上不到半年的時間裡，經過堅忍不拔的努力，我黨極其出色地在北大、清華等校奪取了學校鬥爭的陣地，紮下了根子，掌握了學生組織的領導權，組織起一支黨領導的學生力量。這就為深入開展平、津及華北的學生運動，迎接中國革命高潮的到來，同時也為組織華北學聯奠定了可靠的基礎。」
為弄清沈崇的真實身世，向社會公布真相，中共地下黨員、時任北平《益世報》採訪部主任的劉時平，千方百計查詢沈崇的確切身世。
當時一些小道消息說沈崇是北京大學的學生，他就先到北大，可是北大說沒有此人。又有人說或許是輔仁大學的吧，於是他又趕到輔仁大學。輔仁大學是一所教會學校，管理比較嚴格，外人是輕易不許進入的。劉時平憑記者證，說明情況，傳達室才接待，說是有一位叫沈崇的學生，但正在上課，不多時，傳達室的人就把叫沈崇的女生找來了。劉時平直接問她：「你昨天晚上去看電影了。」那女生聽此話，非常不客氣地冷冷回答：「沒有去過。」轉身就要走。劉時平問：「你不是沈崇嗎？」那女生回答：「我是叫沈崇，但昨晚沒有去看電影。」劉時平知道找錯人了，此學生只是同要找的沈崇同名而已。
他趕緊騎車又回到北京大學，來到女同學會共同分析情況，一位同學建議，何不查一查北京大學學生註冊表呢？
劉時平來到校註冊部找到姓劉的主任。劉主任說，教務長(陳雪屏)吩咐過，誰也不讓查。劉時平認為：不讓查必有原因。於是他掏出記者證說：今天來調查此事，非查註冊不可，不然就不走啦。那位劉主任一見這形勢，只好勉強答應，並一再叮囑千萬不能說是他讓查的。結果劉時平查到了沈崇的註冊卡，上面標明：沈崇，19歲，福建閩侯人，先修班法文組新生。永久通訊地址：上海古拔路25號。
為找到沈崇本人，劉時平又到先修班詢問。有人告訴他：沈崇就住在北平東城八面槽甘雨胡同親戚家，但是不知具體門牌號。劉時平騎車趕到住地派出所，經查詢搞清了沈崇住甘雨胡同14號的表姐家。他找到14號，一看這是非常講究、有地位的人家，兩扇紅油漆大門緊閉著。他按了門鈴後，一個老太太探出頭來問找誰，當聽到找姓沉的，說了一聲「沒有」就把大門關上了。劉時平正要轉身之時，一位綠衣郵差過來了。乘送信人叫門之際，他看見信封上寫著「楊振清轉沈崇」幾個字，這一下他心中都清楚了。
沈崇案發生後，全國各地很快就出現了較大規模的學生示威活動。對於學生的行為，當時國民政府的許多人都認為是有人在操縱，倒是當時的知識分子表現出了少有的天真。
當時任上海市市長的吳國楨在他的回憶錄中曾說：「當人們不滿時，或者有不滿的理由時，自然就有共產黨滲透和可供利用的基礎。但如果沒有理由，共產黨也能造出一些，就拿北平女學生被強姦為例，那件事發生在北平而不是上海，但我們照樣遇到了麻煩。」
吳國楨是出身清華的留美學生，他對於中國的學生運動有深入的了解，他認為：「事實上，中國赤色分子將美國挑出來，作為他們鼓動民眾加以反對的目標，一些示威的性質常常是反美的。在那些示威中，我盡力做到沒有美國人受到嚴重傷害。我記得只有一次，有個美國水兵受到了很粗暴的對待，但我成功地使那次事件免於演化成一場騷亂。在北平，一個美國大兵強姦了一名女生之後，也有一次反美示威。某些人認為，那個女孩是北平共產黨使用的誘餌，但無論如何，這是一件令人嘆息的事情。」
這次事件以後，上海交通大學也有一次罷課的準備。吳國楨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我沒有小視那件令人惋惜的北平女學生被強姦案，但我說那是一件由美國士兵犯下的孤立罪行。」他說：「但是請注意，當俄國人占領東北時，有多少中國婦女遭到了蹂躪？如果你們一定要示威，那麼應當針對這個劣跡更大的罪犯。或者，如果你們一定要對美國示威，那麼同時也應該對蘇聯示威。」
吳國楨的這種說法使許多學生從感情回到理智上來。吳國楨後來說：「我當場將了他們的軍。自然他們決不會聽我的，但第二天除了左傾刊物外，所有報紙均全文刊載了我的講話。反美示威仍然舉行了，但秩序良好。」
對於沈崇案中知識分子的表現，吳國楨也談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對當時知識分子的評價並不是很高。他說：「還有另一件事我想指出來，那就是知識階層的冷漠。大多數示威與動亂均由學生發動，在中國這樣的國家裡，學生真是一種強有力的政治力量–比勞動團體或其它團體有力得多。這有兩條理由：一方面因為人口的大部分是文盲，學生們被尊為比較有知識的階層，另一方面學生們大都年輕，人們對他們的過激行動通常比較寬容。共產黨敏銳地領會了這一點。於是就集中力量對學生進行滲透。然而按照我個人的看法，大學教師們在反共活動中，本應對我有很大的幫助，不幸的是，我發現情況並非如此。我邀請校長們和許多教授、教師同我吃飯，參加午宴和茶會，敦促他們在對待共產黨威脅上要更警惕，更有力量，但一無所獲。更使人吃驚的是，儘管大多數校長和許多教授都是國民黨員，但他們不願意出頭，即使在那時，按照中國的老傳統，對教師的尊重在學生中仍然是一種支配性的情緒，這就尤其令人可悲了！在當時的情況下，要是校長和教授們能多幫助我，我們也許會辦得更好些。」
知識分子的表現為什麼這樣冷漠呢？
吳國禎說：「首先，大學的校長和教師們的待遇太低，他們的生活很困難，特別是因為不斷的通貨膨脹。這方面我不能幫助他們多少，因為大學都是由中央政府資助的，至於由市政府資助的中小學教師，我則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對那些在高等院校從事教育的教授們，其可嘆的生活條件，我只能提請中央政府注意。教師們低於標準的報酬，自然會引起諸多不滿。但他們的冷漠還有另一個原因。歷來中國的學者們，都反對參與政治，他們感到自己的領域只限於搞學術，別無其它。儘管他們中許多人是國民黨員，但卻認為反對共產黨的滲透並不是他們的責任。此外，他們有希望取得學生歡心的弱點，害怕學生們可能對他們示威，所以盡力與左傾學生友好。」
當吳國楨與學生談話時，他總是力圖按以下的方針與他們論爭：「如果你們對政治有興趣，首先得用知識武裝自己，努力學習。當你畢業時，若想成為一個革命者，或者甚至當一名共產黨人，你們將有充分的時間，為什麼眼前要用政治活動來使自己分心呢？」
許多學生對這種直接了當的方式是很信服的。「但共產黨非常聰明，我很快就查出了他們滲透的辦法。他們在每所學校潛伏下少數地下人員，但不會立即組成純粹的共產黨小組，他們從真正赤色的、到帶粉紅色的、甚至明顯中立的分子開始，組織了許多小組。讓我們以日本為例，艾森豪總統準備訪問日本，但突然出現了強烈的反對，共產黨是如何得逞的呢？依我看來，煽動不是從極端赤色小組開始的，倒是肇始於帶粉紅色的小組，他們對艾森豪即將到來的訪問提出疑問，在校園內貼出他們稱為的『壁報』，遣責美帝國主義，並組織起來反對艾森豪來訪。然後赤色小組就公開出來支持他們，最後，乃至名義上中立的小組也會受到影響，並贊同這一立場。這樣在人們得知之前，罷課與示威就已開始了。」
吳國楨說：「我經常走訪上海各個大學，看學生團體貼出的壁報，並盡力研究他們提出的各種意見，我把查清誰是那些壁報的起草人當成一件事情，在一般大學裡，會遇上四、五十個學生團體，我從未弄清楚他們各自有多少追隨者，但我能辨別其不同的政治觀點，逐漸我就知道了共產黨採用的策略。當共產黨確認勝利在望的時候，他們突然間停止了所有的煽動。在大學也一樣。沒有示威了。」
對於沈崇案後發生的學生運動，羅家倫當時也有同吳國楨一樣的看法，他在1947年1月2日的日記中說：「今日中大學生等遊行，為反對美軍二人在北平姦污女生事。此等事本系個人行為，可以軍法解決乃強作成國際政治問題，蓋與共產黨發動之反美運動連成一片也。可嘆，可惋惜。」
1946年12月31日《申報》第一版上的文章也認為，「此次不幸事件，為一法律問題，而美軍退出中國，則為一政治問題，不可並為一談。美軍對此善後所提解決辦法，大概尚好，但應從速解決，絕不可拖，美軍不懂得東方道德的特性，所以他們也許還不理解中國人民的憤慨。」
同日《申報》第一版第二張有一篇報導：《北平女生被辱事件》，對於當時學生和知識分子和行為都做了批評。其中有這樣的話：「而且亦正足以反示我們對於民主政治的沒有訓練。」同時還說：「我們引以為憾的就是身為師表的教授們，竟也有不明事理而從事於屬外的行動。」
對於沈崇案後的學生運動，當時的清華校長梅貽琦在他的日記中認為，看見清華和燕大的同學步行入城，他表示同情和憤慨。當日上午九時，他曾在騎河樓清華同學會召集北大各負責人開會，席上表示：清華燕大二校已決定採取不干涉態度。北大各院負責人同聲響應。陸代校長志韋表明三點意見：（一）不論何國都不應在華駐軍。因為時代已過去，已無必要。（二）此次遊行不應是專對美軍而發。（三）此系小事，但有大意義，惟不應因此引起其它糾紛。
在沈崇案中，胡適和傅斯年保持了清醒。他們沒有無原則認同學生的行為，而對學生有所批評。
1947年1月5日，胡適給當時的教育部長朱家驊和他的朋友王世傑、傅斯年寫信，在信中他詳細告訴了他們北京發生的沈崇事件，並說：「沉生戚楊君已聘律師，北京大學則請趙鳳喈、燕樹棠諸君任法律顧問，明午會同檢閱案卷。美軍方面似亦明了此事嚴重，故卅日學生遊行，美軍均閉門不出，美軍審判，現尚未定。」
同時，胡適在給傅斯年的信中說：「我們今日所作只是充分把全校的法律人才供被害人之用。」
胡適在沈崇案中的行為，後來曾受到過許多批評，主要就是因為他不主張把此事件擴大化，他的認識是，這只是一個法律問題，而不是一個政治問題。
1947年12月30日下午二時，胡適乘中航飛機抵平。胡適對記者稱，對此次暴行真相所知不多。他說：「這是一個法律問題，希望能夠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決。京滬報紙除文匯、新民所刊者外皆不詳，三十日之和平日報登載始略多。這是東方特殊的道德問題，國人當然同具憤慨。學生間的開會遊行，亦屬理之常情，但不可罷課，希望能即日恢復，免廢學業。」記者詢以對要求美軍退出中國之口號有何感想，他說：「這是一個政治問題，也是一個老口號，在這次事件以前就有的，只要美軍在中國一天，這口號就存在一天。」他認為前者最好不要與後者發生聯繫。「美陸戰隊對這件事的聲明，我以為很切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