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陳毅談詩的一封信，說自己對律詩「還未入門，偶爾寫過幾首律詩，沒有一首是我自己滿意的」，當非謙語。
可見，毛初坐紅椅時，十八首詩詞中有許多首根本沒有寫好，或沒有改好，所以最初不敢貿然發表。但進到北京坐穩以後，毫無疑問，毛澤東會有空餘時間讀詩、寫詩和改詩，又和許多著名文人學士交流寫詩經驗。聽說他和柳亞子最初唱和時，也是表現非常虛心，要柳亞子收他的詩稿鑑定之後，他才拿給其它人看。除柳亞子外，毛澤東也請郭沫若經常改詩，後來毛澤東給胡喬木寫信，要他把「詩二首」，「送給郭沫若同志一閱，看有什麼毛病沒有，加以筆削，是為至要。」據說郭沫若在修改毛澤東所作詩詞時，常常先是極口讚美，然後通過吟誦將自己修改意見沉吟數次，讓毛澤東聽到加以採用。只有很早就和毛澤東熟悉的章士釗知道毛澤東的根底淺薄，多是看了之後點點頭，附和幾句，再通過其它人將自己的意見轉告毛澤東。
計算起來，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共計八年時間，所收詩稿多是描寫江西遊擊戰爭和長征路上的遭遇，抒發自己的「豪情壯志」。今天，我們從他的詩題和詩詞內容，可以看出一個事實，詩詞多是後來補作的，十八首詩的許多首，屬於「倒填年月」之類的東西，這即是說，井岡山游擊戰爭前後的詩詞是在進入北京以後寫的。
何以見得？我們看《菩薩蠻•黃鶴樓》註明是一九二七年寫的，其中「沉沉一線穿南北」，注稱「一線」是指「長江以南的粵漢鐵路和以北的京漢鐵路」！而事實是，一九二七年的粵漢鐵路，還沒有修成一線。又如「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而事實上內戰規模不大，雙方少用旌旗鼓角，這種不顧事實的描繪，只能說因為「倒填年月」的方便。又如「戰地黃花分外香」，「風展紅旗如畫」，作者在戰鬥中怎麼可能有閒情逸緻去嘗畫品香？再如：《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七律》註明作於一九四九年，可是一九五七年不放到《詩刊》上發表，直到一九六三年才收入《毛澤東詩詞》，可以肯定也是後來「倒填年月」補作的。所以，「宜將剩勇追窮冠，不楞沽名學霸王」二句，十多年後才改為「不可」。還有多次補充的作品，如《清平樂•蔣桂戰爭》，寫一九二九年蔣介石和桂系的戰爭，不發表於一九五七年的《詩刊》而發表於一九六二年五月《人民文學》，相隔三十三年﹔《蝶戀花•從汀洲向長沙》，寫的是一九三〇年的事，發表於一九六二年《人民文學》，相隔三十二年﹔《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寫於一九三一年春天的事，發表時間相隔三十一年﹔《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寫一九三一年夏天的事，發表時間亦相隔三十一年。凡此種種，極為可疑。
另一些作品從創作到發表的時間較短，推敲不夠或修改人不敢盡情提意見，諸多原因局外人不盡知曉，如《七律二首•送瘟神》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寫，一九五八年十月三日發表，最初「千村霹靂」，後改為「千村薜荔」，注釋此說是形容村落荒涼，如是前者，只能解釋為「人遺矢」像「霹靂」那樣響，改為後者，那麼家家種有常綠藤本植物，亦能形容綠化悠雅，不必和荒涼聯繫來解。「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和牛郎扯在一起，已屬勉強，而牛郎問瘟神，又怎會一樣悲歡？第二首「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一聯，即使把自然界擬人化，怎麼能得出「六億神州盡舜堯」來？「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山河鐵臂搖」一聯，是同義語，有一句即可。真有瘟神，「紙船明燭照天燒」有什麼用。
總的來說，毛澤東的詩詞有不少語句是勉強湊數的，其中有些是詞費，可要可不要；有些是隱晦，可以這樣解，也可以那樣解，要轉彎抹角才能解得通，並完全缺乏詩意。還有一個最大的毛病，是硬頸稱英雄，如《念奴嬌•井崗山》，一九六五年五月作，其中「獨有豪情，天際照明月，風雷磅礡」，讀者知道豪情可以和風雷聯繫起來，但明月插在中間有什麼聯繫呢？其它如《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一月九日作，有「四海翻騰」，「五洲震盪」，「雲水怒」，「風雷激」等，都屬於這一類硬著頸子說大話的詩詞。這些缺點的造成，最大的原因是經過反右派和反右傾之後，除了毛澤東指定郭沫若提意見之外，其它人已噤若寒蟬，不敢提意見，以致毛澤東發表時詩作水平日益下降。
文化大革命前幾年，毛澤東就在國內肆無忌憚地搞個人迷信，由林彪、陳伯達等人把毛澤東捧到馬列主義的頂峰，其聲勢比一場迅雷霹靂暴風驟雨更使人害怕。當時群氓聳懼，萬簌失聲，對毛澤東本人天威咫尺，對毛澤東著作奉為無上之寶，出現許多讀毛澤東著作的積極分子。
今年是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六十周年，北京組織文藝人員聚會，出版專集紀念。我們檢查這六十年來文藝作品，留下來的只是使人哭笑不得的東西。
《毛詩詞》出版了五千萬冊以上，這些稿費為他個人私有，用於請客或賞賜江青、張玉鳳等身上。看的人多，銷路又廣，照齊、梁詩學評論家鍾嶸的上、中、下三品標準，應屬於上品。可是，毛崇拜的魏武帝曹操被列為下品，在重視「其源出於」某某的鐘嶸看來，毛詩詞評不上優質。
令人費解的是毛平生主張造反有理，要衝決傳統文化的一切綱羅，古物古書在他眼裡都是封、資、修的東西，《詞源》《詞海》《說文解字》和唐詩、宋詞等書籍都要付之一炬，可是他自己用舊形式寫的詩詞，卻要人奉為紅寶書，連續幾十萬冊地再版。他寫的舊詩詞還遵奉舊詩的老法度，要求律詩講平仄，正經八兒的說：「不講平仄，即非律詩」。他的一些詩詞平仄不協，不是他不願協，而是他做詩的功力不濟，沒有更好的詞彙去替換協韻。在舊詩詞創作上，除加入標語口號詞句外，完全沒有反潮流的獨創精神，有時套用別人的現成句子，脫不了仿真的習氣。如《七律•到韶山》：「別夢依稀咒逝川」，即來自唐人張沁《寄人》：「別夢依依到謝家」，溫庭筠：《蘇武廟》：「空向秋波哭逝川」。李賀：「雄雞一唱天下白」，毛澤東改用為「一唱雄雞天下白」﹔万俟詠《憶秦娥》：「天若有情天亦老」，毛澤東抄用全句﹔李白：「我欲因之夢胡越」，毛用為「我欲因之夢寥廓」；「記得當年草上飛」全句，毛襲用黃巢《題像詩》。
魯迅寫舊詩也寫新詩，周恩來也一樣，直到現在沒有聽過毛澤東寫過新詩，這說明毛對舊詩的迷戀執著超過別人。這是什麼樣原因呢？經過一番研究，多方面思考，認為這和毛本人的素養有關。毛的詩詞和黃巢、洪秀全的「反詩」大體類似，如：「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試看天下誰能敵，敢教日月換新天」，「革命高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都屬這一類講大話，吹牛皮的豪言壯語。黃巢「通書記」，洪秀全為落第秀才，他們年輕時的野心以及「寡人有疾」（好色）等等，與毛十分相似。他們也都是吐豪語，說大話，硬頸稱雄，不會暴露自己見不得的隱私。
幸而我們生活在二十世紀，訊息靈通，有各方面的資料參考對證，我們可以在正反不同的報導記載里看出癥結所在。毛澤東崇法黜孔，批林還要批孔。一個大學教授提倡「學而時習之」，曾受到批判鬥爭。可是毛自己口不離孔子，用於詩歌上的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這還不是自己可以放火，別人不能點燈？在毛統治時期一般幹部正當談愛說情，要受批評，甚至受政治虐待，而毛自己在延安時曾經寫過許多詩歌給「交誼舞明星」吳莉莉，一九二〇年冬天寫信給楊開慧的《虞美人》詞，沒有附在詩詞選集出版，可能是因其上下闋有過肉麻的描寫﹔《卜算子•詠梅》，說梅作為革命象徵的解釋不免牽強附會，經李志綏醫生指出他是為安慰棄置許久的女友（該女友曾寄陸游：《卜算子•詠梅》詞來）寫的，這就可以解答他何以忽然要「和」陸游這首詞，詞中措詞造句的安排亦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解答來。
由此種種事實，可以看出毛澤東詩詞上豪情萬丈，大話連篇，私下荒誕。從詩詞反映的角度來看，毛和黃巢、洪秀全等人一樣自我膨脹，是毫無疑義的。王明在《中共半世紀與叛徒毛澤東》一書里說：「他在青年時代讀古書時，就非常敬慕秦始皇。」毛澤東的秘書李銳也說，毛澤東有帝王思想。為什麼毛澤東能夠坐穩紅朝二十七年？袁世凱曾經做過八十二天洪憲皇帝，以失敗告終，毛知道自己終不能稱帝。毛的勤務員權延赤寫的《歷史的暗角》，說毛澤東直言不諱，稱自己是馬列主義加秦始皇；林彪《五七一工程紀要》說毛是借馬列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大暴君。的確，馬列主義和帝王專制是同類性質的東西，毛澤東崇拜秦始皇，也就是這個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