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操作性的層面來說，我們還有可能面臨一個問題，那就是「誤會」。考慮到不同人的表達能力和理解能力的差異，我們不能預設在所有情況下一個人都能準確地將另一個人的仇恨言論識別出來，再進行舉報，或者說，我們不能預設所有被舉報的言論一定都是仇恨言論，更不能預設處理這種舉報的公權部門也不會產生這種誤會並對該言論進行處理。假設在一個極權／專制國家有針對某些仇恨言論的懲罰，某個人發表了一種針對某群體的公開言論，仔細探究的話它本身並非仇恨言論，但由於發表者的表達能力問題，被一些受眾誤解為仇恨言論且被舉報。湊巧的是，處理這個言論公權部門也是將其理解為仇恨言論，並對那個發表者做出嚴厲的處罰，由於在這個國家被公權處罰的公民沒有上訴或救濟的機制，這個被誤會的人就此蒙冤受難，得不到平反，更別說得到賠償了。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並不是否認存在明顯的仇恨言論，但是對仇恨言論的懲治並不會只針對明顯的仇恨言論，因為言論自身不會自我標籤，我們必須考慮將「舉報仇恨言論」普適化後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所以「可普適化論證」和「操作性論證」在某種程度上是相互補充的。
我們傷害的是誰？
我認為上面三個論證基本可以證成對極權／專制國家下的舉報言論的反對立場，不過，它們並不是最初驅使我反對舉報言論的原因。
在我看來，一個極權／專制國家，唯一有可能擺脫治亂循環的就是其公民社會本身的成熟，儘管談論公民社會在當下的中國已經變成了一種諷刺。正如我前面所說，我並非反對一切舉報，一個極權／專制針對那些違反基本正義的行為進行懲罰，也是具有合法性的。然而對於那些我們厭惡的言論或認定是錯誤的言論，如果不願意置之不理，那最好的做法也不是舉報，而是與之爭鋒相對。如果那種言論帶有極強的侮辱性，或者將對某個群體產生情感傷害，那或許可以在公權的範圍外找到辦法對其進行「教訓」甚至「報復」，匆匆訴諸舉報，等於過早讓渡出自己的自主性和能動性，也等於貶低公民社會處理內部糾紛的能力。
有的人可能不承認極權／專制政府有管控言論的合法性，但認為藉助公權力去打擊政治對手，不失為一種現實主義的政治策略。然而，這最多是一種短視的政治現實主義，長遠來看，舉報言論可能帶來更大的惡果。
假設有一天，當朝換了一個領導人，ta上台以後，有開始進行政治改革的跡象，比如任命了一些改革派，同時恢復了任期制和多人領導，就像鄧在80年代初做的事情。這時ta提出，為避免國家進一步法西斯化，鼓勵對那些發表極端國家主義言論的人進行舉報，可以追溯以往。
許多以前被五毛和小粉紅迫害的人覺得報仇的機會來了，於是將早就搜集好的網絡截圖作為證據提交公權機關。這些被舉報的五毛和小粉紅都因為自己以往的言論受到懲罰，一些有過戰狼言論的體制內人員也被舉報。言論的國家主義成分越高，被懲罰得越重，輕則被體制內單位開除，重則被以「尋釁滋事」罪判刑。國家也在這個過程中，建立了更加完善的針對言論的舉報-懲罰機制（目前我認為這個機制尚不存在或尚不完善）。
沒多久，這位有改革決心的領導人在一場政治鬥爭中下台，上來了一位有強烈國家主義傾向的領導人。ta給被舉報的五毛、小粉紅、體制內人員「平反」，但前任留下的舉報-懲罰機制，ta完完全全地繼承了下來，現在又鼓勵舉報「恨國」言論，可以追溯以往，尤其是自己前任時期。
這當然是我編的，但誰又會說這樣的事情一定不會發生呢？正如我們前面所說，在一個極權／專制國家，有權去界定什麼言論可以被舉報的只有當局，而它對此種言論的界定是沒有根據的，有時你厭惡的言論恰好在可舉報的範圍，有時被舉報的恰好是你的言論。更糟糕的是，在極權/專制國家下對言論進行舉報，某種程度上都是在加速那個針對言論的舉報-懲罰機制的建立。
有的人認為，舉不舉報，權力結構和大環境照樣會惡化，這不是小粉紅能決定的，也不是政治反對者能決定的。然而一些研究發現，在中國其實存在某種程度的「威權反饋」（authoritarian responsiveness）。2015年有一篇發表在《美國政治科學期刊》的文章，叫《威權反饋的來源：一場在中國的田野實驗》，裡面提到：大約三分之一的縣政府會對公民在網上表達的要求進行反饋，越有可能出現集體行動的情況，越有可能向上級政府告狀的情況，縣政府的反饋性就更強。但這並不一定是好事。這一年來許多自由派知識分子被懲戒，跟小粉紅的舉報有非常直接的關係。我自己被舉報那一次，孤煙暮蟬中午在微博掛我，下午四五點警察已經來敲我家門，「反饋」不可謂不快。反國家主義者大量參與舉報，有可能導致小粉紅的瘋狂報復，如此社會就出現了舉報的常態化。針對這樣的常態化，「威權反饋」更有可能讓黨國名正言順地將舉報制度化，這樣的制度化似乎各打五十大板，實際上只會讓國家更加名正言順地處理「恨國黨」。
更嚴重的是，我認為這樣的做法在更深的意義上傷害了我們自己的「人格整全（integrity）」，比單純地限制我們的言論和思想自由傷害更甚。
我們和那些舉報的小粉紅的區別在哪呢？難道是他們愛國我們恨國嗎？當然不是，就像錢永祥先生說的，自由派也可以是愛國者，進步派也可以是愛國者，國家主義者無法壟斷對愛國的解釋權。
或者說，因為他們相信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而我們相信自由主義嗎？這兩者確實有很大的區別，但是從學理上的優勢來說，天平沒有顯著地偏向一自由主義一邊，而且許多批判權力的人也並不都相信自由主義。
那是因為我們比他們聰明，信息渠道更完整嗎？這種智力上的優越感在進步派中確實存在，但我也見到過許多偏信的異見者，也知道一些獲取了相對完整的信息以後依然站在政府一邊堅持舉報的人。
還是如韓乾所說的，他們是投機份子，而我們是能基於政治信念行動的？這個我在《政治認知主義與政治行為主義》一文里有分析：他們並非不能基於政治信念去行動，而我們這邊，有不少人也並不是基於政治信念去批判權力的。
歸根結底，我們要相信，自己至少比他們高尚一點點，有所為有所不為。我們相信人有超出於物質需求以外的，更高的精神追求，而且相信為了實現這些追求，需要比現在更大程度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我們真心認同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而且願意付出一定代價去捍衛它們。那些會傷害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行為，我們就不該去做，不然我們的言行就是自我挫敗的。
或許有人認為，仇恨言論或法西斯言論不應該在言論自由的範圍，但沒有侵犯他人權利的言論，不能天然被排除在言論自由之外，因此「舉報言論」確實是一種對言論自由的限制。這種限制只有用比它更高的政治價值才能為之辯護，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只有在民主國家，對仇恨言論的舉報才是正當的，因為可以為之辯論的價值，除了群體間的「社會正義」，還有「民主」。而在極權／專制國家對言論進行舉報，這既是對言論自由的限制，也是跟一個不義政權的合作，我不知道有什麼樣高的政治價值可以為這樣的事辯護。
有一個人曾經和我誠懇地探討了這個問題，我覺得她的疑惑值得重視。她說，像她這樣一個普通人，沒有勇氣去做太出格的事去「報復」一個發表慣性發表侮辱女性言論的名人，只能默默地選擇「舉報」。她知道這樣的做法並不「高尚」，但她沒有別的辦法，因為她不想忍氣吞聲。我非常同情她的這種感受。施克萊（Judith Shklar）在《不正義的多副面孔》中說，社會中的群體有權利就他們所感受到的「不正義」進行發聲，尤其是那些弱勢群體，即便這些不正義超出了其他群體的感知，而且也不一定能得到救濟。但施克萊也強調，這種針對不正義的發聲只有建立在一套程序民主之上才是有保障的，程序民主既保障了這些群體發聲的權利，又保障了被他們所控訴的對象能夠得到一個公平的對待。雖然我們並不生活在一個民主的國家，但我依然可以把她的那種「舉報」同情地理解為是「對不正義的控訴」。
如何在這個時代存活？
我的立場也許不容易被大多數朋友接受：我既反對跟「小粉紅」或具有侵略性的國家主義者對話，也反對用舉報他們的言論來進行鬥爭。小粉紅被「牆國現世報」了，你要去為他們奔走呼告嗎？我覺得大可不必。但是我們自己要不要和黨國合作，去搞小粉紅？這又是另一個問題。有朋友可能會認為我鹹吃蘿蔔淡操心，小粉紅怎麼可能有什麼言論會被當局懲罰？但考慮到「NMSL出征」之類所造成的惡劣國際影響，當局未必不會對網上一些沙文主義的言論進行管控。事實上，有些所謂「狗粉」已經被公權部門找過了。
政治當然是現實的，也可能是骯髒的，有時也需要鬥爭，但鬥爭的過程中，要是把自己拉到像對方一樣的水平，泯滅了自己和對方的區別，只是為了贏，那鬥爭的結局，即使是我方獲勝，從政治後果來說，只不過是對方以另一種面目勝利了而已。小粉紅和黨國，都是潛在的極權主義者，在極權／專制國家舉報言論，本身也是一種極權的做法，用極權的手段讓一種極權去壓制另一種極權，是極權勝了，還是自由勝了？
這意味著我們要坐以待斃嗎？並非如此。鬥爭的辦法不是跟小粉紅互相舉報，而是抵制舉報：對每一次小粉紅的舉報予以無情抨擊，對每一個被小粉紅舉報並受到傷害的朋友的表達聲援和提供幫助，建立一個支持受害者的社會網絡，將這一切擴散開來，贏取路人的同情，甚至可以建立一個舉報者黑名單，讓我們的朋友遠離這些人，避免被他們背後捅刀，還可以發給自己開民營企業的朋友，免得他們招到這樣的卑鄙小人惹禍上身。最近北師大的學術委員會保護了一位被舉報「反馬克思主義」的老師，也算是抵制舉報的一個令人欣慰的成果。換一個角度來說，如果我們一邊大力譴責舉報的同時，另一邊卻也在舉報，一邊批判公權壓制言論的同時，另一邊遇到自己厭惡的言論，就忙不迭地對那些言論進行舉報，這已經不是對不對的問題，這是沒原則，也沒骨氣。
我想起歷史上那些參與社會變革的激進群體，成功的例子有英國的婦女參政論者（Suffragettes），失敗有俄國的民粹主義者，前者去砸官員家的玻璃窗，後者去搞恐怖主義行動，但我沒聽說裡面有人去舉報男性沙文主義者和斯拉夫派。
伯林在《俄國思想家》裡「父與子」一章中，如此評價以屠格涅夫為代表的俄國自由派「知識階層」：「自由主義者的兩難式，因此竟成無從解決的困局。他們希望摧滅他們覺得完全邪惡的當道體制，他們相信理性、世俗主義、個人權利、言論與結社及意見的自由，各集團與種族及國家的自由，更大的社會與經濟平等，以及最重要的公道。有人極端之至，至於不顧性命，欲以暴力推翻現狀。他們敬佩這些人的無私的奉獻，動機的純潔，以及殉道精神。但他們又害怕，恐怖主義或雅各賓手法引生的損失可能無法彌補，而且大於任何可能的益處。他們畏懼極左派的狂熱與野蠻，害怕它們對他們所知的惟一文化的蔑視，以及對烏托邦妄念的盲目信仰——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馬克思主義，他們認為都是烏托邦妄念。」
我們這個時代，站在自由派左邊的是女權主義者、托派和反國家主義的毛派，2018年以來，他們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壓，未必比自由派有更大的活動空間。我這篇文章，本來是寫給廣義的反國家主義陣營的朋友看的，但如果自由派以外的一些朋友不接受我裡面的許多預設，那我就只寫給自由派的朋友。在未來，如果自由派在中國難逃一劫，那希望自由主義的火種能保存下來，但如果在這之前自由派都已經完全蛻化成不講自由主義原則的鬥爭狂，那自由主義還有何顏面去參與中國的未來？
這個才叫做「自掘墳墓」。
注釋1： Jidong Chen, Jennifer Pan, Yiqing Xu. Sources of Authoritarian Responsiveness: A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15, Volume60, Issue2.
注釋2：這一對話主要圍繞柯潔被女權狙擊一事。柯潔在微博多次發表厭女言論，最近卻進入「2020全國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公式名單，網上的女權主義者對此。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消息是在豆瓣的「自由吃瓜基地」和「鵝組」，由於上面兩個小組去年曾經參與過對我的舉報和人肉，且他們將柯潔的微博言論截圖發出，與小粉紅將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微博言論截圖發出類似，我最初的反應是「這種舉報和小粉紅的舉報區別在哪？」最後經過和一些朋友的探討，我認為這未必構成舉報，可以在理解為是針對柯潔被評為勞模和先進工作者的「質疑」和「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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