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如此這般之後，抓人的這邊還不收留，還要交回去用於交換被對方抓走的人。這樣回來以後，當事人不但受了皮肉之苦，而且精神壓力很大，抬不起頭來。同一派的人，也有看不起他的，影響隊伍的團結。看著被抓去的人，如此淒淒切切，也會影響其他人計程車氣，不敢去和對方放手大干。所以這種做法，是很卑劣的。
被放回來的人，有的就此消沉，不敢再干。有的就一反常態，為了洗刷這等不白之名，表明自己的革命意志，更為了復仇，咽不下這口氣，會更加無所顧忌，或四處控訴揭露對方的暴行，或豁出去拼命，在爭鬥中不顧生死、沖在前面。
這就是幾十年的仇恨教育，在「文革」時的特有表現。當然，這樣對待被抓人員，北京的高校比起外省有些地方剖腹挖心吃肉、滿門抄斬，又要「文明」多了。
這種事竟也落到了我們班同學的身上。
一次，我們系有幾個「三紅」同學上市里去，在前門外大街貼大標語，其中有我們班的兩位同學：柏承慶和張春，結果被對方武裝巡遊的大卡車碰上。對方看見是「三紅」的人在刷標語就跳下車，十幾個人猛撲過去，光天化日之下，就公然抓人。柏承慶個子小，對方以為是圍觀群眾，沒引起他們注意。他趕緊鑽進了旁邊的商店，躲過一劫，得以回校報告。而同去的張春則沒有那麼幸運，被對方抓走。
張春被抓走以後，我們都很擔心，天天在等待著他的消息。
可能是集中交換「俘虜」，容易場面失控出事情。張春是在被抓幾天後單獨放出來的。那天，忽聽門外喊：「張春回來了！」我趕緊過去，大家正把他扶到床上。只見他緊閉雙唇，神色愴然，臉上身上有幾處明顯的傷痕，看來被打得不輕。扶他時，碰到哪兒，他臉上一陣陣地痛苦。躺下後，什麼話也不說，能看到皮膚還在瑟瑟顫抖。我們看著都很心疼，情緒也很激動。很可能因為張春是我們班「三紅」的小組負責人，因此而多挨了幾下。他是被抓到北三樓的盥洗室遭到毒打的，而北三樓正是兩年前我們住的宿舍。
當時，有一位我系「新人大」造反團的同學（從對方「新人大」造反過來的同學，不直接加入「三紅」而是單獨編隊）看到這情景，氣憤得不得了，徑直跑到總部大樓，去拷打對方的被俘人員。通常打對方人員，不是由本班本系的人出面，而且即使是外系的，打起人來也是戴上面罩的。這次，他可是不管這些，上去就打，可見已氣憤至極。
女同學們還都悄悄地掉了淚。隨後「三紅」派來了一輛救護車，由班裡兩位女同學陪護去了北醫三院療傷。這之後，他再沒有說起這件事，我們也再沒提起過。很可能是這次創傷留下的後遺症，張春的健康狀況一直不夠好。畢業分配，他去了東南沿海的一個鄉鎮。近十幾年，只聽說他回到了河北遷西老家的一個工廠，卻再也沒有聯繫上，很讓我們牽掛。
兩派也由此積怨日深，憤恨難平。即使已經到了1968年7月，工宣隊進校掌管了大權，就要「大聯合」了，「三紅」的一些人卻依然要抓人報復。可能是因為我們班的張春被「新人大」抓去打過，「三紅」這一面的就要反過來抓我們班「新人大」的同學報仇。
由於對方的同學已陸續搬回原宿舍，反而更好抓一些。名單都定好了，先是要抓許昭忠同學。我們班「三紅」的柏承慶同學不知怎麼得知了這個情況，出於同學情分，十分著急，通過朱婉珍同學設法轉告了過去。許同學聞訊趕緊避開，得以逃過一劫。但我方「三紅」依然抓走了我們班「新人大」的另一位同學，即我們的班長李原好。在李同學回東風三樓不久，一個晚上，已九點多，他被三四個蒙面人從床上拖走，兩手被繩子捆住，頭被蒙上衣服，拖到了「三紅」總部的新教學樓地下室。
到了那兒，眼睛被換成黑布蒙上，就立即遭到審訊毒打。邊問：「你為什麼參加『新人大』不參加『三紅』？你為什麼保郭影秋反對孫泱？」李原好不回答就打耳光，打得他兩眼冒金星，鼻子、嘴角都流出了血。打人者又喝道，要他跪下，他不肯。上來一個人猛踢一腳，擊中右腿，當即就造成骨裂脫臼。李同學「啊」的一聲慘叫摔倒在地，打人者還不放過，又接連幾個小時的皮帶抽、棍子打，一直打到深夜一點多。這時的李同學只能躺在地上呻吟，臉上陣陣抽搐，混身遍體鱗傷。一天一夜沒吃沒喝，屎尿都拉在身上，尤其是被木棍猛砸的右腿撕心裂肺的疼痛，還留下了後遺症，至今行走不便。
在「新人大」同學的努力下，解放軍、工宣隊主持正義，對「三紅」的這部分人施加了很大的壓力，在第二天下午李原好被放出。此時的他渾身傷痛、兩眼看不見東西，已無法行走，是一位解放軍同志把他背了出來，上了救護車，送到了醫院。同班的兩位「新人大」女同學陪同前去，而且在之後的幾十天裡，對李同學精心照料。在這時又一次顯示出人性的光芒，同學之情，如同手足。
這事在當時我並不知道。事隔幾十年之後，李原好同學才告訴了我詳情。而那位許昭忠同學不久前還幾次對我說，他至今還十分感謝柏承慶同學的冒險轉告。
三、摧落的花
1967年初，人大的兩派由說不到一起，發展到住不到一起。「新人大」一派撤離原住地，往北集中。「三紅」的留在原地。我原本不是「三紅」的，當「逍遙派」回老家住了幾個月，等回來一看，也不知那些同學上哪兒去了，就留在原宿舍，成了「三紅」的了。這段時間裡，我們系的男生依然住在三樓（東風三樓的三層樓），她們女生在二樓。我們班有位美麗如花的女同學，這期間有段不一般的經歷。
在沒有她同意的情況下，我不能更多地敘述她的事情。但想說的是，這決不是通常「移乾柴近烈火、無怪其焰」的老套故事。因為她和一位外國留學生交了朋友，有所往來，被留學生樓的管理員告發，竟然引起了安全機關的關注，懷疑她「向國外泄露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下令對她和她的男友，兩個都要抓，儘管她本人是歸國華僑、而那位留學生還是某國左派組織負責人的後代。
抓捕的方式是警察不出面，以「革命群眾」扭送公安部門的辦法來進行。這個「任務」由我系的低年級同學承擔了。他們暗暗盯梢，在這位女同學進到留學生宿舍後，等到晚上再一擁而上，砸門而入，把她從衣櫃裡拖了出來。在所謂「扭送」的時候，她被拖到操場上當眾進行極其殘暴的毒打圍毆，衣服被一綹綹地撕碎，頭髮被一把把地揪下，幾近裸體，殘忍至極。
在被公安部門拘押了很長一段日子之後，沒有審查出所謂「向國外泄露國內文化大革命情況」的問題，她又重回學校。我下去看她的時候，她給我看了她保存下來的一綹被撕下的頭髮，語言很平靜。我沒有勸慰她，我拿不出什麼話可以勸慰她。在這樣的大災大難面前，任何的勸慰都是蒼白無力的。她能這樣地面對，已經說明了她的堅強。
她還告訴我，在被抓之前，她外出進城看她姐姐時，已經被多次盯梢。她都已經認出盯梢的人，就是我系低年級的某個自以為有「公安工作遺傳潛質」的人。在多次的被盯梢中，她也學會了在街上走路時，從櫥窗看身後的人影，再突然回頭反方向走，使盯梢的人愣在那兒、不知所措。
這個低年級同學當「特務」的伎倆實在是很不成熟。她說，有次她發現後面有盯梢的，便臨時突然上了輛公共汽車，盯梢的人迫不及防也跟著上車而兜里卻沒準備買票的錢，便跟那售票員吵了起來。她一看，又是這麼回事，就立即下車，把那人甩在了車上繼續跟售票員吵。
現在的人們，誰能想到那年那月，同學之間竟會演變成這種關係。或許，正是盯梢者幾次挫敗而心生怨恨，加重了後來對她圍毆的兇殘。
就在我們離校的時候，這位俊秀的女同學又被北京市警局帶走「監護」。並不是什麼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可也是一把血淚。那天，我看見她被人帶進一輛黑色的轎車，遠遠地看著她的背影。我想起她曾經駕著摩托、擔任校運動會護旗手時的風采，引得好多男同學的讚賞。那時，我們連會騎自行車的都很少。在湖南社教的後期，我和她在一個大隊，易俗河公社的湖田大隊。雖說是同一個大隊，但也是相隔有好幾里的山路，很少碰到。不像北方平原上，一個自然村就是一個大隊。
離校十多年後，我通過公安部門找到了她，還見了次面，她美麗依然。我們班的同學中，我是唯一和她聯繫過的人。她是個熱愛祖國的好姑娘。「文革」前，她深情地對我說過，當年在她跨進羅湖口岸回到祖國，第一次聽到「歌唱祖國」的樂曲，第一次看見五星血旗飄揚的時候，那滿心的喜悅和激動啊，都抑制不住，從心底里呼喊：「回家了，回家了！」可是左傾災難卻當頭一棒，給了這樣一個抱著善良願望、盼望著回家的女孩子終生難以癒合的傷痛。
她的父親是國外某共產黨游擊隊的一位負責人，為了世界革命，真的是出入槍林彈雨，歷盡千辛萬苦，撇家舍業，難以顧及親人，於是把孩子送到了國內，最後卻是這個結果……有很多話，在此，我不便於說。但是，她的遭遇，太不公平、太不應該、太傷人心。
她不一般的身世，決定了她會有不一般的經歷。後來我們失去了聯繫。這幾年老同學為重新聚會，尋找過她，始終沒有結果。我說，讓她靜靜地生活吧。有相當一部分「文革」過來人，不想再觸及曾經的那些永遠無法彌合的傷痛，遠離曾經的人，遠離曾經的事，默默地療傷。我們能理解。我祝她幸福，祝她平安順利。
（選自陸偉國著《風霜雨雪憶年華（1962－1970）》，灕江出版社，20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