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隨著朝鮮戰爭幾乎打成了平手，毛澤東以及其他中共領袖們覺得他們有了和世界第一強國叫板的本錢。下一步，自然是要更為積極地加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參與「冷戰」，並積極準備在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戰」中實現世界革命的宏圖大略。這一想法，在1953年9月毛和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會議上的爭論中表露無遺。當時梁提出工農之間待遇的差距太大，建議縮小。毛批評說：「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由此可見，毛和中共領袖們心裡都明白，他們對農民的口糧剝奪其實並非「仁政」；但在他們看來，這服從於他們堅信的打贏「世界大戰」的革命需要，即「大仁政」。
從這一視角來審視毛澤東及中共在1953-1955年間大力掀起的農村合作化運動「熱潮」，撥開「社會主義道路」等官方宣傳的美好詞藻，其本質不過是更有利於黨國直接剝奪農民糧食的一種戰略戰術而已。因為合作化了，農民便失去了他們剛剛在土地改革中得到的土地和生產工具，其人身也不得不依附於黨國的基層細胞──合作社及其幹部。這樣，整個中國便完成了一種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普天之下皆為黨產」的轉變，糧食的統購統銷自然就容易得多了。這一點，連中共的黨史學家都看出來了：「實現農業合作化後，全國1.1億戶個體農民，被組織到了約100萬個農業合作社。農村的糧食統購統銷就不需要再直接與農民發生聯繫了，統購與統銷都可以通過農業生產合作社來進行。」就這樣，農民作為生產者，和他們生產的糧食完成了徹底的剝離，徹底地失去了對糧食的支配權。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從全國農村完成了合作化的1956年開始到1958年更為狂熱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之前，餓死人和非正常死亡的惡性事件就以相當規模地在全國各地發生，並有愈演愈烈之勢。據新華社《內部參考》和中央絕密文件的記載，便有幾十次之多。例如，廣西有過較大規模餓死人的「臨桂事件」和「平樂事件」。1955年7月，「廣西省桂林專區臨桂縣，由於糧食統銷問題沒有徹底解決，在七月二日前，已餓死五百三十一人，身體浮腫的達六千人」。1955年，在平樂縣，政府「普遍購了農民的口糧」，「平樂縣二塘區除交公糧、賣餘糧外，平均每人全年只有口糧253斤，個別鄉每人平均七、八十斤。」1956年春，沒飯吃的農民只能大批外逃。據內參資料反映：
平樂全區因災死亡的共1，095人（餓死的323人，與缺糧有關而死的772人），因缺糧吃「代食品」致身體浮腫的5，885人，出賣妻子、改嫁的1，363人，逃荒的8，415人，賣家產渡荒的15，776戶。死人以平樂、荔浦、富鍾、賀縣最多。
另，橫縣因缺糧致死的434人，自殺的38人，因吃「代食品」中毒和偷東西吃被打死的38人，賣妻子兒女的105人，逃荒的3，734人，患浮腫病的9，350人。
地委書記楊林對嚴重餓死人的問題不但不正視，反說：我區災情不大，死人不要揹包袱。平樂縣民政科寫了一個災情報告，被縣委副書記批評為：上報災情，是想得獎賞麼？在一次會議上，曾有人反映下面有餓死人的現象，該縣縣委書記喬子久當著大家的面說：你們說餓死人，我問你破開肚子看了沒有？裡面有沒有大米？因此，災情越發展越嚴重，直到去年7月省委救災工作組下去後才得到制止。
甘肅的情況更為糟糕。據該省財貿部的一個絕密統計資料《甘肅十六個縣人口死亡、疾病、外流情況表》（1957年12月至1958年5月），通渭、武威、張掖、平涼等十六個縣在5個月內共有44，454人因餓而患腫病，3，194死亡；加上其他非正常死亡6，439人，死亡人數已接近萬人；此外，還有17，475人外出逃荒。另一份資料顯示，從1957年冬到1958年春，天水田區徽縣全縣外流人口達1185人，在少數缺糧和疾病嚴重的農業合作社，生產幾乎陷入停滯。「據統計，從1958年1月至4月26日止，全縣共死亡3139人，其中死於腫病1113人，黃瘦病327人，流行性感冒565人，其他疾病1134人。由於糧食問題沒有及時解決，有的農民不滿地說：」共產黨一切好，就是這回不給糧吃。使人信不過，想不通『。「
又如，雲南曲靖專區也有過一個「陸良事件」，餓死和非正常死亡者的規模已近兩萬人。起因是1957年公糧徵購過頭，縣委被迫給鬧糧的農民放了一部分糧，結果被雲南省委定為對「地主、富農和右派分子反撲」的「嚴重右傾」，縣委第一書記遭到撤換。1958年初，同樣的事情發生，新上任的縣委書記便死也不肯再放糧。結果造成腫病流行，餓孚遍地。據官方的不完全統計，僅陸良縣就死了12，912人，占整個曲靖地區死亡人數19，072人的67%，全縣人口的5.6%.
值得一提的是，在「陸良事件」之前，雲南臨滄縣在1956年3-9月期間，也發生過因合作化後糧食高徵購而餓死人的嚴重事件。根據云南臨滄地委的機密報告所述：「事件發生於三個區二十六個鄉的範圍內，共因餓致死的有110人（其中以四、五兩區為嚴重，在兩個區二十五個鄉中共餓死108人）」。造成這一事件的主要原因是：
「三定」時執行政策有偏差，多購了農民糧食而供應又未及時跟上去……五區區長馬文慶同志在工作中碰到困難（因縣委原分配給四區的任務，四區完不成，縣委即兩次口頭上加給五區781，570斤），曾向縣委提出「五區任務原已較重，這樣要完成任務就不能執行口糧標準，要執行政策就不能完成任務」，縣委書記董存忠同志對此意見並未加以認真考慮，而表示：「口糧標準不能壓低，任務也要完成，如不執行口糧政策叫你負責。」由於縣委對來自下面的意見不加以認真的分析，幫助下面解決困難，而是對下採取強制手段，形成了層層施展壓力，致使農村中強迫命令現象嚴重，「逼」、「擠」「搜」、「鬥」、「打」等違法亂紀的做法在在皆是，不僅對地富如此，對農民也如此。
到1958年10月，餓死人的惡性事件已經成為整個雲南省的問題。中共雲南省委的報告透露，「據最近核對的數字，至十月十日止，全省累計發病三十八萬八千多人，死亡三萬九千七百一十二人，其中因腫病而死者的占半數。」
由此，我們不難得出下列有意義的結論：1）雖然諸多事件發生時間不一，但起因是一個，即國家對農民糧食的高徵購；2）人造饑荒波及的地域，在短短兩年內，從臨滄一個縣的某幾個區迅速擴展至陸良全縣，乃至曲靖整個專區和整個雲南省，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中共對農民口糧剝奪的普遍性；3）餓死人數目急劇上升：1956年還只有108人，兩年後至少達到了19，072人，劇增了近20倍之多！這又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從合作化到大躍進運動，中國農村正從一個深淵走向另一個更大的深淵。
注釋：
[1]《陳雲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217頁。
[1]《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6-297頁。
[1]羅平漢，《票證年代：統購統銷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頁。
[1]《鄧子恢傳》編寫組「鄧子恢與農業合作化運動」，北京：《人物》雜誌，1996年第4期，第22頁。
[1]丁抒，「『統購統銷』和『非正常死亡』」（未刊稿）。
[1]東夫，《麥苗青菜花黃——大饑荒川西紀事》，香港：田園書屋，2008年，第32-37頁。
[1]參見1954年8月20日李井泉「關於幾個問題的講話」；以及1954年1月6日涪陵地委《關於糧食統購統銷工作初步總結報告》、《關於糧食統購統銷工作中死人情況的報告》(彭水縣檔案館1-1-69、1-1-68卷)。這些史料，載淳世華，《糧食的歷史:彭水1959-1961》，香港：世界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年。本文來自淳世華先生贈送作者的電子文本，第17-26頁。
[1]「山東省夏徵和糧食統購工作中發生的問題」，1954年9月13日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考》。
[1]「安徽省糧食統購中發生十五人自殺事件」,1954年1月11日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考》。
[1]「安徽省在糧食統購工作中發生死人事件三十起」，1955年2月15日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考》。
[1]「甘肅省臨夏專區發生餓死人現象」,1954年6月30日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考》。
[1]黃銘,「梁漱溟和毛澤東的衝突」，北京：《炎黃春秋》，2010年第四期，第72頁。
[1]羅平漢，《票證年代：統購統銷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0頁。
[1]「廣西省臨桂縣餓死五百三十一人」，1955年7月21日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考》。
[1]劉遠修，「廣西省平樂專區和橫縣大批餓死人的情況」,1957年4月16日新華社編《內部參考》。
[1]該文件由原甘肅財貿部副部長張天珩提供，張因反對大躍進而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1]「中共雲南省委關於腫病死人情況的檢查報告」，1958年11月18日。
[1]「雲南臨滄地委關於臨滄縣1956年死人情況的報告」，1957年7月22日。
[1]「中共雲南省委關於腫病死人情況的檢查報告」，19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