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這個政治實用主義的表現，就很明顯了。舉個例子說——『文革是毛澤東錯誤發動、主要是被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的這樣一個浩劫，要徹底否定』——那麼這個話實際上就是說『這個皇帝還是好的，不過是旁邊的奸臣造成了他的錯誤。那麼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實際上就是清君側嘛』，而不是說這個皇帝本身就要否定。
那麼這個……像邱會作、吳法憲、李作鵬啊那些，不要說江青不服、張春橋、王洪文不服，像林彪集團那些人都不服啦。
邱會作在他的回憶錄中講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話，他說『像毛主席這樣的大智大才，他怎麼可能被我們利用？只有他利用我們，而不可能我們利用他』。這句話意思就是說『你講毛澤東被我們利用，你這是侮辱毛澤東的智商』啊，哈哈，對不對呀？『毛澤東怎麼可能被我們利用呢？』
但是，鄧小平還是用了一個傳統愚昧老百姓的辦法，就說『皇帝是好的，奸臣不好』，在1981年的《決議》中間，他把這個話還給說圓了呢。」
宋永毅：習近平說前後30年不能互相否定，習是否定中共《決議》，表達出無知無畏
宋永毅：「現在習近平，他圓都不要圓，他是胡說了。他說『不能用前30年否定後30年，不能用後30年否定前30年』。實際上，他這個話就把鄧的這個《決議》給否了。那個《決議》不僅是『文革』，是中共建國以來歷史問題的《決議》啊。
對『反胡風』也好，『反右』也好，『大躍進』也好，『文革』也好，雖然前面那些都留了一些尾巴，但至少你可以說，『反右』運動至少80%否定了，還是說有幾個『右派』，對吧？對『大躍進』，那還是至少85%否定了。對『文革』，說是百分之一百否定，那現在你習近平說『不能否定』，你實際上是否定了鄧。鄧當時在這個《決議》形成之前，大家都知道有個『四千人會議』，四千個高級幹部的會。在這個會議上，發言非常激烈，像陸定一、方毅……那些黨內的高級幹部，都直呼毛澤東為『暴君』。但鄧也沒有跳出來說『你就是畢福劍，把你開除出去』。那個『畢姥爺』不過就是唱了一句《智取威虎山》嘛，現在就把他開除『央視』了。
那（鄧對）陸定一也好，方毅也好，後來還是用了嘛。所以，就是說鄧這個人還沒有到完全蠻不講理的程度，因為他是個實用主義的人，承認實用主義就是承認現實嘛，對不對？像習近平，那完全是胡說，表達出他的無知無畏，他的勇敢是來自無知，那個就很糟糕。」
宋永毅：不對毛澤東那麼大的歷史罪惡分析批判清楚，就打開野心家再返回毛祖途徑
宋永毅：「國民道德的墮落和敗壞，尤其是隨著這種暴虐權力……像英國的阿克頓勳爵也說過『伴隨著暴虐權力而來的是道德的墮落和敗壞』。
『文革』到今天為止，發生的這個現象，應當說還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是國民精神素質的敗落，至今為止也還沒有解決嘛！」
主持人：「當年鄧小平所做的，就是否定『文革』卻不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的一部分錯誤，但是不否定毛澤東，還是『三七開』。從『文革』爆發到現在，五十年後看今天的中國，如果要清除『文革』的『負資產』，對毛澤東應該怎麼樣看？今天的人對當今中國社會存在道德問題也都是一個負面的觀察和評價，那要想肅清『文革』這些遺毒的話，對毛澤東到底做到什麼份兒上您認為是比較合適的？」
宋永毅：「我最近看了你們自由亞洲電台有一個視頻，中間有一個非常有趣……有個帶口罩的中國青年，他踩了個自行車在天安門，好像你們的記者訪問他，他就說到『文革』。他說『這個文革，說要徹底否定』他指指後面天安門上毛的像，說『那這個毛的像就一定要拿下來了』。
我覺得，你看這一般的青年人思維還是很清楚的。也就是說，你今天要解決這個精神素質的下降問題，你不把道理講清楚是不行的。你要把道理講清楚，就一定要批判毛澤東的東西。不批判毛澤東的那些東西，你就說像這個——『嫁人要嫁習大大』啦，『東方又紅了』……那些底層的造神運動……中國原來是個農民社會，好多老百姓是需要神的，他喜歡神的，不能說『造神』。
當然這個毛澤東的『造神』和習近平的『造神』有很大區別了。毛澤東的『造神』還是他的左臂右膀，黨內的高級幹部，像林彪、劉少奇出來『造神』；那習近平的『造神』就比較低級了，連王岐山、李克強都不可能出來。都是底層那些『五毛』，或者『自乾五』在給他搞，而且他竟然還樂此不疲。我有時候也為他感到害羞，我想『那麼低級的人在捧你，還覺得自以為是』。所以我說他很難搞成，主要就是說連黨內的高級幹部，他的那些左臂右膀……王岐山應當是一個吧，那王岐山也還沒有把他吹成『英明領袖』吧。
所以我剛才說了，你如果不把毛那些東西徹底的批判、梳理，你不把『文革』的真相還給老百姓，那大家……中國有個傳統叫『以史為鑑』就是說把歷史作為一個鏡子嘛，你如果不是這樣的話……當然他不願意這樣，因為你願意這樣，你要搞那套就難了，老百姓就知道了。
如果說你不把對毛澤東這樣一個對中國歷史上造成那麼大罪惡，我都不去說什麼經濟上損失啊，你看他造成多大的人權的上的罪惡，死了多少人啊，迫害了多少人啊……對這樣的人，不把他的理論、他的所作所為，分析、說理、批判清楚，那這也是給以後的那些野心家打開一個重新可以返回毛祖的途徑。所以我覺得要解決這個問題，恐怕還是要先把這個理清楚、批判清楚，說理嘛！」
宋永毅：鄧小平政治上不想改革，結果造成大規模貪污，打開個人獨裁窗口
主持人：「這麼大個國家，共產黨否定了『文革』也不否定毛澤東，那麼否定毛澤東……您剛才也表達了又是至關重要的，到底由誰來領導這個對毛澤東的否定？讓不讓你否定？這個怎麼辦？」
宋永毅：「這個事情呢，有好多人問我這樣一個問題，是不是中國共產黨否定了毛澤東它就沒有執政的合法性了？他就立刻可能會垮台？我並不這麼認為，我覺得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阿Q心態。
比如說赫魯雪夫作了個『秘密報告』，以後蘇共對史達林是基本上否定的，今天的普京對史達林也是基本否定。那麼，是不是這個蘇共當時就不能存在下去了呢？沒有嘛，它還是延續了很長時間嘛！後來的倒台恐怕和批判史達林沒有太多的（關係）……他不批判史達林是不是一定它就不垮掉？或者怎麼樣，那又是另外一個討論的問題了。
我認為，對『文革』你既然徹底否定了，也還沒有垮台，你就是批判一個毛澤東，難道就會垮台嗎？實際上，鄧小平已經走的是和毛完全不同的路線。所以我在講，鄧這個人他是一個政治實用主義，他沒有一個戰略眼光。雖然他也想把國內的經濟搞上去，但因為他的政治實用主義，在政治上不想改革，結果反而造成大規模貪污啊等等這類現象。而這類現象只有給未來的野心家造成一個機會，使他們可以重拾毛的牙慧，重新搞『文革』這樣的個人極權、個人獨裁。當然我講了，搞得成搞不成，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你至少給他們開了一個窗口。」
宋永毅：我1978年獲得平反後，對中國很有信心。出國是因「六四」後非常失望
主持人：「您在『文革』中經歷過關押和批判、失去過自由，後來隨著對『文革』的否定，您自己的處境也有變化，恢復了自由。那麼當時的您看中國，能想到在『文革』五十年的時候，中國會是今天這個樣子，對『文革』的探討會是今天這個樣子，您當時想到了嗎？」
宋永毅：「我確實沒有想到。我還是比較樂觀的，尤其是（給）我平反以後，因為那個平反是1978年的事嘛，然後我讀了大學，出來工作。那時候，應當說對這個國家還是很有信心的。尤其是胡耀邦、趙紫陽那個時期，因為我學的是文學，從來沒有想到過出國留學，覺得國內就夠我們做好多事情了。這個出國留學是因為『反精神污染』一直到『六四』。我是『六四』以後才出來的，『六四』徹底粉碎了（信心）……就覺得非常失望。
『六四』以後對那些問題的估計也是不足的，覺得『隨著幾十年的過去，比如說二、三十年換了一代呀，就會好一點』。現在看來，我們還是對歷史的反覆性估計不足。
等到習近平上台之前，第一，我對習近平從來不看好的，發過好多文章說他這個人不行。第二呢，那時候對歷史可能出現的反覆性，以及歷史在一段時間之內的停滯，甚至某些程度的上的倒退，已經有自己的看法了。」
宋永毅：希望「文革」悲慘災難歷史不要重演，但我們對歷史可能的反覆性估計不足
主持人：「現在我們站在（『文革』爆發後）五十年的『界碑』下，『文革』中十幾歲的少年這茬人，向第二個五十年往前走的時候，多數人已經看不到再有一個五十年之後了，您現在特別想說的是什麼？您對這段歷史既有親身經歷，又有很多史料的占有和研究。」
宋永毅：「我沒有什麼特別想說的話。因為研究歷史的人主要還是對歷史的研究，說到『以史為鑑』，無非是希望這麼悲慘災難的歷史不要重演。當『文革』剛剛結束時，我們這一代人應當說非常有信心，覺得從此以後中國就會走向完全不同的世界。
當『六四』發生了以後，可以說我們這一代人的信心基本上被摧毀了百分之六十。
當『六四』以後，我們這代人還有的信心是什麼呢？那就是『進化論』意義上的信心，就是相信『下面一代執政……到第一代老共產黨人他們走掉以後，可能下一代人會超過第一代老共產黨人，或者一代一代地傳下去』。今天這個信心隨著習近平的出現……習近平還沒上去，我就預料到這一點了，那時候因為有警覺了。因為『六四』這種事情的發生，就是你不能夠認為『下一代一定比上一代好』。我看習近平就比胡錦濤要差，比江澤民也差，比鄧小平也差。所以我剛才講了，就是說我們這代人對歷史可能的反覆性估計不足。
我們這代人實際上以前都是比較樂觀的一代。你看兩個……『文革』這麼大的錯誤，那覺得總歸是好了吧；『六四』又來了，那已經不行了；現在再來一個習近平，更覺得這個歷史實在也是出於我們這些歷史學家研究的……它常常給我們驚奇，沒有辦法。如果說要說什麼話，那就是說，對歷史的反覆性恐怕要作充分的估計。」
宋永毅：良知要求我們必須告訴這個世界「文革」真相，「文革」再也不能重複了！
主持人：「那麼在這個過程中，人對歷史的影響，或者說人聚合的力量能不能對歷史發生什麼作用？」
宋永毅：「比如說美國總統，當然對歷史可以發生很大的影響（笑）。對吧？整個歐盟的那個主席，或者怎麼樣……像我們這些文人，像我們這些一般的知識分子等等，我們所能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但是即便這些作用有限，我們的良知還是要求我們必須要做——比如說，我們今天還是要總結『文革』的教訓，我們今天還是要用我們微弱的聲音告訴這個世界，尤其是告訴我們中國這個民族——『文革』那套東西，我們再也不能重複了！我們要告訴他們歷史的真相。
但是，這些抵抗是不是就能夠扭轉乾坤？比如說把習近平那套拉下來，恐怕很難。但是，是不是作為一個歷史的合力，它會在一定的程度上發生作用？會的。
所以我剛才講了，這個是我們的良知，或者說我們的職責。但是，它能起多大的作用？我們不去管。我們要不要做？我們一定要做。我們並不在於說，我們能夠扭轉歷史的乾坤，而是說，這是我們對歷史的一份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