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奉孝刑滿後「留場就業」，文革後回到了山東老家濰坊。2010年筆者見到他時，他的腿上還保留著當年「坐老虎凳」硌下的銅錢大小的疤痕。他在興凱湖農場的同伴譚天榮，則在青島的一處兩居室宿舍中孤身度過晚年。20來年的勞教和「二勞教」生涯，完全奪去了他年輕時的物理學天才和「學生領袖」（毛澤東語）風采，以及愛情和婚姻幸福，但並沒有抽掉他衰老皮膚下的硬骨頭。
清河茶淀
去世之前，張元勛一直在用一根手指，一個字一個字地敲出一本叫《河岸》的回憶錄，記錄他在清河農場的經歷。
清河茶淀農場，並非如它的名字寓意的田園。由於僻處渤海之濱，有著半島的特殊地形，又因鹽鹼地改良的需要，早在中共竊政之初，它就成了北京市處置抓獲的「敵特分子」的中心。1957年下半年開始接收勞教人員，到第二年末已勞教6400餘人，在全北京市勞動營系統最多。1983年清河茶淀農場勞教部門撤銷，現仍為北京最大的勞改農場。
張元勛1957年來到清河，這裡不通車，半島入口駐紮部隊，農場裡崗樓鐵絲網交織。張元勛所在的勞動營條件簡陋，就在營房周圍栽上一些電線桿，拉上8號鐵絲電線，圈出幾畝地。人粘在網上，電網並不停止運作，有時清早起來，看到電網上有人，大都是晚上想不通的觸網自殺者。親歷者杜高根據公安部內部檔案記載，清華大學學生右派郭道宏，「不忍飢餓，企圖逃跑，爬電網觸電死亡，倒斃在離電網一米處」。
勞教犯人中長年展開鬥爭批判。張元勛的難友文懷沙，經常被小流氓打耳光。前文提到的譚天榮在清河也挨過耳光。文革中遇羅勉前往探望被勞教的姐姐遇羅錦，親眼目睹一犯人勸說同伴勿唱樣板戲詞「不怕牢底來坐穿」，恐怕被人當做是影射，全體犯人立即厲聲斥為反動、「攻擊樣板戲」，「像瘋狗一樣互相撕咬」，遇羅勉對專政下的人性惡感到震驚。告密揭發成為流行風氣，稍微頂撞管教就會上手銬。毛澤東逝世時氣氛更緊張，所有管教人員都荷槍實彈。
長年監禁，犯人的性需求成為無法解決的難題。張元勛回憶，一些因流氓罪名被勞教的女青年精神失常，裸體隔著鐵絲網對異性看守高呼「來操我吧」，為此不得不把看守換成女性。張元勛同隊的一個小青年因為長得清秀，成為多角同性戀的中心，受到開會批鬥。最離奇的一件事是，勞動隊養的一條母豬半夜裡被人強姦，犯科者被當場抓獲，母豬殺掉無人吃肉。文革之後，犯事的勞教人員結了婚，與張元勛鄰居，沉迷於拉二胡。性壓抑導致獸交現象，在勞教人員中並非孤例。
1960年開始，大饑荒不例外地掃蕩了這裡。犯人一月的伙食直降為6斤棒子麵，鮮草鍘碎了煮熟，攙和棒子麵做黏合劑，和豬食沒有區別。和夾邊溝一樣，勞教犯成堆死去。一天早上張元勛醒來，鄰鋪的犯人已經無聲地死在被窩裡。勞動隊的廁所在院子裡，有時早上起床，院裡倒著七八具死屍，是半夜去上廁所一頭栽倒的人。
浮腫到膝蓋的張元勛也擔任了埋屍任務，搭檔是一位神父。埋屍的地點在一處河岸堤壩，正是他回憶錄名字的來源。餓死的人或浮腫或乾瘦，體重變得很輕，「和一隻雞差不多」。幸運的是，他們或許能得到神父的祈禱。張元勛說，河岸上埋葬的餓殍大約有上千人，寫出來是一部現成的《悲慘世界》。可惜由於身患多種癌症，他沒來得及實現這個願望。
2002年姚小平在潘家園發現的《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中，全部94人中有84名來自清河農場，其中絕大多數死於1960和1961年，除了高校學生，更有許多中央部委的幹部，此外還有和尚、阿訇各一名，都是一代知識精英。死者全部是青壯年，在「勞動教育」的美好名義下被剝奪了性命。在大會上公開為胡風辯屈的美學家呂熒，就死在被稱為「等死隊」的三分隊北磚窯里。這些人的死亡原因一欄，和夾邊溝的右派一樣標為肺結核、腸炎、肝炎等疾病，實際上都是飢餓。
1962年，清河農場倖存的人員被轉移到京郊團河農場「就食」，張元勛和譚天榮都在其中。直到這時，張元勛才確認自己脫離了死亡。死亡危機過後，又被送回清河。
勞改期滿的張元勛，先到管教科領取一張釋放證，隨即又到「留場就業處」報導，釋放證被收回。「二勞教」「二勞改」把刑罰變成了終身制。遇羅勉說：「勞教時還有盼望，一就業就永遠失望了」。直到文革結束，張元勛才恢復自由身。
2000年炎熱的夏天，張元勛用3個月寫出了《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兩年後他查出了癌症。去世之前的張元勛，家裡擺放著很多胎質厚重的瓷瓶，是他從泰山的古董市場買來。擊節叩問之下，有深遠回聲。
這幾位，是當年峨邊沙坪勞教農場的倖存者。
峨邊沙坪
78歲的鐵流住在北京東郊，擁有一處庭院，這是他平反之後下海打拼的成果。利用這份家底，他還資助出版了一本記錄右派經歷的地下刊物《往事微痕》。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兒子還是十幾歲的少年--他成家生子時已年近60。
鐵流是四川人，在反右中與流沙河一起被打成反黨小集團，送往峨邊縣沙坪勞教營。峨邊縣地處小涼山，是大涼山門戶，與前些年因「盲井」事件出名的雷波縣緊鄰。齊邦媛《巨流河》記載，抗戰最緊張時期，「雷峨馬屏」地區被視為一旦成都陷落中國軍民堅壁清野的最後堡壘，可見其地勢險要。沙坪農場緊鄰大渡河，背靠原始森林，正是前代石達開覆滅之地，農場五分廠海拔達2500米，可謂絕境，正是右派分子「脫胎換骨」之地。
根據《當代四川簡史》，1957年四川劃右共約60000人。應運而生的沙坪農場成了流放的一大去處，一萬多名右派身入此處。諷刺的是，其中包括了不久前負責選址的兩位勞教局幹部。
鐵流在沙坪勞教營呆了大半年，轉往築路支隊修築鐵路。沙坪農場的飢餓不同於別處，從建場第一天就已開始。由於此前沒有農墾基礎，不毛之地湧入大量人口，口糧定額不足，犯人的定量只有一月22斤，還經過層層剋扣，到嘴裡只是一碗包穀麵湯，「流動的速度連狗都追不上」，更不用說支持冬春的大勞動量。管教的訓詞則是「要想吃舒服，就得拼命開荒種糧，人民政府不會拿糧食白養你們」。
由於高寒的自然條件，農場的土地收不回種籽，口糧標準進一步下降後，死亡隨即大量出現。根據林憲君的回憶錄，三年大饑荒中全農場死亡人數過半，超過5000人。林憲君親手掩埋過的死者在百人以上。他所在的小組開始有23人，數月後剩下7人，與其他組合併為20多人後，幾月後又減為6人。
所有的死者一律無棺木墓碑，一穴埋葬幾十甚至上百人，埋人最多的荒坡幾年後種上南瓜，竟然重達百斤，得名「南瓜山」。2007年，鐵流重訪「南瓜山」憑弔，並賦詩稱「千萬屍骨化肥水，育出南瓜滿山花。」
沙坪農場的餓殍中包括了著名的右派分子董時光。董時光是留美教育學博士，他的哥哥董時進是近來頗為著名的農學家，兄弟在易代之際的去就正好相反：董時進觀望而終於離開大陸，在台灣繼續研究土改；董時光則從美國回國，受周恩來親迎，在西南師範大學任教。「反右」中，董時光因「出言狂妄」批評黨員和主張教授治校被打成右派，當時同在西師任教、與董時光為朋友的吳宓日記中，多處有董時光受開會批鬥的記載。遣送至沙坪農場後，董時光在飢餓面前低下了驕傲的頭顱，每次吃完飯都用指頭刮桶里殘留的漿糊充飢，並回答獄警「比美國麵包還好吃」。1958年，董時光和鐵流一起調往築路支隊，1961年出差路上飢餓，用呢毯換了一斤干牛肉一口氣吃完，不料腸胃飢餓過久無法消化，腸梗阻暴斃。
一個驚心的現象是，沙坪農場的成年死難者之外，還有數千名少年勞教犯。林憲君曾經在大堡分場帶領14名「小勞教」燒木炭，最後只剩下3人，由於無力掩埋，林憲君親手將數名小勞教的屍體扔進了河流沖走。一次一個小勞教趴在林憲君背上哭訴，希望臨死前見媽媽一面，話頭未完人已斷氣，幾乎立即發出惡臭，原因是生前已經耗盡了人體的所有養分。
2013年5月，筆者在香港觀看了謝貽卉導演的紀錄片《大堡小勞教》。這部紀錄片通過走訪倖存者，還原了當年沙坪農場大堡少年勞教犯分部的飢餓史。1957年末，四川省仿效蘇聯模式，對輕微違法和品行不良的未成年人實行勞動教養。次年五、六千名十幾歲的孩子出現在峨邊沙坪農場，最小者只有9歲。
這些孩子的任務是在海拔兩千米的山地上開荒，自給自足。由於土地荒寒，「勞動教養」的前景破滅，開荒變成末日晚餐，死神隨之降臨，據當事人透露，一共死去2600多名未成年勞教犯。荒謬的是，「小勞教」中有些是家長迷信蘇聯電影《教育的詩篇》，強烈要求把不聽話的孩子送來由國家管教的。飢餓降臨之時，她們前來要求接回孩子卻遭到拒絕，這些孩子以後全部餓死。1961年大堡作業區崩潰，瀕死的孩子被戰士背下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