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來華耶穌會的傳教士，湯若望在明清之變的權力爭鬥中起到過重要作用，真正影響過中國歷史進程。湯若望是明清之際唯一同兩代最高統治者有過間接或直接接觸的傳教士，他直接參與到了清初統治集團內部的政治紛爭之中。
1665年（康熙四年），湯若望用拉丁文出版了《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主持下的中國傳教史》（以下簡稱《中國傳教史》），主要記述了當時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以及他所經歷的明清之變和明末清初的宮廷情況。
此書截止於1661年順治帝駕崩，記載了很多他與順治帝交往的逸事，堪稱一部有關17世紀中國的史書。本文所使用的譯本系由曼塞克翻譯的德譯本，1834年出版於維也納。湯若望筆下明清之變的材料有一部分是他從當時的社會上收集而來的，儘管不一定是史實，但也反映了當時社會輿論的狀況。另有一些是作者的親身經歷，或可以與中國史料相印證，或補足中文正史之闕如。湯若望對崇禎皇帝之殉國以及山海關之戰的描述，以及他對明亡原因的思考，對晚明史研究都極具價值。本文擬依據此書的德譯本對以上提到的幾方面內容作一介紹。
一、對崇禎帝末日的陳述
明末李自成所率領的起義軍於1644年占領西安之後，建立了大順政權。二月，起義軍兵分兩路進攻北京，其中一路由李自成親自率領，經大同、宣府直逼明王朝的首都，並於三月十八日圍城，次日攻入北京城。而此時，身在紫禁城中的崇禎皇帝對此依然所知甚少。湯若望寫道：
可惜，宮中的人至今還對皇帝隱瞞這種混亂的局勢，面對全國到處風起雲湧的起義，他們卻向皇帝解釋說，這純粹是子虛烏有的事情，或者把皇帝所承受的沉重的精神負擔，看作是一件輕描淡寫的事情。最後，皇帝終於被整日在耳邊響起的武器的嘈雜聲所驚醒，雖然為時已晚，但他還是想全力以赴地制止這場災難。（第八章）
據《明史》記載：「賊游騎至平則門，京師猶不知也。」三月十九日，北京的外城已被李自成的軍隊攻破，內城危在旦夕，而守衛京城的大營兵已經潰散，城內的喊殺聲、兵戈相接聲驚醒了崇禎皇帝。據湯若望的記載，最終還是他轉告了崇禎皇帝災難已經到來的消息：
因此，神父唯一能做的只剩下一件事。他作為一個壞消息的轉達者，一無所獲地重新回到了朝廷。在那裡，他發現所有的一切都已經陷入了絕望的境地，他勸說皇帝，說他最終決定要堅持不懈地部署防禦工事以保衛皇宮。同時，他沒有忘記用這種方式推心置腹地和皇帝進行交談，他說，無論是社會的道德，還是基督教的博愛，或者是作為一個神父的坦率，都不容許他在這種紛亂的境況下有任何作為。（第八章）
在分析太監們不願將真相告訴皇帝的原因時，湯若望認為：
那些至今還一直用欺騙和陰謀包圍皇帝的太監們，導致了皇帝在高度危險的境地中還絲毫不考慮自己的安全。這並不單單是疏忽大意的原因。這些人的心中還隱藏著另一個惡毒的陰謀，想讓他們的主人垮台。這些從性別上來說，接近男人的太監們，無法控制自己的狂熱，他們不去想怎樣保護他們的君主，而是盼著他的滅亡。由於先前他們的私利曾受到過損害，為了報仇，他們和敵人勾結在了一起，全然不考慮自己也要滅亡。（第八章）
崇禎即位後，儘管剷除了魏忠賢及其黨羽，逐步掃除了閹黨的餘孽，但最終仍不免走上寵信宦官的老路。
他們一會兒將皇宮的珍寶隱藏起來，一會兒又將用於戰爭的糧食埋起來，以挑起起義，然後又和這些起義的強盜們暗中勾結，隱瞞因此而造成的損失，使皇帝不去關注顯然日益逼近的危險。他們任憑這位可憐的君主完全按照自己的判斷行事，而此前他的判斷曾促使他去反對這些無恥之徒。最後終於導致了這些無賴在叛亂者逼近皇宮時，背信棄義地打開了城門，首當其衝地去歡迎這些敵人的到來。（第八章）
儘管皇城之中有七萬禁軍，但他們卻聽命於三千太監的指揮，而守城太監曹化淳已經打開了外城的西門——彰儀門（此門原系金都西城門名，後用以指稱廣安門）：
現在的這座皇城配有足夠的武器裝置，幾乎每段城牆的城垛上都排列著新鑄的火炮，虎視眈眈地盯著入侵的強盜。正如強盜們事後所承認的那樣，這些武器引起了他們的極度恐慌。但這些卑鄙的太監們卻在強盜抵達的第二天，就為他們打開了這座固若金湯的城池的正門。（第八章）
後來，崇禎至前殿鳴鐘召集百官，竟沒有一位大臣前來報到。最後這位皇帝也被逼得走投無路：
現在，皇帝頃刻之間發現，自己已經身陷太監和強盜的雙重囹圄之中了。他跨上了一匹馬，在只有600名騎兵的保護下，莽撞地沖向了已經大敵壓境的城池的正面。這個城門是原先耶穌會士的小教堂所在地，皇帝試圖從這裡逃走。但正是這些人，攔住了他的去路，因為他們已經將自己當成了戰利品，拱手讓給了敵人。皇帝只能繞過神父們的房屋，向另一個門跑去。但為了防止宮內的人逃跑，那些原本用來保護城門的地方已經被付之一炬。這位不幸的君主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被迫重新回到了紫禁城內，在那裡聽候命運對他的最後裁決。（第八章）
據計六奇《明季北略》載，當崇禎「率數十人，至前門，見城上白燈已懸三矣。」崇禎事先已與守城官商量好了：「城破則懸三燈也。」看來只有死路一條了。
二、對崇禎之死的描寫
《明史》中關於崇禎殉國的描寫非常簡單，而湯若望書中的描寫卻很詳細。思宗在回到紫禁城之後，只有等死了：
皇帝回到皇宮後，看到事情已經完全陷入了絕望的境地，因此，他勸說皇后用一條繩子來結束自己的生命。至於三個兒子，他則鼓勵他們通過逃亡的方式來自救。此外，他希望他那唯一的、已經成年的女兒，能夠拔劍自刎，以免遭受強盜們的蹂躪。但他的女兒卻迴避這種做法，在她試圖逃亡時，皇帝砍下了她的手。現在，他徹底沒有其他辦法了，於是，他重新走出了皇宮，向皇宮後面的一座山上走去，不久前，他正是在這裡參觀了新鑄的火炮。在這塊見證了一個人命運轉折的地方，他停下了，拿起一根中國人用來替代羽管筆的毛筆，在黃袍的折邊上用他那特有的、優美的書法寫下了以下的話。據說，他是在左臂受傷後，用自己的鮮血寫成的：
「敬禮未來的李姓皇帝！我至誠地懇求你：勿害吾國民，勿用吾國臣。（Vehaiugomiù,veyumugochiù.）」
這最後一句話的意思是說：「不要壓迫我的人民，不要利用我的機構！」這些在命運的痛苦轉折時期流露出來的話語，充分展示了皇帝高尚的心靈和經驗。寫完這些話以後，他就脫掉了靴子，扔掉了皇帝的冠冕，在空曠的場地上，用麻布袋纏住自己的脖子，然後吊死在拱廊的一根突出的柱子上。（第八章）
湯若望在此處的記載應當是符合事實的。「三個兒子」分別是十六歲的太子朱慈烺、十三歲的定王朱慈炯和十二歲的永王朱慈炤。「成年的公主」當是住在壽寧宮的長平公主。據記載，最終跟隨崇禎皇帝的只有太監王承恩一人而已。《明史》記載：「帝崩於壽皇亭，承恩即自縊其下。」而《明季北略》說：「上登萬歲山之壽皇亭，即煤山之紅閣也。亭新成，先帝為閱內操特建者。」
正是在此處，崇禎也參觀過湯若望新鑄的大炮。據《明史》和《再生紀略》記載，崇禎在衣襟上寫下的血書內容為：「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這最後兩句無疑是留給農民軍的。儘管意思相差不大，但湯若望的版本與《明史》的記載還是不完全相同的。
三月二十二日，宮中之人才在煤山發現了崇禎的屍體：
在敵人到達後的第三天，由30萬人組成的主力部隊進入了皇城。與此同時，叛軍的頭目也正沿著筆直的道路趕往皇宮。因為哪兒都不見皇帝的蹤影，因此，他懸賞10萬金幣去尋找皇帝。沒有人能夠告訴他這期間發生的一切，因為所有人對此都是一無所知，最後通過一個偶然的機會，才發現這個令人同情的傀儡皇帝吊死在一根不幸的欄杆上。但他現在已經得不到任何人的尊敬和同情了。（第八章）
後來李自成為崇禎舉行了禮葬，允許以帝禮祭，不過明故臣往哭拜者無幾。這說明大順政權在最初進入北京之後所實行的政策是成功的，籠絡住了不少官僚。當時在北京的官員約有二三千人，跟隨崇禎自殺的並不多。李自成進城的當天就頒布命令說：「文武百官，於次日投職名，二十一日見朝。願為官者量材擢用，不願為官者聽其回籍。如有隱匿者，歇家、鄰佑一併正法。」（趙士錦《甲申紀事》）
三、對崇禎的評價
湯若望實際上很同情這位不得志的皇帝：
這就是這位君主的結局，他也許是這個世界上最強大、最有權勢的皇帝，並且在思想和性格上也比他人毫不遜色。但由於他的僕人和官員的卑鄙無恥以及他自身的麻痹大意，使他在36歲的時候，用這種可恥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和他同時滅亡的還有存在了276年之久的大明王朝以及擁有大約8萬名成員的整個皇室家族。（第八章）
也就是說，在湯若望看來，崇禎並不是一位「亡國之君」，而黨爭的群臣，特別是擅權的宦官才是「亡國之臣」。崇禎自己在殉國前的遺言也說：「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崇禎的學識、膽魄，也讓明朝遺老遺少們追懷。清初時吳偉業就曾在《綏寇紀略》中寫道：「上焦勞天下十有七年，恭儉似孝宗，英果類世廟，白皙豐下，瞻矚非常，音吐如鍾，處分機速，讀書日盈寸，手筆逼似歐陽率更。有文武才。……既蒞事，視容端，手容莊，拜移晷刻而後起，欠伸跛踦無自而入焉。」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崇禎的確「在思想和性格上也比他人毫不遜色」。而十七年的勵精圖治，換來的卻是國破家亡的下場。《明史》在論及明亡的主要原因時也指出：「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蕭一山在論及明亡時曾哀嘆道：「外緣於清興，內困於流寇，臣逞於私圖，民病於征斂，而明卒以亡矣！」（《清代通史》）不過崇禎皇帝在性格方面上的弱點也是非常明顯的，他多疑、寡恩，常常以個人的好惡來罷黜大臣，剛愎自用而又優柔寡斷。再加上當時的內憂外患，朝臣之間的黨爭，不可避免地將明王朝推向了滅亡的境地。後來湯若望與順治帝談及崇禎皇帝可悲結局的原因時，也感慨道：
在談到前一任皇帝的情況時，他（指順治帝—引者注）問神父，是什麼原因促使他丟失了政權。神父注意到，這個問題中包含了一些狂妄的成分。因此他用下面的方式進行了回答：這個皇帝在各個方面都出類拔萃，也非常節慾，愛護自己的臣民。但他卻過於自信，並且他的堅定已經超出了時局所能容忍的限度，以至於所有的官員和將士都不再忠誠於他。最後他失去了帝國，同時也丟掉了自己的性命。（第十六章）
以當時鎮守遼東的統帥袁崇煥（1584—1630）為例，儘管他在抗擊清軍的戰鬥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但他為嚴明軍紀而擅自處死了毛文龍，這引發了崇禎對袁崇煥權勢的極度不安。後來正是由於過於自信，崇禎才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聽信了一個從敵方逃回的宦官的話，而自毀了長城。《明史》的評論曰：「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
四、對山海關之戰的追述
李自成攻占北京之後，清軍的勁敵就只有駐守山海關的總兵吳三桂了。後來吳三桂雖然接受了李自成的招撫，但由於聽說了大順政權「追贓助餉」的政策，還聽說了他的家人被拘，於是又起兵反叛。李自成親自率軍東征，在四月二十一日至山海關：
因此，他（指李自成）認為，在自己加冕之前，應當首先安撫整個帝國，並剷除那位死去的皇帝的統帥們，他們駐紮在他的周圍，是他未來的敵人。與把他們拉攏到自己身邊相比，他更不想很快地失去這個還不穩固的政權。於是，他率兵東征，來到了帝國的邊界，去抗擊那些最勇敢的統帥們，這些將軍駐紮在那裡，是為了阻止韃靼人入侵。因為他似乎有理由這樣猜測：這些人至少會贊成他的反叛行為。他從已經投降他的皇帝的軍隊中抽出了一部分人，並加上他強盜隊伍中的二十萬同夥，奔赴邊界，並讓其餘的人返回城中，繼續在那裡製造流血事件。（第九章）
李自成本以為用吳三桂的父親、曾經擔任錦州總兵的吳襄做人質可以勸降吳三桂：
在這裡，他那背信棄義的行為遭到了阻礙，並最終導致了失敗。在遠離皇城70英里、與韃靼人交界的地方，有一座名叫山海關（原文作Useùquay（吳三桂），這顯然是跟鎮守於此的將領的名字弄混了）的邊境城市，它由一位對皇帝非常忠誠，且功勳卓著的將領率領著一支龐大的軍隊駐守。現在，這位帝國的劊子手來到這裡，想占領這座城市。與此同時，傳來了國家破滅、皇宮遭洗劫的消息。但這位將領並沒有被嚇倒，不願改變自己忠誠於皇帝的誓言，因此，他決定，在國家處於高度危難的時刻，更加應當竭盡全力來救助它。他全副武裝，等待著這位強盜的來臨。因為整座城池被城牆包圍，因此，強盜決定，首先根據戰術來攻城。他把這位將領的父親帶到了他的駐地，並將他置於城牆前，威脅道，如果他的兒子不把這座城池交出來，歸順於強盜，為父親求情的話，他將遭到最殘酷的嚴刑折磨。這位英雄從城牆上看到了下面發生的一切，也聽到了這位暴君的可怕威脅，但他並未動搖自己的勇氣，他跪倒在地，懇請父親原諒，說忠孝不得雙全，他不得不為了國家的利益而違背自己的意願，無法拯救父親。他說自己對皇帝和國家的責任，比對生身父親更加重大。人活著自然是一件好事，但現在，維持生命的權力卻掌握在了這個殘忍不仁者的手中。如果他和這個可恥的敵人勾結起來，一起去導致國家的滅亡，這對於他來說，將是一個永遠的恥辱。父親懷著堅定不移的英雄氣概，讚揚了兒子的勇氣，並用極其痛苦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現在，兒子要馬上為他的父親和國家所遭受的恥辱復仇。
據計六奇言，三月二十九日李自成遣降將唐通帶著吳襄的勸降書面見吳三桂，當時吳三桂便怒道：「逆賊如此無禮！我吳三桂堂堂丈夫，豈肯降此逆賊，受萬世唾罵？忠孝不能兩全。」實際上吳襄是後來吳三桂率軍逼到永平城下時，李自成下令處死的。吳三桂向多爾袞求援，以期兩面夾擊起義軍：
父親的死，更加激起了兒子的勇氣，現在，他到處研究怎樣最好地開始自己的復仇計劃，從何處能夠最安全地靠近這個強盜，也就是謀害他父親的人。他對自己的軍隊不抱太大的希望，因為其在數量上根本無法與敵人的軍隊相比，因此，他決定尋求外援。恰好，不久前，韃靼人的國王也厭倦了戰爭那變幻多端的命運，放棄了早先對帝國的侵略，並通過談判和中國人簽訂了協議。在媾和條件中也提到過強盜，因此，雙方達成了一致，由韃靼人派兵幫助中國人趕走這批強盜。作為交換條件，中國人必須允許韃靼人在帝國內進行自由貿易，同時將一塊長約100英里的土地重新全部歸還給韃靼人—中國人曾經掠奪了這塊屬於韃靼帝國的土地，後來，通過戰爭，已經將其大部分歸還給了韃靼人。（第九章）
這一記載跟吳三桂致多爾袞的第一封求援信是相符的。吳三桂借兵的目的是聯清抗李，他以明朝臣子的名義向清求援，「滅流寇」，從而「中興」明朝，而不是讓清人入主中原。作為酬謝，吳三桂許諾：「……則我國之報貴國者，豈惟財帛？將裂地以酬，決不食言。」（《清世祖實錄》）吳三桂與清兵的聯合使戰爭的局勢發生了急劇變化，李自成所領導的農民軍陷入了嚴重的困難局面。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光是湯若望，在中國經歷了明清鼎革的傳教士如衛匡國在《韃靼戰紀》中亦未提及陳圓圓。而據《明史》記載，本來吳三桂已經準備投降李自成，但「至灤州，聞愛姬陳沅被劉宗敏掠去，憤甚，疾歸山海，襲破賊將。」也就是說，姑蘇名妓陳圓圓（亦即《明史》中的「陳沅」）在北京被李自成的部將劉宗敏所霸占，吳三桂得知此事後，「衝冠一怒為紅顏」，才決定聯清擊李。耶穌會的傳教士對陳圓圓隻字不提，很可能是因為耶穌會認為一夫多妻制是違背婚姻的目的，因此中國知識分子的納妾，也是背棄基督教倫理道德的。正如鄧恩所指出的那樣：「他們更傾向於相信，驅使吳三桂做出犧牲自己親生父親的重大選擇的動機，是對王朝的忠誠而不是對一個情婦的愛。」（鄧恩著、餘三樂等譯《從利瑪竇到湯若望》
五、多爾袞率清軍入關及將李自成趕出北京城
湯若望對多爾袞部隊入關的原因作了解釋，同樣對八旗騎兵的特點作了描述：
當韃靼人的統治者通過特急信使得知了鄰國的悲慘局面後，他想起了和鄰國簽訂的協議以及他自己的希望，因此，他承諾向鄰國提供必要的幫助，並馬上派出了數千人馬馳援。當務之急，是要解救這座被圍困的城市。韃靼人在數量上遠遠少於敵人的軍隊，因此必須設法使敵人的軍隊分散開來。韃靼人的首領很聰明地做到了這一點，因為他的軍隊大部分是由騎兵組成的，所以，他就對敵人的騎兵發起攻擊，而絲毫不去顧及那些圍困城市的步兵。強盜們的軍隊比較習慣於暗中追殺，因此他們很快就招架不住這種在公開的戰場上舉行的有規則進攻。第一個逃跑的就是那個暴君自己，也就是這次不道德行為的主要發起者。韃靼人一路追殺這股逃跑的敵人，並和他們幾乎在同一時間到達了京城。而留下來計程車兵，則在和圍困城市的步兵的戰鬥中，紛紛戰死，因為他們在既沒有騎兵的幫助，也沒有頭領指揮的情況下，無力抵擋這種猛烈的攻擊。強盜們中有將近10萬人喪生。（第九章）
根據湯若望的解釋，八旗的軍隊遠遠少於李自成的軍隊，八旗軍隊取勝的原因在於「在公開的戰場上舉行有規則的進攻」。據《明史》記載：「我兵對賊置陣，三桂居右翼末，悉銳卒搏戰，殺賊數千人，賊亦力鬥，圍開複合。」可以看出，湯若望的記載跟《明史》的描述是相符的。
實際上李自成自從進入北京，就沒有長期駐留此地的打算。剛入北京城時成立的「比餉鎮撫司」所追助餉的錢財，「悉熔所拷索金及宮中帑藏、器皿，鑄為餅，每餅千斤，約數萬餅，騾車載歸西安。」（史松、林鐵鈞《小腆記年附考》）他一直認為「陝，吾父母國也，富貴必歸故鄉，即十燕京豈易一西安乎？」因此，李自成一直將西安看作自己政權的中心，時刻都想要退出北京：
當這位強盜不久前闖入皇宮進行大肆破壞時，他發現，這座皇宮被堅實的城牆包圍，駐守著無數計程車兵，他們荷槍實彈，並備有足夠的糧食，完全能夠經受住長時間的圍困。但他卻對自己的事情抱著一種懷疑的態度—因為惡魔在任何時候都是膽怯的—所以他情願繼續他的流亡日子，而不願安安靜靜地待在宮中。因此，回到京城後，他未作任何停留，就踏上了逃往陝西省，也就是他的出生地的道路。臨行前，他命令他計程車兵，在離開皇宮前，將其整個點燃。但留下來的這些士兵人數太少，沒有能力燒毀整座城池，或許他們害怕那些剛剛得以喘息的居民，會對他們施以重罰，因此他們去那位暴君那裡請求更多人的幫助，因為單靠他們自己的力量，無法完成這項任務。在這些援兵到達之前，他們停止了各種罪惡的行動。而強盜派來增援的部隊中，有數千人在離城牆不遠處遇到了韃靼人，並被斬盡殺絕。（第九章）
四月三十日，李自成軍被迫撤出了北京，撤離前「焚五鳳樓，九門放火，火光燭天，號哭之聲聞數十里」（計六奇《明季北略》）。放棄北京實際上是由於大順軍缺乏遠見而在政策上的重大失誤，它造成了李自成軍隊自絕後路，鑄就了起義軍的最終失敗。
六、結語
明末以來，中國的歷史跟以往有著很大的不同，正是由於傳教士的進入，世界與中國的聯繫越來越密切了。而傳教士們所撰寫的有關他們在華經歷的回憶錄，無疑是對明末和清代的正史之必要補充。由於傳教士沒有中國史家們的各種禁忌，而且他們的西文著作基本上是供本國的知識分子閱讀的，因此他們沒有必要隱晦自己的觀點。實際上，大部分的這類回憶錄都是從耶穌會的年度報告總結而來的，是對他們每一年生活的比較忠實的紀錄。由於他們大都親身經歷了他們所描述的史實，同時也掌握了第一手的資料，他們得出的結論也大都是符合實際的。比如衛匡國對明亡的分析就非常精到，他指出：
儘管韃靼人的攻打給中國造成極大的損失和騷亂，看來局勢仍然平穩，沒有更大的危險；遼東西部防守堅固，秦皇島附近有大軍駐守，防止遼東韃靼入侵。真正的危險來自中國內部的叛匪和強盜，他們最終摧毀了中國，把它奉送給韃靼。（衛匡國著，何高濟譯《韃靼戰紀》）
再加上內部的腐敗和領導人的無能，明朝的毀滅並不足奇。湯若望以其《中國傳教史》成為了明清之變重要且客觀的歷史見證人。很明顯，從內容上來講，傳教士的著作，遠遠超出了傳統中國史學僅僅依賴官方文字史料的範圍，更有利於對歷史進行多層次、多方面的綜合考察，以從整體把握歷史，擴大研究領域，使研究題材不斷得到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