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夜漫漫
農場不是真空地帶，社會上的種種變化，都會通過多種渠道傳遞進來，什麼大煉鋼鐵；農村里家家戶戶都拆掉灶頭，到公共食堂放開肚皮吃飯，又不要錢；什麼超英趕美，不消幾年就可以超過英國、趕上美國；什麼赫魯雪夫索債，鬧三年自然災害；什麼廬山會議反右傾等等，其中有的是某些家屬講的，有的是從報紙上看到的。
大家希望農場也實行放開肚皮吃飯，但希望完全落空。倒是大躍進在農場也很有市場，比如大搞深翻土地。人們用海門鎬在田裡挖了一道道一人多高的深溝，倒進有機肥料，再由拖拉機翻耕，指望能達到畝產萬斤糧的目標。又比如上河工挖土方的放衛星，一把海門鎬、一柄鐵杴、一輛獨輪小車，開個夜工就要挖土24立方，還要擺擂台互相挑戰，一時搞得熱火朝天，而結果卻是草草收場，一點收穫都沒有。至於三年自然災害期間，農場卻是在大吹特吹「連續三年糧棉大豐收，並支援外地胡蘿蔔幾十萬斤。」
農場「三年大豐收」，勞教人員卻要過著災民般的生活，每人的糧食定量從38市斤減為24市斤，一日三餐都吃稀的，早餐是一小碗胡蘿蔔纓子煮豆漿，豆渣也拌和在一起，一勺鹽蒿草煮玉米稀飯；午餐是一小碗胡蘿蔔，一勺鹽蒿籽煮玉米爛飯；晚餐是一小碗漿板草，一勺鹽蒿草煮玉米稀飯。中隊部還指定專人，從玉米皮中提取澱粉，做窩窩頭蒸熟了吃，午餐每人發給一個，也能充飢。吃的東西主要是鹽蒿草、鹽蒿籽、槳板草，即使是強勞力，也都變得有氣無力了。於是，勞動時間從8小時減為4小時（上下午各2小時），出工只干輕活，冬天也不再開河挑土方了。
由於絕大多數人都被陸續「遣返」，好幾幢茅房空無一人，只剩一幢茅屋，還住著百餘人。等到摘帽、解除勞動教養的時候，已經只剩幾十個人了。這時，中隊原有的管教幹部都調走了，新來的是一個中隊長，一個隊副，一個指導員，一個醫生。那位醫生見我瘦得皮包骨，指定我看守工寮，天天吃病號飯，也就是午餐能吃到一碗韭菜煮麵條。我至今仍感謝這位醫生的人道主義，救了我一條小命。
我在東直農場幹了三年多的大田勞動，種棉花，種玉米，割麥，開河挑土方，拾糞，牧羊，在大夥房管帳。我在大夥房管帳，是在摘帽、解教以後了。那時除看管倉庫的糧、油、鹹魚等食物，主要是燒火、洗菜。那時倒可以多吃飯菜了，因而身體逐漸康復，我覺得體力日增，便試著挑水。一擔水連桶足有一百四十多斤，開始時只能挑半桶水，我每天一有空閒便學挑水，八九個月下來，居然能挑滿桶的水了，一年多以後，我挑一百二三十斤的擔子，便輕鬆自如，伙房的兩口大水缸，我也能獨自把它挑得滿滿的，連隊長家裡的用水，也由我包下了。
1965年11月間，我從東直農場調到大有農場。大有不像東直那樣的與世隔絕，它附近就有個小集鎮——大有舍。這裡名義上是個職工大隊，全是清一色的摘帽右派，因而人們又謔稱為「右派大隊」。這個農場並不大，田地不多，全是種的棉花。勞動輕了，生活也有所改善，早、晚吃的是大米稀飯，午餐是大米飯，菜餚有白菜、苞菜、花菜和蘿蔔，還經常有紅燒肉。我在這裡第一次吃到真正的苞菜，那種又苦又澀的老菜葉皮，是餵豬或充作堆肥的。十天休息一次，可以請假上街去逛上大半天。大有舍這地方很小，只有一條狹窄的短街，有一家兼賣大餅油條的小飯店，還有布店、百貨店、書店等等。我每次上街，領略到人們的煙火味，接觸到樸實的民風，心頭就止不住的會興起無限的感慨。我上街總要品嘗多少年沒吃過的大餅油條，再加一碗陽春麵，然後到書店去瀏覽一番，有時也買上幾本，如《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紅樓夢研究》、《中國文學史》……這些書後來都在「文革」中被迫燒掉了。
勞教農場的職工，是允許找對象結婚的，從東直農場調來的摘帽右派中，就有兩個是跟女勞教結婚的，這兩對夫婦住在另外兩間小屋內，只有勞動、學習才和大家在一起。他們也都有家，只因留場就業，有家歸不得，才在農場成了家，還養了孩子。但我那時，卻抱的是獨身主義。
除了應付著出工，一有空便翻閱書報雜誌，天南地北地侃山海經，再不就是抽菸、喝酒、磕瓜子、嚼花生米，這種日子混到什麼時候才算了局，大家都茫無所知。仿佛在漫漫長夜中，走在荒無人煙的小路上，辯不清前進的方向。我總是邊聽大家的東拉西扯，邊吃花生米，偶爾也插上一兩句無關緊要的話。在跟大家的閒談中，我發現這裡所有的幾十人沒有一個肯承認自己是什麼右派的。所謂右派，不就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上說的「孟什維克」嗎，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之間的鬥爭是黨內鬥爭；我們這些人中有的曾是黨員，有的還沒有入黨，把黨內鬥爭擴大到黨外，豈不亂了套？有個27歲的初中教師，他沒寫過大字報，也沒發過言，只因他家庭成分是富農，也被打成右派；有個蘇州人，單位里有幾個攛掇他上民主講壇發言，要他大膽講話，講錯了也沒關係，結果也成了右派。有人說他被打成右派是領導對他的打擊報復，因為他生性耿直，敢於對領導提意見，結果這些意見都成了「反黨」的罪證。有個滿頭白髮的老教授，專攻藥物學，他早年留學英國，所以愛用流利的英語講課，他的要害是跟校黨委書記合不來，平時還免不了有些言語頂撞，於是「反黨」的大帽子便壓到了他的頭上。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只要不善於拍馬溜須而又不大聽話的，或者，敢於頂撞上級的，不是被打成右派，便被打成無理取鬧的壞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而歷史上有些污點的，則更是順理成章地給扣上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開除公職、勞動教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