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到金沖及先生談百年中國復興之路時，有一段話引出了我對「大躍進」的回憶。金說，「1958年的時候，我在復旦大學當教學科學部的副主任，接觸的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大躍進』提出的時候，大家都擁護。那個時候，我們到上海郊區去看，當時特別興奮。我從來沒有看到過大家參加生產勞動建設祖國有那麼一種勁頭，到處都是煉鋼爐，半邊天都染紅了，當時我想，中國人要是表現出那麼一種勁頭的話，什麼奇蹟都能創造出來。」（《南方周末》2009年10月1日27版）我是「大躍進」的積極參加者，不過，我沒有金先生那麼興奮，更沒有「特別興奮」；而「大躍進」的結果，卻什麼奇蹟都沒有能創造出來，除了極度的飢餓和倒退之外。
大躍進開始後，1958年6月，我們雲南大學文科的師生到昆明茨垻工地勞動。出發前學校做了動員，我們個個在會上表態，一定要以「大躍進」的姿態，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在勞動中認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觀。
為什麼個個都以同樣的姿態，說同樣的話？因為，「大躍進」運動正是在疾風暴雨的反右運動、交心運動之後發動的，不但師生中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不能亂說亂動，就是屬於「人民」這個範疇的師生，也個個言語謹慎，生怕禍從口出。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師生，按照毛主席的說法，是眾人的「反面教員」。據說這些反面教員之所以被劃被整，是因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我們就要以他們為鑑，堅決擁護黨的領導。按照我們那時的理解，黨員領導幹部傳達的文件和講的話，《人民日報》的社論，就體現了黨的主張，體現了黨的領導。所以，他們怎麼講，我們就怎麼理解，怎麼講，怎麼做。我想，這就是金沖及所說「『大躍進』提出的時候，大家都擁護」的背景。我們在工地，強勞力拉車運土，其他挖土鏟土。老師們單獨在一處，做一些比較輕微的工作。說真的，個個都十分賣力，幾乎沒有人偷奸躲懶。
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中，照樣要過黨團的組織生活，開「生活會」。會上，人人必須講收穫，講體會，查自己的錯誤認識，提改進的措施。一次開會，輪到從法國回來的民族學家楊堃教授發言，他說，「收穫很大！過去自己習慣於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早上工作了兩個鐘頭，到10點就要小睡一下。系上排課也要照顧我這個習慣，不能像工人農民那樣起早貪黑地干。現在參加『大躍進』，在勞動中就克服了早上想睡覺的習慣，在思想政治上也就戰勝了一些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我覺得楊堃先生很聰明，既沒有檢查出什麼實質性錯誤，又似乎在給自己上綱上線。那時的發言，我真分辨不出哪些是套話，哪些是真話。
「大躍進」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大戰鋼鐵。毛主席拍板，1958年全國鋼產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實現年產鋼1070萬噸。雲南許多地方有更為寶貴的銅礦資源，所以雲南就叫大戰鋼鐵銅。1958年畢業，我分配到雲南省臨滄專區耿馬縣，縣上又分配我到四排山區做文書；未及到職，又奉命到四排山區東坡鄉參加大戰鋼鐵銅。這時正值「大躍進」的高潮。耿馬這個當時只有7萬人口的少數民族眾多的邊疆小縣，同樣要積極響應。我初參加工作，一心想要努力完成任務，開個好頭，首先在「大躍進」中掙一個好的表現。
東坡這一帶有銅的「雞窩礦」，礦量不大，品位甚高。耿馬縣鋼鐵銅指揮部就設在這裡。書記掛帥，縣委第一書記王道傳任總指揮，縣武裝部副政委李長松任副總指揮。我到東坡，大戰已經開始，從各個「雞窩礦」點挖出的礦石已經堆放在冶煉場上，成百的佤族農民正在輪流使勁拉風箱給十幾個鑄犁鏵的化鐵小爐鼓風，呼聲陣陣，爐火閃爍，真是一片熱氣騰騰景象。王書記說，「我們沒有什麼鐵礦，按規定，交一噸銅就頂40噸好鋼！」
我在指揮部處理統計、文書，辦理領導交辦的工作，只要有空，我就主動去拉風箱吹小化鐵爐，加櫟炭煉銅。沒過兩天，煉銅的櫟炭沒有了，負責冶煉場的人連連到指揮部要櫟炭。四排山各鄉農民早已抽空，無法再調人來燒炭。沒有燃料怎麼行？王書記叫我告訴縣委辦公室，立即從福榮大山的拉祜族和耿宣垻子的傣族農民中，抽調800人來這裡砍樹燒炭。幾天後，來了男男女女600多人，他們背著棉毯、衣服、羅鍋、斧頭，翻山越嶺走了兩天，按照指揮部安排，在對面大山裡的森林中搭了一排排窩棚，在山腳下挖坑做窯，陸續開始砍樹燒炭。好多天過去了，他們砍樹很少，更沒有燒出多少炭來。李副政委叫我去看看，我急急忙忙翻山越嶺去看。原來，他們出工很晚，收工很早，頭人賀板雅還要帶領他們做佛事。
怎麼回事？不是說農民中蘊藏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嗎？我馬上想到我已經得到的教導：這裡的工作上不去，農民的積極性沒有發揮，就是沒有開展階級鬥爭，必須以大批判開路！那時時興開「辯論會」，是推行強迫命令的好辦法。我找了幾個鄉幹部開會，布置晚上「辯論」賀板雅。「辯論」什麼呢？我們商量好，他既然當過頭人，必定欺壓過群眾。那麼，就從他歷史上欺壓百姓批到他在工地上做佛事，拖砍樹燒炭的後腿，破壞「大躍進」。晚上掛汽燈，幾百人圍坐泥地上，我作了簡短的主題講話，接著就是幾個鄉幹部大聲指責賀板雅。為了烘托氣氛，調動情緒，當中不斷有人帶頭呼口號，還有幾個人把賀板雅捉到會場中央站著，指著鼻子罵。
第二天，砍樹的進度果然大大加快了。我回到指揮部復命。過幾天，冶煉場上還是說燃料不足。燒了那麼多炭，怎麼能不足？他們給我看：運來的都是火力不強、不耐燒的桴炭，不是櫟炭。我馬上跑到那邊山上去。原來，福榮和耿宣新來的農民沒有做窯，而是挖方坑，燒明火，這樣當然省時、省工、省力，卻只能有桴炭！他們搖著頭說，我們不會做窯，我們只能燒這種炭！我毫無辦法。
回到指揮部，接著有區供銷社和衛生所的人來找我：「鄒秘書，你們要留一些大樹呀。現在是櫟樹、松樹一起砍，大樹小樹一起砍，以後我們蓋房子在附近就找不到木料了。」我叫福榮區各鄉的幹部注意留下一些大樹，其他抓緊砍；山腳下做窯，一定要燒櫟炭。不過一個月，兩個山頭茂密的森林就被推了個光頭，在秋風裡露出一片片黃綠的雜草。
12月底，上面通知我們暫停大戰鋼鐵銅，讓各鄉農民趕快回家去搞秋收。農民一聽，立即興奮起來，馬上走了。我們指揮部人員就地儲存了化鐵爐，拋棄了燒炭窯以及砍伐下來還沒有用過的木材，撤回各自的單位。回到縣城，王書記面有喜色地說，「全縣搞了1.9噸銅，大塊小塊都是敲得噹噹響的真銅，全專區第一。」後來我到臨滄，才知道我們縣比較老實，真正是在煉銅。其他地方大戰出來的，是黑糊糊的不知道可以做什麼用的「冰銅」。
1959年秋我回鄉探親，在重慶江北相國寺重鋼四廠看望當車間技術員的表哥。廠里堆放著許多鋼錠。我問，你們就是用這些鋼錠軋鋼材嗎？他說，不行，這些都是各地報了喜以後送來的，高硫高磷，怎麼軋？我說，我見到那些把好好的鐵門、鐵鍋砸了煉出來的「鋼」，還不如這些鋼錠呢。表哥說，現在反右傾，你不要亂說話，謹防自找麻煩。離開這個鋼廠，想到我參加的大戰鋼鐵銅，想到渴望回家收割莊稼的各族農民，確實怎麼也興奮不起來。
二十多年過去了。1985年我出差到耿馬縣，還到下面各個鄉鎮去走了一圈。縣委機關的、鄉鎮的幹部幾乎都不認識我，但他們知道我曾經在這裡工作過，還能說幾句佤話，對我特別親熱。縣委領導問我，這些年來，你看什麼變化最突出。我說，公路多了，電燈亮了，大樓多了，就是森林少了。森林少，也有我的責任。「大躍進」的時候，我在這裡十分愚蠢地犯過一個錯誤，把東坡兩個山頭的森林砍光了，真對不起。他們笑笑，「這不是交學費嗎？不知道以後還交不交！」
《南方周末》2010-0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