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本人承認，中共的邪惡，當然有「馬克思主義」之原因。可不是本人想當然，當年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應該都引進了「馬克思主義」，可為什麼後來「結果」大不一樣？」
引言
幾年前，陳丹青在新加坡演講時說，現在中國人已經不需要他愚，他們在自己愚自己。
一位叫盧斯達的作者2020年初在海外一家網站發表文章，題目叫《你還在說「中共不等於中國」嗎？》。文中有這麼一段話：「近代的人文和革命主義，已經將『人民』推到了『神』的位置。『人民』總是白璧無瑕的、它總是至高無上的，整個世界由取消形上學到
重建了奴役的『人民形上學』。以至現在有任何限制人民作惡的合理法律、風俗、心理，都被抹黑成『歧視』、『人民鬥人民』。『人民』在這種『人民至上』的歪曲思想之中，成為慈母養育的敗兒，成為新的神，永遠索求，而不看看自己成為什麼模樣。」
有意思的是，當年胡喬木在批評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李洪林不該在人民日報發表《人民要公僕，不要長官》那樣的文章時：「他特別強調『人民也會犯錯誤』。」（見2011年第3期《炎黃春秋》李洪林文）
2021年2月20日，習近平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中說：「我們黨的百年歷史，就是一部踐行黨的初心使命的歷史，就是一部黨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歷史。歷史充分證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關係黨的生死存亡。」
習近平沒有也不敢說，其實，在中國，只有政府，只有共產黨才有資格稱作「人民」，誰的官大誰就是「人民」，他習近平是這個國家「最大的人民」。
2021年4月25日新民晚報官方帳號：【環球網綜合報導】去年7月，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阿什民主治理與創新中心（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發布一份題為《理解中國共產黨韌性：中國民意長期調查》的報告。根據該報告，中國民眾2016年對中央政府的滿意度高達93.1%。
甘迺迪學院的三名專家於2003至2016年間在中國進行了8次調查，同3萬餘名中國城鄉民眾進行了面對面的談話，然後撰寫了這份報告。報告得出的結論是，2003年以來，中國民眾對政府的滿意度幾乎全面提升。其中，內陸及貧困地區的民眾的滿意度提升較大。
去年7月13日，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根據這份報告在例行記者會上說：「報告的結論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穩固，韌性源於民眾的廣泛支持。根據這份調查報告，中國民眾對中國政府滿意率比過去幾十年任何時候都高，普遍認為中國政府的執政能力和效率超過以往任何時候，事實上中國民眾對中央政府滿意度超過了93%。我想，這麼高的支持率可能是美國那些政客無比羨慕卻又無法企及的。這本身其實就是對蓬佩奧等個別政客惡毒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最好和最有力的回應。」
華春瑩還說：「中國共產黨風華正茂，受到14億中國各族人民的堅定擁護和堅決支持。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擁有同一個夢想，那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我們堅信這個夢想一定能實現。我們奉勸美方那些出於強烈意識形態偏見和冷戰思維、不擇手段、沒有底線地惡毒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政客們，停止挑撥中國共產黨同中國人民的血肉聯繫，他們這麼做只是痴心妄想、白日做夢，不可能得逞，也沒有任何意義。」
上面這些都是在討論「中國未來」無法迴避的「事實」或叫「現象」。不管你有多麼不屑，或說它有多麼「不真實」，不具代表性，可很多時候，「不真實」就是「真實」。今天的中國人在思想認知上並不比一百年甚至一千年前的中國人有多大進步——把這話說給中國人聽，很可能沒有幾個人會相信，會承認。當然，若相信或承認，就又不是這個國家的人了。
正文
還有一個月，中共這個組織就「橫空出世」一百年。早知是這樣一個邪惡的組織，當年說什麼也要把它掐死在萌芽狀態（關鍵是誰來「掐」呢？），現在說什麼都晚了。
一百年過去，回頭看，這個組織的邪惡，除了有人講的有「馬克思主義之謬根」之因，在本人看來，主要還是緣於中共一群又一群人，特別是被「選拔」出來的一批又一批官員；還是緣於素質早已蛻化得低於人類平均水平的整個民族。雖然本人還不能完全理解為什麼會這樣，但多少明白一點：這大概正是浸泡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必然結果。這樣說，也並非信口開河，李慎之生前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文化傳統」做過一定研究，讀一讀《李慎之文集》中的有關文章，就會明白為什麼是現在這樣一個中國。
一個社會，一種國情，特別是某個國家或社會的「底色」，一定是這個國家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的必然結果。誰都不能說那一批批共產黨人一出世就是惡人的坯子，個個都是從靈魂中壞出來——相反，且不說那些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像韋君宜在《思痛錄》中說的「我們自認是為了革命才來延安的」），就是在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共的一些「地下工作者」也都認為自己的犧牲是「為了建設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但他們的基因或叫血液中有嚴重的「忠君意識」，而且自然而然，不需要學習不需要傳授。而「忠君意識」很容易換成獨裁意識。這麼說吧，一個有忠君意識的人，也一定有獨裁意識，甚至認為誰在台上或誰在位都會那麼做。任何一個有忠君意識的人做了君王，都是獨裁者。
忠君意識，不僅劉少奇、周恩來有，陶鑄有，胡喬木有，韋君宜夫婦有，可以說，幾乎所有中共官員都有。像韋君宜的丈夫楊述，已經不是把黨組織當作爹親娘親，而是完全當作自己的家，並且在詩里說：「儘管被當作狗似的亂棍打出/我還是要進家門來」。像彭德懷、黃克誠、田家英那樣比較有獨立見識而又敢于堅持的人少之又少。既然連一個個高級領導都有（楊述也是部級官員），等而下之的普通黨員或黨外人士，又叫他們怎麼能沒有。
劉少奇、周恩來的忠君意識（到後期，很可能還夾雜著懼怕毛的淫威）非常濃厚自不用說。廬山會議上，劉少奇的表現，讓人覺得他後來的下場簡直就是「天意」就是「現世報」。至於周恩來，林彪批判彭德懷時，周恩來插話：「馴服就沒骨頭？所有領導同志都要馴服，否則如何勝利？你的骨頭是犯上。」（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版）》第201頁）
實際上，中國是「億萬人民」自然包括大大小小几乎所有官員，包括被我們稱讚歌頌有加的胡耀邦，都忠於「偉大領袖」。即使有個別腦後「有反骨」的人，一般來說也不會刻意暴露出來，而堅持真理至死的張志新（不僅是中共黨員，還在黨的宣傳部門工作）們，最後都被他們殘忍地殺害了。
讀韋君宜的《思痛錄·增訂紀念版》，可以看到後來的「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早在延安時期胡喬木就在詩歌中喊出來了。胡喬木在「毛澤東青年幹部學校創立之後」寫了「一首校歌」，歌詞的前四句是：「生在英雄的時代，站在人民的旗下，毛澤東的雙手/撫育我們長大」（均引自第294頁）。這不就是「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延安版」嗎？難怪李銳在2009年一篇《不當奴隸，更不當奴才——紀念胡耀邦》的文章中說：「胡喬木這個人，『一日無君則惶惶然』。」看來，沒有「偉大領袖」，這種人是活不下去的。
還有，本文「引子」中提到的李洪林，在2011年第3期《炎黃春秋》發表文章：談《歷史決議》是把已經垮掉了的毛澤東重新樹立起來，其中講到這麼一個細節：「1980年有人反對批『長官意志』，說『長官能沒有意志嗎？』我寫了一篇文章《人民要公僕，不要長官》，在《人民日報》發表，批評了為『長官意志』辯護的人。胡喬木看了這個文章很不高興，就把我找去談話，讓我再寫一篇文章，強調領導的重要性。其實我批的是以長官自居的幹部，並沒有批領導，所以我沒有再寫。他很生氣，專門開了一次起草組的擴大會，請了一些理論界的名人來參加。胡喬木專門講話批評我那篇文章，說我只強調民主，不強調集中，會助長極端民主化。」中國最大的「長官」是毛澤東，在胡喬木看來，李洪林「醉翁之意不在酒」。
另外，既然上文中提到胡耀邦，這裡也順便多說幾句。
廣東省政協主辦的《同舟共進》雜誌2002年第六期封二，刊發了原新華社副社長李普先生的《胡耀邦何以不敢想下去》，文章超短：
1977年，胡耀邦還在「台下」時，說到1957年反右派以來，毛澤東不斷搞階級鬥爭，胡耀邦說：「自己也不是沒有懷疑過，可是自己是個黨的幹部，還是個中央委員嘛，有疑惑也得遵守紀律啊，也得舉手啊，往往不敢多想下去，反倒還不斷反省這種疑惑是不是在階級鬥爭面前的動搖呢，是不是對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呢……」
從《炎黃春秋》上一篇別人懷念胡耀邦的文章中引了這幾句話後，李普先生接著感嘆道：
胡耀邦是個肯用腦筋的人，是個有一顆赤子之心的人。後來他發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和堅決平反冤假錯案，證明他是個高瞻遠矚、敢做敢為的人。何以這樣一個人尚且如此！按理說，中央委員更應當想問題，為什麼反而更不敢想了呢？
李普先生的短文到此戛然而止。胡耀邦之所以「不敢多想下去」，正好證明，從那時，甚至比那時更早的時候，中共內部就已經瀰漫了「封建氤氳」，就有了專制獨裁的影子。到1957年，中央絕大部分委員都早已忘記了自己的「身份」，甚至已經不能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獨立的人，那時與其說他們是一個黨員或一中央委員，不如說一個個都已經自覺不自覺地在潛意識中把自己放到了「臣」的位置。而中國兩千多年來統治者一直倡導的不就是「君君臣臣」、「君為臣綱」嗎？既為人臣，豈可不忠？僅就這一點而言，當時的中央委員，除了像彭德懷、黃克誠少數幾個還敢於有點個人思考的人，除了像林彪、康生等極少數懷有「貳心」或是「奸臣」的人，幾乎個個都是「忠臣」，若再按「封建道德」來論，皆「可圈可點」。
可以說，不管毛澤東當時主觀上怎麼想，只要造成連中央委員也「不敢多想下去」這樣一種局面，就可以認定他在中國大陸實行的絕非是什麼「人民民主」。不然胡耀邦也就不會想到「是對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事實上毛澤東時代，一個中央委員還不如一個普通國民或普通黨員敢於思考問題，不然也就不會有安徽張紅兵的母親（因在家中說對毛澤東不滿的話被丈夫和兒子舉報，逮捕後被處死刑）、不會有遇羅克、不會有林昭，不會有李九蓮，不會有張志新，也就不會有我們今天所知道、所認識的顧准——單從個人獨立思考這一點來說，胡耀邦乃至整個中共中央委員都應該感到「臉紅」。
從李普先生的文章來看，好像胡耀邦在「主席」去世後忽然膽子大了起來，敢說敢幹了。真是這樣嗎？自己不這麼看。胡耀邦之所以敢那樣大膽地平反冤假錯案，之所以敢於開展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主要是不僅當時的領導人即華國鋒沒有毛澤東那樣的權威，難以實行獨裁（沒有毛澤東那種權威，就是想像他那樣專制獨裁也難。否則，別說一個胡耀邦，就是有十個百個，也同樣只能噤若寒蟬），有些話甚至不能「算數」，尤其是有不少說話極有分量的中央「老同志」如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是支持他的，而他所做的也正是為了當時已得民心而後來成了「劃時代」人物的鄧小平的復出，因此也就顯得他好像「毫無畏懼」、「敢作敢為」了。自然，現已蓋棺論定，我也完全贊同李普先生所言：胡耀邦是個「有一顆赤子之心的人」，是個有「高瞻遠矚」的人，尤其在當時能有那種舉動，實在難能可貴，沒有一點膽識的人是做不出來的。
再看陶鑄。不久前，網絡上有陶鑄的女兒陶思亮的文章《相逢一笑在梅州》，此文作於2021年2月。一般來說，女兒不會冤枉父親。陶思亮在文章中說他的父親一直有一種「從一而終」的思想，原話是這麼說的：「59年廬山會議上，我父親曾批判過彭老總，雖然他話說的不是那麼狠，但他的『從一而終』論充滿了封建主義的迂腐，那不是我想看到的父親！彭鋼說陶鑄之左與賀龍一樣，都是太過盲從了」
文中「父親」後面打了感嘆號，表明女兒確實反感父親「從一而終」的思想。記得近三十年前，當把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借給單位本科室一位同事閱讀後，她說了一句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的話：「沒有一個是好東西！」這話雖然有些武斷決絕，可我們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又能看到幾個散發著人性的中共黨人呢？連朱德這種憨厚之人在毛的淫威下也不得不做了被批為對彭老總只是「隔靴搔癢」的批判發言。這大概就是「壞制度可以把人變成鬼」的最好佐證吧。
現在該說韋君宜和楊述了，在這對夫婦身上我要多著點筆墨。「韋君宜18歲加入中共，68歲退休。在她五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最讓他刻骨銘心的政治運動，一個是延安整風，另一個是文革。她說，延安整『瘋』，是文革預演。她一歲多的女兒是在延安整風的『搶救運動』中夭折的。她上小學五年級的兒子，是在1966年夏被紅衛兵打傻的。韋君宜說，再不把這些親身經歷的悲慘醜惡甚至令人髮指的事情記錄下來，就得帶進棺材裡去了。」
韋君宜的《思痛錄》簡本，是在雜文家林文山（原紅旗雜誌編輯，筆名牧惠，如果沒記錯的話，他與韋君宜、楊述是「兒女親家」）的幫助下，幾經周折才得以在1998年出版。韋君宜2002年1月去世前雖一直躺在醫院的病床上，但一定看到了她這一生最看重的心血著述。當年，由於一直找不到出版社出版該書，1997年11月25日，「在文學界為韋君宜祝壽會上，楊團說明，出版《思痛錄》是母親此生最大心願」（《思痛錄·增訂紀念版》第337頁）。楊團是韋君宜的女兒。
《思痛錄》出版時，在文化界轟動一時。這本書一上市，洛陽紙貴，很快就沒的賣了。之後十幾年不見再版，而這本盜版書在地攤兒上一直很「火」。這樣，2012年，韋君宜去世十周年之際，她曾擔任領導的人民出版社又籌劃出版《思痛錄·增訂紀念版》。這次是精裝本，用黑色做書的封面封底，顯然，「策劃者」是用了心計的。也是老天有眼，如果讓老太太在醫院的病床上毫無意義地再躺幾年，這「增訂版」還出得來嗎？2015年即當「毛澤東第二」的人物在完全掌控所有輿論陣地後，韋君宜的這「增訂版」，她的單位還敢給出版嗎？儘管此書在國內銷得很好，2013年1月出版，到2016年7月，已經是「第6次印刷」了。
「《思痛錄》於2013年再版時增加了11萬多字的內容，書頁厚了，內容的分量也更重了。韋君宜將所親歷的『左』禍，一件一件拎出來曝光。」新出的精裝本，讀者更喜歡（儘管從丁東在公眾號發表的文章來看，仍然不是「全本」），且正文前有李銳、曾彥修、唐達成、邵燕祥、黃秋耘等大家名家的題文。這裡僅錄唐達成的一段話：
「我覺得她一直背負著一個精神的十字架。她為什麼支撐病體強把《思痛錄》寫下來？她認為，這些教訓太深刻了，太驚人了，太荒謬了！不寫下來，良心不得安寧，她背上的十字架放不下來。她的《思痛錄》，就是這麼直面歷史，直面人生，思考我們的歷史教訓，這也是很有膽識的，也是她晚年重要的一部書。最近幾年文藝界沒有一本書超過《思痛錄》。」
雖受到如此高的讚譽，也還是不能不說，《思痛錄》的作者直到1975年才有所覺悟，並開始動筆，到1983年寫出這部《思痛錄》——這裡我想說一下，雖然是1975年開始動筆，可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死，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沒有對大批冤假錯案的平反昭雪，誰都不敢說還會有這樣一本慘痛回憶的文字。這一點很容易證明。作者在回憶的第一章「緣起」開篇不久就說：「首先得說明：我是個忠誠的老共產黨員。」這雖然很可能是作者因心有餘悸使用的「障眼法」，但如果把一個「忠誠的老共產黨員」這一層去除，她這一生還有什麼呢？人就是一種生物，有感情的生物，別說還是自己曾忠誠了幾十年的組織，就是住過幾年的地方還有點不舍呢，你讓她怎麼可能把自己為之奮鬥了一生的組織說拋棄就徹底拋棄呢。
《思痛錄·增訂紀念版》正文前有作者幾幅單獨或合影的照片，其中有兩幅我想提一下，一幅是作者和丈夫和女兒楊團的合影，下面圖解是：在「幹校的作者夫婦與插隊的女兒難得的團聚1972年」。圖片中三個人都戴著偉大領袖的像章，這在文革中是「標配」。特別是像他們這種人家，如果不佩戴領袖像章，估計都不好意思出門。照片中女兒楊團的表情很喜慶，她大概不知道父母這幾年日子都是怎麼過來的。
另一幅更有意思，是韋君宜從幹校回京到原單位上班後又趕赴延安組稿。直到這時候（1973年），看得出，她對「偉大領袖」還是那麼崇拜。照片是她在延安棗園「毛主席舊居」前留影。這時候，如果沒有人提醒，說這是「延安老革命」韋君宜，誰都會認為她與鄉下婦女沒多大區別：穿著非常一般不說，頭戴一頂舊草帽，腳上穿的是一雙普通球鞋。這說明，即使遭到文革那樣的衝擊，甚至被下放到幹校實際上是「集體勞動改造」，仍沒醒悟，否則，不會專門去什麼「毛主席故居」，還請人拍照留念。
但是，當你讀了《思痛錄》，又會驚奇地發現，1975年後，作者確實開始覺悟了。她那些回憶，讓人錐心，讓人悲憤，同時也讓至少像我這樣的人感到一絲欣慰。當然，正因為是「思痛」的回憶，讀者可以看到作者以及與她一樣的中共各級幹部，一次次受中共組織的騙，受毛澤東的騙，有時看得還讓人「心生恨意」：有這麼多痛苦乃至撕心裂肺的經歷，為什麼還要死心塌地地所謂忠誠那個邪惡的組織、崇拜惡魔毛澤東而覺悟得這麼晚呢？
當然，畢竟還是覺悟了，且近乎徹底。《思痛錄·增訂紀念版》第二章「搶救失足者」最後幾百字，其中有些話今天讀來，很有啟發意義。
比如，她提到：「在中央黨校的一次大會上，毛主席說『整風整錯了的同志！是我錯了，我向你們道歉。』說罷舉手齊帽行了一個軍禮，又說：『我行了禮你們要還禮，不還禮我的手放不下來呀！』（引者按：這就是一個典型的痞子戲法。然而在當時卻騙過了很多跟著他革命的那些同志）有這幾句話，我們就全都原諒了，而且全都忘掉了。因為我們自認是為了革命才來延安的，革命還正在進行，黨中央把我們弄錯了，但是毛主席本人都道了歉了，還不就算了嗎？大家總是一家人呀。」
還提到鄒鳳平。延安整風時，此人是中共四川省委書記，「搶救失足者」運動中被迫自殺。「1945年春在黨校，各地來的同志分別召開『山頭會議』以總結工作經驗。四川來的也開了一次，我隨楊述去參加。只聽主持會議的同志低聲沉重地說：『現在鄒鳳平同志已經死了……』他說不下去，在座者一片吹噓之聲，簡直開成了個追悼會。誰不知道他是冤枉的呢？誰不知道這次運動是錯誤的呢？有不少的解釋。例如說：情況太隔膜啦，做這種工作是瞎子摸魚，不會不出錯啦，大家都是為了革命啦……所以大家就諒解了。」
緊接著幾句話，韋君宜是這麼說的：「當時，我曾和楊述兩人議論：『現在只在轄區裡邊這樣干，我們這些人還能忍受，能諒解。以後如果得到了整個中國，再這麼幹，可千萬不行了。成億的老百姓不會答應的。』」
大家今天讀著這最後幾句會怎麼想？我想的是，不幸被韋君宜夫婦言中了，即中共特別是毛澤東包括周恩來、劉少奇在「得到了整個中國」後，竟然還是「這麼幹」的，只是由於他們手裡有槍，實行的是法西斯專政，「成億的老百姓」經過洗腦都成了「順民」，歌頌還來不及，何來「不會答應」一說？
這一章的最後一段話：「直到1988年，我們又經過了無數冤苦，我才從蔣南關翔臨終的遺稿上，知道他早在當年（就在經歷過執行錯誤政策之後）就明確了認識，提出了明確的反對意見。但是，這個反對搶救的意見送到了中央，結果卻是『留中不發』，認為錯誤。並且給提意見者以批判。」
讀這一章最後幾百字，特別是讀了韋君宜和丈夫楊述的議論以及蔣南翔的不同意見不僅沒起作用而且還受到批判，可以得出：是現在這樣一個中國，已經很好解釋了，就是因為有這樣一群人與其說借著天時地利，不如說以各種撒謊欺騙耍流氓的手段，最終打下江山，於是就把他們的思想行事作風貫徹到整個國家，於是整個國家的思想作風也就成了共產黨的行事作風，而共產黨的作風也就是為了一個目的，一個所謂的目的（因為這個目的其實是假目的），一個誰也說不清的目的，不惜做盡一切壞事、惡事，或者說什麼都能做得出來。
在鍵盤上敲到這裡本來還想說一說楊述，但那樣做，篇幅會拉得較長，因此，只把楊述很可能是在讀了妻子韋君宜的一首詩後的續作抄在這裡。有這一首詩也就可看出文革前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北京市高教黨委書記的楊述對組織忠誠到何等地步。
詩沒有題目：
不管家裡把我們當作外人/我們也是家裡的人/就是死了也願意——葬在家裡的地/就是變做杜鵑/也住在家裡的屋檐/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家——唯一的家/無論遭到怎樣的摧殘/怎樣的迫害/不論被踐踏得有如糞土/有如草芥/我還依戀著家/儘管被當作狗似的亂棍打出/我還是要進家門來/因為打不掉也抹煞不了的——一顆共產主義的心
韋君宜、楊述的女兒楊團，在錄完父親的續詩後寫下這樣幾句話：
「我親愛的爸爸媽媽啊！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地頑強、這樣地堅定，這樣的不顧一切，雖九死而猶未悔啊？你們讓你們的後代怎樣去評說這段歷史啊？
「誰都年輕過，誰都有過青年時代的夢想，誰都希望成就一番事業，給這個世界留下一點痕跡。可是我的爸爸媽媽，在他們才十多歲時，在他們曾經日思夜想、為之奮鬥，無比崇敬的自己的『家』里，是怎樣地強忍住內心最大的悲憤，是怎樣地以寧可化自己為烏有——自己的個性、自己的人格為烏有做代價，維護了這個『家』的呀！而且，這個代價不是付出一年、兩年，而是整整一生！這種犧牲難道不是比犧牲生命來得更加艱難嗎？」（楊團《〈思痛錄〉成書始末》，《思痛錄·增訂紀念版》第335頁）
除了共產黨的高級幹部有「封建意識」，甘願受中共的欺騙，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包括作家也一樣，甚至幫著中共合夥欺騙世人；真正獨立自由的知識分子少之又少。即使像梁漱溟，有勇氣在大庭廣眾之下敢與「偉大領袖」爭辯，誰都認為這種人不可能崇拜領袖、不會有「忠君思想」。特別是這位被稱之為中國「最後一個大儒」的人，晚年給人的感覺和印象，是中國知識分子中骨頭最硬的。而在他的一篇回憶中還看到有這樣一句話：「一九五O年『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我看見當時無數無黨派人士聯名向毛主席獻旗，旗上寫著『我們永遠跟著你走』。我那時心裡想，從我口裡是說不出這話的。」（《梁漱溟全集》卷七，320頁）
然而，人性十分複雜，有很強的多面性。前不久，從退休的新華社記者唐師曾2021年5月5日發表在公眾號的視頻中知道，梁漱溟其實非常崇拜列寧和毛澤東兩個大人物，他的兩個孫子的名字都是他取的，一個叫梁欽東，一個叫梁欽寧。視頻中唐師曾說，之所以給兩個孫子起這樣的名字，就因為梁漱溟第一崇拜毛澤東，第二崇拜列寧。
再說吳宓。近幾年，文化學者岳南三大部《南渡北歸》受到廣泛好評。因書中主要寫中國現代文化史上重量級人物以及知名度較高的知識分子，也就不能沒有吳宓。大家知道，胡適不喜歡吳宓，吳宓也不喜歡胡適。但吳宓與陳寅恪交情很深，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吳宓還專門跑到陳寅恪所在的廣州中山大學「晉謁」，從1961年8月30日晚到廣州，到9月4日晨離開，在中山大學招待所住了五個晚上。期間他和老友陳寅恪進行了一次又一次交談。
這裡只從書中抄一點吳宓的「言行」，看一看他當時的「狀態」。儘管那個時代，人們出於自保，很多話都是言不由衷，甚至都是「鬼話」，但就像上面梁漱溟說的，如果一個人真的達到一種境界，不論將面對什麼，「從我口裡是說不出這話的」。
《南渡北歸》第三部「第十六回·悲迴風」中記道：
1956年，全國高校進行工資普調與教師定級，西南師院評審組一致評吳宓為一級教授，但吳連寫二信堅辭，提出只要三級，並云：「共產黨對宓太好了，宓怎能提過高的要求呢！」據知情者說，吳宓之所以如此高調對待此事，是暗中受了高人指點，其主題一是謙，二是避。謙是天生固有的謙虛性情和文化良知；避是避校內共產黨出身的年輕幹部，彼輩都在二級以下，吳宓怕在個人利益問題上，超過這些不學無術但整人有方的掌權者，招致忌妒，引來禍端。後經民主黨派人士曹暮樊（原勉仁學院同事）勸說，遂定為二級教授，月薪272.5元。
有些滑稽的是下面這一段：
吳宓向來自奉甚儉，衣食住用甚為儉樸，到手的工資大部分長期用於資助親朋和困難學生，定級後的工資分配情形依然如故。為表示自己積極上進，吳宓經常開講一些「原終老餘年，報共產黨於萬一」之類迎合時常的話語。只是吳宓並不善政治辭令，常常弄巧成拙，有一次在政治學習會上，吳慷慨激昂地表態道：「宓在舊中國生活了幾十年，國民黨是我的親媽，共產黨是我的後母，我的親媽死了，我的後母對我很好，超過我的親媽，我更愛我的後母。」此番不倫不類的蹩腳比喻，先是引起一陣竊笑，繼之惹怒了台上端坐的那些以共產黨為親媽、且「用乳汁哺育了我」的領導，吳宓遭到一頓訓斥，灰頭土臉地退出會場。
（參見第542、543頁）
所以說，陳寅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是哪一個知識分子都能堅持得了的。儘管陳和吳交情很深，可吳宓那些話就是打死陳寅恪他也不會說。
回頭再說吳伯簫——之所以說「回頭」，是因為吳伯簫的「事跡」出現在《思痛錄》第二章「搶救失足者」：當年，吳伯簫是作家，「他在延安挨整的消息傳到了『蔣管區』，傳說是他已被整死，西安為他開了追悼會。延安一聽這消息，立即要吳伯簫親自出來『闢謠』。於是吳伯簫也就真的出來寫文章，自稱在延安愉快地生活和創作，從來沒有挨過整云云（容引者插一句，所以說，這些人後來不論是被打右派還是被整，都是『活該』，因為這種人與中共合謀欺騙世人）。這些話，我不認為是吳伯簫在壓力之下勉強寫的。他是一個極其老實忠厚的好共產黨員。寫這樣的文章，我想是他出自內心，願意為了維護黨的聲譽忘卻個人的一切不幸的。只可惜的是，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四人幫』又把他打倒了一次。他現在已經去世了。在他的追悼會上，我不能講這些話，我只能在我未死之前替他說出來。」
多麼痛心！然而，共產黨這種招術一直在延續。廬山會議上毛派人勸彭德懷寫檢討時用的也是「這一招」：「為了促動彭德懷作檢討，毛澤東讓聶榮臻、葉劍英去進行勸說。7月30日上午，兩位元帥來到彭德懷的住處，在彭德懷後來寫的筆記中，記下了這件事和他自己當時沉痛的心情：『他們來勸我著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評不完全合乎事實，只要於黨於人民總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細節。他們說，你不是常講一個共產黨員要能任勞任怨，任勞易任怨難嗎。今天當著自己檢討時，就要表現任勞任怨的精神。大約談有兩個多小時，最後熱淚盈眶而別，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謝他們對我的幫助，決心從嚴檢查自己。但他們走後，我內心還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勞任怨的問題，而是如何處理才會有利人民和黨。反右傾機會主義的結果，不會「左」傾，而會更加深「左」傾危險。比例失調會更加嚴重，以致影響群眾生產的積極性。我給主席的信，不僅事與願違，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這將是我的罪惡。』（30年之後，我抄完這段話，不禁潸然淚下。）」（《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版》第169～170頁）
括弧中的話是李銳說的。只要是一個正常人，誰讀了彭總的這段文字，都會受感動：天地良心，本來是想通過自己的「上書」（其實是私信）提醒毛澤東在會議上應該反「左」，可沒想到此信讓毛澤東對「左」更加放縱，所以彭德懷認為自己的信不僅事與願違，還起了相反的作用——都已經這個時候了，彭老總非但沒有責怪毛澤東這個獨裁者，反而打內心檢討自己，其心地光明磊落，日月可鑑。難怪後來李銳讀到這段筆記時「潸然淚下」。
結束語
說是「結束」，其實是想就前面「正文」開頭提到有作者認為中共的邪惡源於「馬克思主義之謬根」再發幾句議論，以對本文「引言」的呼應。
本人承認，中共的邪惡，當然有「馬克思主義」之原因。可不是本人想當然，當年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應該都引進了「馬克思主義」，可為什麼後來「結果」大不一樣？
為什麼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發生了所謂的「匈牙利事件」而中國發生不了？為什麼蘇聯能出現勇於全盤否定史達林的赫魯雪夫而中國在毛澤東死後沒有出現有勇氣全面否定毛澤東的人物？為什麼在南斯拉夫國家高層領導中有密洛凡·古拉斯這樣的國家領導人撰寫的理論著作（《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而中國沒有？假設不是這樣一群又一群、一批又一批的中共黨人，不是我們這樣一個民族，還會這樣嗎？現在看，不論是匈牙利還是南斯拉夫，他們的結果都比我們好，這不是外界的原因，是他們那一群共產黨人的素質，是他們民族的素質。
現在都知道，文革後的1980年，最終制定了一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起草工作始於1979年11月，是在中央政治局、書記處領導下，由鄧小平、胡耀邦主持進行的。先由胡耀邦、胡喬木負責的起草小組寫出初稿，在北京組織多次諮詢討論後，從1980年10月13日起，《決議》初稿交付給全國四千高幹（主要是領導幹部、理論界和軍隊代表等），進行了歷時約一個月的大討論。
會上那麼多高幹要求清算毛澤東的錯誤乃至罪行，結果被鄧小平壓住了。如果鄧小平是納吉是古拉斯或戈巴契夫，還是現在這樣一個中國嗎？鄧小平最大的罪過，不是六四下令開槍，而是阻止了一次清算毛澤東的罪行，而且在1979年還提出了「四個堅持」且「一百年不動搖」。這讓一些升到了高位而又不思進取的中共高官有了「理論依據」；當然鄧小平沒有想到，正是他的「不作為」以及想「保全自己」的思想和言論，斷送了他的改革開放。
十九世紀不說，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共產黨組織也好，走所謂社會主義道路也罷，不只蘇聯，也不只中國，東西方還有其他幾十個國家，甚至就連英美大批優秀知識分子都傾向社會主義。關於這方面，不用抄書，哈耶克當年為什麼寫作和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並幫助卡爾·普普爾出版了《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或者《開放社會的敵人》），正說明他們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而事實上，也正是他們這些偉大著作的出版，引起了許多傾向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警覺，用哈耶克創辦的佩勒蘭協會會員德特馬·多林為《通往奴役之路》所寫的《導言》中的說法就是：「《通往奴役之路》喚醒了所有不同流派的知識分子。」因此，當年「在左派的眼裡，哈耶克很快成為頭號敵人」。
然而，近八十年過去，為什麼只有少數幾個國家，特別是像中國這樣一個「舉世矚目」的大國一直「跳不出來」或說不肯「改弦更張」呢？我等在奇怪的同時，是不是只能從中共一群人尤其是毛澤東身上找原因，只能從中華民族自身找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