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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韜:中共百年黨慶下的政治打壓 催生香港的「覺醒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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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淪陷24年之際,港人能終於發現香港的政治環境比「五四」前的中國更不堪了嗎?港人能期待有一天大家都達到同時涵括思想覺醒及政治覺醒的個人啟蒙嗎?中共百年來帶給了大家什麼呢?

香港民間人權陣線2019年6月16日再次舉行反送中大遊行,再次刷新紀錄,有高達200萬人上街,要求撤回修訂草案及特首林鄭月娥下台。(李逸/大紀元

百年前陳獨秀李大釗在「五四運動」之後的兩年,於1921年中主導創立中國共產黨,近月以創黨人物為主角的中央電視台重點長篇劇《覺醒年代》之製作,目的是塑造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們都是愛國的,是繼承「五四運動」的正統,愛國愛民的中共是中國富強及人民幸福的保證。除了《覺醒年代》,中共大量製作多部創黨前後的連續劇,如《向警予》、《中流擊水》、《我們的法蘭西歲月》等等,幾個月下來陸續播出。

跟其他的這些劇不同,《覺醒年代》的主旨是沒有個人的啟蒙帶動不了國家的啟蒙。處於剛進入後袁世凱的時代,當上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深知只有透過教育,認識西學,才能令國家富強。從蔡元培身上的確看到了個人的啟蒙,雖為大清帝國培養出來的儒生,到了不惑之年才到德國轉了一圈,但他到任北大校長後,兼容並包,竟然任用只多懂一點西學而沒有什麼所謂學歷的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即現在的院長等級),大攪新文化運動。

陳獨秀這個人物能當上中央電視台年度大戲中的主角,可以說是令熟悉中共黨史的人感到十分意外,中共49年掌權後在意識形態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徹底確立毛澤東在黨史上最重要的地位,毛的秘書胡喬木負責編寫1951年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年》,他給陳獨秀一共扣上十頂帽子:漢奸、叛徒、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托陳取消派、反蘇、反共產國際、反黨、反革命。陳獨秀死後仍背著一身罵名,直到最近十多年才逐漸被「平反」。學術上,由於中國的陳獨秀研究圈之努力,現在一般認為充其量只剩右傾這頂帽子沒有被摘下。

政治上,對習政權來說,「平反」陳獨秀當然是利大於弊,一方面,習政權沒必要透過繼續怪罪陳獨秀來鞏固其當下的一尊地位,畢竟他倆是不同世代的人物。另一方面,「平反」陳獨秀增加中共統治正當性,畢竟陳獨秀是創始人,有個背負那麼多罪名的人當共產黨的創始人,不就代表中共一開始可能就有問題?當然,中共的指導思想是,在中國發展的路上是容許有錯的,但只要適時撥亂反正便可,再大的錯人民都應該要容忍。

話說回來,陳獨秀及李大釗等人之所以從當初的文化教育工作者轉為政治革命家是由於政治覺醒,「五四運動」令被捕的陳獨秀及不少精英們了解到,北洋政府的「偽共和」是不能令國家富強。陳獨秀們當時的處境不就是香港人目前的處境,香港人的思想覺醒對比百年前的中國人強太多,大部分香港人缺乏的是政治覺醒。百年黨慶前這近半年中共及港府加大對香港人的政治打壓,已經是在告訴港人不要再抱持任何政治幻想,香港人若對偽共和的共產政權有任何幻想,不就比當年的陳獨秀們更天真?

中共近日重手整肅香港媒體的手法比當年北洋政府更兇狠,諷刺的是,在《覺醒年代》第十九集中有一幕談論怎麼做新聞,《京報》社長邵飄萍在新聞學會的報告會上跟北京學生及毛澤東談論要成為一名合格的記者的條件。其間眾說紛紜,有的認為要博學甚至要先成為大學生。年輕的毛澤東作為北大圖書館的助理員,沒有因自己並非大學生而羞於發表己見,反而振振有詞地提出一名稱職的記者最重的是要思想獨立,對「訊息分析及求證」,更要具備追求「客觀及真實」的心態,得到邵飄萍及其他新聞學會成員的高度肯定。

在香港淪陷24年之際,港人能終於發現香港的政治環境比「五四」前的中國更不堪了嗎?港人能期待有一天大家都達到同時涵括思想覺醒及政治覺醒的個人啟蒙嗎?中共百年來帶給了大家什麼呢?

——梁文韜(台灣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

責任編輯: 趙亮軒  來源:RFA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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