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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封殺真相 肅反血腥屠殺十萬以上共產黨人

湘鄂西蘇區的肅反使5萬多紅軍減員為4千人,殺得只剩下5個黨員,沒有士兵願意提幹當班長,更不敢入黨。曾中生、鄺繼勛、劉鐵超、肖大鵬、曾炳春、李明瑞、段德昌、萬濤、許繼慎、朱勉之、季振同、劉士奇等等,這些軍級以上的高級將領自三十年代初就永遠的從中共黨史上消失了。他們不是死在國民黨的手裡,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可以說,國民黨殺害的共產黨高級幹部,遠沒有共產黨自己殺的多。

賀龍回憶:夏曦白天捉人,夜裡殺人。捉人殺人都沒有材料根據,都是指名問供,即使在戰鬥最激烈時依舊搞『火線肅反』。……洪湖的區縣幹部是殺完了。紅三軍中到最後有的連隊前後被殺了十多個連長。夏曦在洪湖殺了幾個月(即第一次肅反),僅在這次肅反中就殺了一萬多人。現在活著的幾個女同志,是因為先殺男的,後殺女的。敵人來了,女的殺不及才活下來的。

1932年8月下旬,夏曦又指揮開始第二次肅反。第二次肅反從湖北京山縣六房咀開始,一直持續到長途行軍結束為止。賀龍回憶:洪湖失敗後,夏曦與紅三軍在大洪山會合,在那裡打圈子時,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間殺人。捉人殺人都沒有材料根據,都是指名問供。比如捉樊哲祥、譚友林等,因為他們曾在段德昌的領導機關刻過油印。

在火線肅反中,夏曦首先殺害了紅7師師長王一鳴、紅9軍政治委員朱勉之、湘鄂西軍委分會參謀長唐赤英等人。湘鄂邊教導1師參謀長董朗,被譽為是文武雙全不可多得的軍事人才,於當年11月被錯殺於江陵縣沙岡。由於洪湖突圍時蘇區黨政機關基本上沒有帶出來,所以火線肅反的對象全部是艱苦轉戰中的紅3軍指戰員。當時幾乎每個團都有改組派連,把那些受審察的同志集中在一起關押,行軍時用繩子捆成一串,有時甚至用鐵絲穿在鎖骨上,每個人還要背上比別人更重的負荷,並且隨時都有被殺害的可能。許多人剛從與敵人拼殺的戰場上下來,身上還留有硝煙和傷痕,未經任何審判,也沒有絲毫證據,僅憑一點懷疑,就被當作改組派殺害了。第二次肅反被屠殺的普通戰士和群眾已無法統計,其中僅團營連幹部就有241人。

根據潘妻莊曉東的回憶,曾任紅3軍前委書記兼紅3軍政委的萬濤被捕後被通宵拷打,哀號之聲慘不忍聞。等到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開公審大會,讓群眾以亂棍把萬濤等一批湘鄂西根據地的創始人當眾打死。對於萬濤的被捕,身為紅3軍政治部主任的柳直荀非常不滿。夏曦立刻決定把柳直荀抓到政治保衛局監獄裡,局長彭國材是柳直荀的老朋友,所以同情柳直荀,結果連彭國材也被捕殺掉。根據柳直荀妻子李淑一回憶:柳直荀被捕後幾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判死刑的那天,他其實已經殘廢了,但還是被亂棍打死,死後屍骨無存,一直沒找到。

當時撤離洪湖蘇區時,夏曦下令政治保衛局將肅反中逮捕的所謂犯人一半槍決,另一半則裝入麻袋系上大石頭拋入洪湖活活淹死了,嚇得農民不敢出湖打魚,因為打撈上來的多是死屍,湖水變了顏色。洪湖到現在還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

第三次肅反是1933年3月發起的。夏曦逮捕了紅6軍軍長段德昌(1949年後中央軍委確定的解放軍36名軍事家之一),段不但被連續毒打,江奇還故意用鈍刀斬其首,特意延續他的死亡痛苦。湘鄂邊紅軍和蘇區的創始人之一、紅3軍獨立師師長王炳南被殺前已被打斷雙腿,是被人架著砍死的。王的二兒子也被殺害。被打折十指的紅3軍獨立1團政委陳協平則被石頭砸死。第三次肅反株連廣泛,數千紅軍將士被捕被殺。

第四次肅反開始於1933年5、6月間,一直進行到1934年春天。結果,殺掉團以上幹部在內的3000多人。黨中央派毛澤東去調查,結果毛下令又抓殺了2000多人。1933年12月2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員宋盤銘在「公審」後被殺害。擔任紅7師師長不到兩個月的葉光吉和紅7師政委盛聯均也被殺害。曾救過夏曦性命的紅8師22團團長賀炳炎(1955年授上將軍銜)被捕的罪名是與一個所謂的改組派一起下過館子,因此被開除出黨,隔離審查。後因賀炳炎任職的團作戰失利,師長盧冬生向夏曦借賀炳炎出來指揮。賀炳炎指揮部隊反擊取得勝利後才得解脫。解放後曾出任江蘇省軍區司令員的劉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槍斃時,被賀龍看見了才救了下來。王尚榮、黃新廷、譚友林、賀彪、楊秀山、谷志標等都是被賀龍從刀下救出的。

夏曦自己身邊4個警衛,被他親手殺了3個。完成了四次大肅反的湘鄂西根據地由原來的人馬5萬多人減員為4千人,殺得只剩下5個黨員。這些數字都只統計了軍隊被殺者,未將地方上的冤魂統計在內。紅3軍的連長和指導員提拔一批就被捕殺一批,一連殺了好幾批。士兵沒人敢當班、排長,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徑。紅3軍這時的兵力僅相當於兩個團,以紅軍裝備之緊張,竟然出現槍比人多的怪現象。

張國燾指揮的鄂豫皖蘇區、川陝蘇區肅反

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初期,在原4方面軍鄂豫皖總部的駐地湖北麻城灣點修建農場,挖出了張國燾在1932年肅反殺人時的數千具屍骨,在當地的紀念館裡,保存著肅反時被無辜殺掉的村幹部和普通村民的名單。一位原來的保衛局肅反人員回憶:「每天被殺掉的有一百多人,一人一刀,就是沒死,也壓死了。坑滿後,土封起來又挖一個坑。」49年以後,在原川陝根據地的所在地通江洪口場,挖出了有大約5千具屍骨的「肉丘墳」,這些都是被張國燾殺害的無辜者。張國燾經常親自審訊,嚴刑拷打、刑訊逼供,張國燾殺人的最主要幫凶和最得力助手就是陳昌浩,其他殘忍的殺手還有高敬亭,戴季英。

張國濤1931年4月進入鄂豫皖蘇區,同年9月就開始殺人。僅1931年的9—11月的兩個月間,當時在他直接指揮下的紅軍指戰員被殺掉十分之一,達到2500多人。但據徐向前的回憶錄說:被殺害的幹部戰士遠遠不止這個數字,實在殺不過來了,就用機槍掃射。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殺人,達到高潮,紅25軍原有1萬2千人,43天的肅反過後,僅剩下了6千人。其中,僅在1933年3月,一次就逮捕3千9百人,馬上就殺掉2千5百人。

1931年11月中旬,張國燾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下令將紅1軍軍長許繼慎(1949後年中央軍委確定的解放軍36名軍事家之一)勒死在河南新集政治保衛總局機關的一間房內。同時遇害的還有周維炯(被用亂棍活活打死)、王培吾等。曾經威震敵膽的紅軍傑出將領許繼慎就這樣含冤離開了人間,年僅30歲。他的夫人王望春是12師政治部秘書,當時已懷孕,遭到嚴刑拷打後被抓發砍頭,年僅20歲。王望春的哥哥王鄂峰(黃埔三期生,原紅12師參謀長)也未能逃脫。

張國燾主持的肅反不僅殺人過多,且刑訊逼供也是非常殘酷的。楊克武在回憶肅反那段經歷時說:「張國燾搞肅反時,我在四方面軍政治科任科長,專搞肅反,殺了一些人。刑法也是很殘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頭釘竹籤子、站火磚、捆綁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認是反革命,還要你說和你說話的也是反革命。譬如,我倆在一起說過話,我給抓去了,苦打成招,承認了自己是反革命,這還不饒,非要說你也是反革命組織的人,這樣又把你抓去,如法炮製,株連一些人,然後一一給殺害了。戰士們年輕,愛玩,走路揀石子打著玩,看到了,這叫「石頭隊」。那時生活艱苦,戰士們打地主的東西,在一起吃一頓飽飯,說這是「吃喝委員會」。仗沒打好,說是對反革命手軟。從團長到馬夫、火夫都說不好,也都不得了。總之,無奇不有,隨便安個名堂都可以殺人。」

政治保衛局在審理案件時只重口供,不重證據,更沒有調查研究。為了急於得到口供,對所謂「犯人」動用各種酷刑。有的人受不了折磨,就亂招亂供,造成株連一片的惡果。據記載:「中共六安縣委,除兩個炊事員外,從縣委書記到一般幹部,全部被殺;中共霍丘縣委機關幹部也全遭屠戮;赤南縣蘇維埃政府的幹部共四十八人,被捕殺四十五人;英山縣蘇維埃十一個委員,有十人被殺害;紅安獨立師,在一個晚上殺了二百多人;六安獨立團有二百餘人以反革命罪被一次逮捕;紅山警衛團第八連從戰士到連長一百餘人一次被殺光;白雀園區赤衛軍團長彭開堯被殺,三個營長兩個被殺,九個連長有七個死於張國燾手下。」

張國燾在主持肅反的同時,還發動了鄂豫皖根據地各級黨政機關、地方武裝和群眾團體的肅反運動。政治保衛局手握肅反大權,橫行鄉里,為所欲為,使地方肅反發生了濫殺亂打的嚴重問題,幾乎達到了縣縣肅反、區區肅反、鄉鄉肅反、村村肅反的程度。仙居區的幹部全部抓了起來,進行公審,當場殺了兩個。並且捉了11個鄉的幹部,共100多人,有嫌疑的都逮捕了,沒有嫌疑的也都停止了工作。據《紅安革命鬥爭史》記載:「三月八日,保衛局奉命在禹王城召開群眾大會,將徐德聰等六十三名幹部群眾扣上『改組派』的罪名,一次殺害。」

僅河南白雀園一地,兩個多月的時間內就有2500多紅軍官兵慘遭殺害。張競回憶:白雀園大肅反,主要是殺軍隊幹部。白雀園河灣、磚橋、新集是殺人地點,在白雀園大河灣里殺人殺不及,用機槍掃射。1932年農曆正月初五,商城第三次打開。紅軍總醫院分出一個分院到里羅城,不久又分出一個分院到城東何店。一個醫生、八個護士,殺了七個,我因年紀小和李院長愛人沒殺,但我陪了兩次綁。謝醫生(東北人,是國民黨軍醫轉投過來的)是何店分院惟一的醫生,到何店來,當天晚上就殺了。

據《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記載:從9月13日到11月中旬,逮捕殺害的紅4軍中的高級幹部就有:軍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皖西軍分會主席姜鏡堂、秘書長陳翰香、紅1軍獨立旅旅長廖業祺、紅4軍10師副師長程紹山、鄂豫皖軍委參謀主任李榮桂、紅4軍參謀主任范陀、第11師師長周維炯、紅1軍軍長許繼慎、第12師政委龐永俊、副師長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10師政治部主任關叔衣、參謀主任柯柏元、副師長程紹山、參謀長潘皈佛、第28團副團長丁超、政治委員羅炳剛、第29團團長查子清、政治委員李奚石、第30團團長高建鬥、政治委員封俊、第32團政治委員江子英、第33團團長黃剛、王長先、政委袁皋甫、第34團政委吳荊赤、第35團團長王明、紅12師參謀長兼紅36團團長魏孟賢、第38團政委任難,以及十二個團的政治處主任等人相繼被害。僅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烈士名錄》內,所載的團以上幹部由於受肅反擴大化之害而犧牲者就有75人(此處不包括張國燾後來在川陝蘇區和長征途中所殺害的團以上幹部)。紅30團一個團,被殺的就有500多人。張國燾當時在會上公開宣稱:「就是有一萬二萬也不奇怪。」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張國燾掀起的肅反狂潮之中,根據地的早期著名領導人也未能倖免,這其中有原中共鄂東北特委書記徐朋人,紅4軍政治部秘書長王秀松,紅11師政治部主任曹學楷,紅四軍警衛團長戴克敏,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舒傳賢,紅10師師長陳奇,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文教委員會主席陳定侯,麻城縣武裝總指揮王宏學,鄂豫邊特委委員鄭新民,六安縣指揮長毛正初,麻城縣委書記雷紹全,中共皖西北特委書記、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方英。

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記述:「將近三個月的『肅反』,紅四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而當時的紅四軍不過1.5萬人,足足肅掉了六分之一!之後,繼續擴大肅反,並在轉戰中又殺害了很多的高級將領。1933年6月,紅25軍第一任軍長鄺繼勛被張國燾秘密殺害於四川通江縣洪口場(用繩子勒死),時年36歲。1935年,政治保衛局審訊科長胡底在紅軍長征途中慘遭殺害,年僅30歲。1933年春紅4方面軍總經理部主任余篤三受誣陷,被殺害於四川省通江縣洪口場。紅4軍軍長曾中生(1949年後中央軍委確定的解放軍36名軍事家之一)因為在紅軍中的威望很高,所以不敢公開的殺。1935年8月長征途中被秘密殺害於卓克基的密林中(也是用繩子勒死),時年35歲。鄂豫皖根據地的肅反在張國燾所謂「發現一萬二萬改組派也不奇怪」的奇怪邏輯下,給共產黨、蘇維埃、紅軍、根據地造成了難以估量的重大損失。對此,中共中央曾表示讚賞,並將鄂豫皖的所謂肅反經驗加以肯定和推廣,並對其他革命根據地也造成了惡劣的影響。

(本文略有刪節)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世界民意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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