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歐戰爆發，對中國友好的歐洲國家在武器和技術上不可能再提供幫助了，國民政府遂轉向美國，其政府及人民均對中國公開表示同情，儘管規模尚不足以介入中日衝突。美國進出口銀行向中國萬國商行先後貸款兩次，合共四千五百萬美元，但僅限於購買民用物資。
1939年9月德蘇瓜分波蘭後，戰火稍為停息，其時被稱為「虛假戰爭」。真正的較量在海上，除蘇芬戰爭外，陸上相對平靜。1940年4月9日，經長期訓練和準備的德軍突入挪威和丹麥，勢如破竹。至1940年5月10日，挪威戰事已近尾聲，德軍又再閃電出擊，攻入荷蘭、比利時和法國，前兩者還是中立國。德軍氣勢如日中天，陸、空部隊六周之內即占領法國和低地國家。英國遠征軍及相當一部分法軍，成功從敦刻爾克撤退，雖為將來保存了實力，卻無法掩蓋一個事實——德國的軍事占領南至庇里牛斯山，北至北角，西至大西洋，東至波蘭沼澤，阿道夫·希特勒已成為歐洲霸主；而蘇聯這個「同夥」則遠遠靠邊，漠然而又不安地注視著。戰事臨近結束，義大利就來要德國分一杯羹，而種種跡象表明，日本很快就會有樣學樣，抓住機會，奪取英國、法國和荷蘭在亞洲的殖民地。此時英國孤立無援，美國也就到了最後關頭。
1940年6月宋子文抵美訪問，請求更多軍援和貸款。兩方面的因素相當有利於中國獲得購買軍火的貸款：一、美國對中國國家事業的同情；二、中國在戰爭中將起的作用——美國的策略專家們評估了美日衝突的可能和大致的應對，認為中國的人力資源和地理位置將有助於美國打贏戰爭。然而，美國最擔心的是日本被激怒後會與德國結盟，將已然艱難的英國逼入絕境；此外，德國已占領西歐，預備西渡英吉利海峽，美國自身面臨危險，軍火儲備在滿足本國需要和支援利害攸關的大不列顛後就無充裕；還有，因為缺乏轉運的交通線，倉促運抵的裝備到達不了前線，動用美國庫存供應中國並不可行。
隨著秋季到來，中國士氣遭受兩個沉重打擊。首先是在1940年9月23日，日軍在法國維希政府同意下進入越南；其次是四天後，德意日三國簽署軍事同盟條約，聯合對抗大英國協國家及美國。為鼓舞中國士氣，美國撥出第三筆兩千五百萬美元的貸款。但這筆貸款並非中國軍援所需，因此他們在10月份就重申了前述請求。如此急迫，皆因日軍占領越南後，切斷了滇越鐵路，滇緬公路成唯一連接外界之補給線。該公路北至重慶，南至緬甸鐵路終點站臘戌，由於管理不善以及貪腐叢生，本來就低效的運輸更不堪言，但作為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最後紐帶，現在有了巨大的象徵意義。這年夏季，忍痛掙扎的英國人為安撫日本，關閉了臘戌三個月，儘管在10月10日重開，但至9月危局已成，日軍兵臨緬甸，如何拒之於外，英國人束手無策。
1940年10月18日，蔣介石向美國駐華大使納爾遜·T·詹森陳述了他的困境並提出了他的建議。蔣承認日本的封鎖已衝擊到中國經濟和軍民意志，且被中共所利用。他自己也承認，他怕共產黨甚於日本人。（有必要提醒一下，蘇德自1939年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後，兩國外長很快就要見面並討論在中東劃分勢力範圍了）。蔣非常擔心日軍占領新加坡或切斷滇緬公路，在此不幸發生前，中國必須得到經濟援助和美國航空志願隊的支持。若不及時，中國就有可能撐不住；若能及時，國內局勢將得以恢復，亦可搶占先機。有了航空隊，蔣可用之摧毀停泊於基地的日本海軍，作為解決太平洋作戰問題的「基本途徑」。在英國航母艦載機攻擊塔蘭托的義大利海軍前一個月，蔣就提出了這樣的建議，或許真的有用，然而歷史開了個玩笑，日本人就是用這種「基本途徑」偷襲了珍珠港。
美國航空志願隊（AVG）即「飛虎隊」。
詹森大使認為關鍵時刻已到，遂敦促國務院採取有效行動，以提升美國在遠東之地位。國務院在10月23日的回覆中語調謹慎，它再次向蔣介石保證，就目前來看，新加坡和滇緬公路還算安全；繼而說到儘管美國政策傳統上迴避結盟，但兩國利益一致；最後聲明美國政府將繼續研究事態發展，在現有法律框架下盡力而為。蔣對美方的反應非常高興，雖未明確說出，但關心時事的人都知道，美國已具備合法途徑向英國人大量輸送武器；他請詹森大使轉達對羅斯福的深切謝意。此後，中國人即斷絕了日本盟友德國的調停。
蔣介石對中共的擔心或許是國共兩黨裂痕不斷擴大的表現，1941年1月發生的皖南事變正好說明了這一點。其時，國民黨軍隊與共產黨的新四軍發生了衝突，戰鬥結束時，新四軍軍部及直屬部隊人員或戰死或被俘。該事件標誌著統一戰線的終結，局外人無法釐清其中的是非曲直。之後，國民黨部署了相當多部隊對付共產黨。對共產黨而言，他們並不迴避內戰，這是蔣介石在國內保持政局穩定時須考慮的另一因素。
1940年11月，蔣介石派出由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軍令廳廳長毛邦初少將率領的代表團訪美。有一位同行者是美國公民——退役上尉克萊爾·L·陳納德，他是一個技高膽大的飛行員，明確而又堅定地提出以戰鬥機對抗轟炸機。1937年，陳納德因身體殘疾從美國陸軍航空兵團退役，然後到了中國，贏得了中國人的信任和敬愛。他在中國空軍擔任技術顧問，被授予上校銜；他不斷研究日軍的裝備、戰術和實力，對比美日飛機和飛行員的強弱，設計出一套戰術體系，並由此制定了以小規模空軍戰勝日本的計劃。
美國陸軍航空兵團為美國陸軍航空隊前身。
自1937年起，中國方面就一直和兩位美國人探討運用其影響力和商業渠道在中國部署美國空軍的可能性——威廉·D·波利先生和海軍退役少校布魯斯·雷頓，宋子文和毛邦初請求他們協助中國獲得空中力量的支持。
毛邦初的代表團於1940年11月25日向總統聯絡委會員——這是美國協調對外軍售的民事機構——提出他們的申請。中方希望在1941年獲得500架作戰飛機，也希望美方派出飛行員，因為雖經歐美空軍顧問團的努力，中國目前已不能成批培訓飛行員；再加上150架初級教練機和10架運輸機，即可組建一支小型但還算齊全的空軍；另需20%的備用零部件、建造14個大型機場和122條跑道的設備、還有一年作戰所需的彈藥和器材。
除了毛邦初的空軍購機計劃，中國同時採購三千萬美元的地面部隊裝備，頭批數量達三十個師的規模。1940年12月1日轉帳的一億美元貸款成了啟動軍援中國的第一步，其中四分之一可用於購買武器。顯然，這些錢不夠毛邦初用來買飛機或者用來買地面部隊的裝備。美國陸軍告知中方代表，他們未能找到可按中國武器口徑進行生產的廠家，也無權拿出自己倉庫里的軍火向中國出售。
但有兩千五百萬美元在手，毛邦初的購機計劃畢竟會好些。12月4日，國務院專家斯坦利·K·霍恩貝克博士暗示，對中國的軍援將從飛機開始，對組建美國航空志願隊亦無異議。12月9日，羅斯福批准對中國軍援，並要求國務院、陸軍部、海軍作戰部和財政部拿出實施方案。
1937年12月，美國炮艦「帕奈」號從南京撤離僑民時被日軍擊沉。前事可鑑，擔心日軍反應的海軍作戰部仔細研究了毛邦初的計劃。海軍部長法蘭克·諾克斯，在他的副官莫頓·L·戴佑海軍上校的協助下，和波利先生、雷頓少校探討了軍援中國的戰略含義和中國使用、保養500架現代化戰機的能力，他們兩個多年來一直向中國政府銷售運輸機和戰鬥機。雷頓曾在長江上的美國軍艦服役，他對以中國為航空隊基地，阻止日本進一步侵略的戰略重要性尤為認同，但他馬上指出由中國人掌控的局限性，主張美國技術人員必須在此500戰機援助計劃的各階段參與協助，否則就會受挫和浪費資源。儘管有此警告，對於支援中國空軍飛機並派出志願人員，諾克斯很快成了重要倡導者。
遺憾的是，毛邦初的計劃與有優先權的英美需求相衝突，這些裝備直到1942年6月都未能向中國供應。援助中國意在阻止日軍對其全面占領，這種想法始於1941年下半年，而非12個月之後，時間上的拖延說明事實上做不到。那時接受外國訂單，軍工廠就要擴大規模，中國的需求量還可接受。解決優先權衝突的第一步，是英國採購代表同意原分配給英方的100架P-40B先給中方，中方則放棄獲得100架最新式戰鬥機的優先權[18]；英國人負責完成P-40的武器配裝。急於獲得戰鬥機的中國人同意並接受了第一批36架沒有基本戰鬥裝備的P-40。
中國的購機計劃出自陳納德的專業操作，當各部門為此協同努力之時，宋子文和他的中國同事向羅斯福提交了一份以中國為基地，由美國航空志願人員駕駛B-17轟炸日本的方案。比起蔣介石擊沉日本艦隊的建議，這份方案贏得了重視。美國陸軍參謀長喬治·C·馬歇爾將軍說該方案得到國務卿科德爾·赫爾和他的同事——財政部長小亨利·摩根索的讚賞。既有此強力認同，陸軍部於是拿來作進一步的深入研究，發現中國空軍為實踐此作戰思路，在沒有戰鬥機掩護或缺乏空中對抗能力的情況下早已耗盡一個大隊的馬丁轟炸機，但戰而無果，這時就提出運用B-17。美國受過訓練的飛行員和B-17都不足，從中招募志願人員的話，就會妨礙陸軍航空兵團的擴充計劃。況且，將零部件運往日機轟炸範圍內的前進機場極為困難，B-17的維修問題將得不到解決。儘管陸軍部不同意派出B-17及志願人員，但從這些早期的相關討論可以看出，陸軍部願意考慮在中國部署空中打擊力量以牽制日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