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黎明降臨在仰光一個擁擠的市場上時，一名學生漫步進來，隨意地瀏覽著蔬菜、水果、香料和魚的攤位。他拿起一個洋蔥檢查產品的質量，在墮胎中並不顯眼。
「必須有一個人先去檢查，到底清不清楚？」哥奈說，他在4月初成為地下通訊運動的一部分。「他們只是試圖假裝在買東西，然後就離開了信息報，即《春之聲》。」
在緬甸2月1日軍事政變後，在新聞自由日益減少的情況下，地下出版物在學生們的注視下被匆匆推到小販和購物者的手中。隨著該國對記者的公開迫害上升，這些通常只有幾頁的地下新聞機構，為了謹慎起見，或通過電波匿名廣播，在新一輪的新聞暴力和審查制度中，為革命帶來了信息和動力。
哥奈（Ko Naing）是2月1日政變後少數幾個主要的替代媒體之一。作為一名新聞系學生，他在4月初創辦了Nwe u a Tha，即「春天的聲音」，當時他意識到越來越需要能夠抵禦軍政府統治下的緬甸日常網際網路關閉的新聞傳播。
「我看到人們真的需要資訊流，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重新回到印刷時代，」哥奈告訴《環球報》。
作為一個人的團隊，他依靠上學時的實踐經驗，比如在InDesign上製作版面，濃縮關於罷工和抗議的國際新聞，但政變要求的保密性給他帶來了一些挑戰。
「我需要認真思考，把它列印出來。我應該去哪裡？我必須找到一個可以安全列印出來的地方。」
在完善了他的單頁方法以裝入儘可能多的新聞，並選擇了一個秘密地點來印刷他的第一批100份之後，他走上街頭，緊張地戴著外科口罩和帽子來隱藏他的臉。他說，他一直在看自己的肩膀，但當他描述《春之聲》是如何被接受的時候，他的聲音中清楚地顯示出滿足。
「我當時很緊張，也很興奮。我有（這麼多）緊張的檢查環境，因為我必須注意間諜，」哥奈說。
▲正在印刷的《春之聲》丨照片
但是那天，那些拿著他的通訊的人都對他表示感謝。
「他們真的很驚訝，」他回憶說。「他們的笑容給了我這麼多的能量。我可以看到這是對的，我所做的是對的。」
這種熱情的接待還包括提醒他注意安全，以及那些記得1988年起義的地下出版物的人的認可，那是在某些紙幣貶值後的全國性罷工，最後以強大的軍事鎮而告終。
歷史是該國許多公民記者的靈感源泉，這一點從哥奈談到政治犯和新聞活動家吳溫丁時聲音中的崇敬之情可以看出。這位詩人和記者在1988年與人合作創建全國民主聯盟後，於1989年被關押了19年。在閱讀吳溫丁的自傳《什麼是人間地獄》時，哥奈被這位身穿藍襯衫的偶像在獄中通過記錄電台廣播而創建日記的奮鬥歷程所折服。
「他在獄中的生活真的讓我受到啟發，」哥奈說。「我仍然有網際網路，有機會去任何地方，所以我需要這樣做。」
《春之聲》每天都會出版，雖然為了安全起見，哥奈單獨製作了數字軟拷貝，但他已經獲得了一大批虛擬粉絲，在Facebook上有9000多個贊，並計劃在本周推出簡訊服務。
全國各地的經銷商和活動人士根據在推特和臉書上流傳的軟拷貝進行列印，在他們的社區分發，範圍包括主要城市仰光、曼德勒、馬圭和賓馬納，以及孟邦和克耶邦的一些地方。有些人甚至在籌集資金購買自己的印表機。
「它看起來真的像一份專業的日報，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我們得到了這麼多人民的支持和參與，」哥奈說。
▲4月18日，人們在《春之聲》上看到關於抵制工作的報導丨照片
春之聲「並不是唯一的同類媒體，因為全國各地的地下媒體機構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他們的隊伍在學生和工會兼職的公民記者中不斷壯大。另一個地下雜誌《Molotov》的工作人員就是其中之一。」
在法新社的一段視頻中，可以看到這另一份受歡迎的通訊的工作人員在出版過程中的快樂，同時在地板上抽著小雪茄，為第二天在市場和擁擠地區的離散派發準備好他們的供應。
《Molotov》的聯合創始人吳奇茂以向獨立時期的同名作家致敬的名義下工作，他笑著講述了該出版物到這一步的歷程。
「這是個很長的故事，讓我告訴你，」他開始說。
與哥奈相似，吳奇茂是一名學生，他在學習中受到啟發，組建了一家新聞機構。他告訴《環球時報》，他的團隊在網際網路關閉期間看到了對信息的迫切需求，並在4月1日開始出版。
他說：「我們注意到，當網際網路被關閉時，來回的信息消失了，人們在家裡不知道街上發生了什麼，這讓他們更加恐懼。」他補充說，在這個習慣低媒體的國家，許多人只能獲得國營媒體的報導。」
「為了反擊這一點，我們創造了《Molotov》。」
有必要給人們動力。因此，我們的通訊有一些文章和一些給人動力的文字，例如詩句。
在活躍的學生和工會的推動下，《Molotov》與總罷工委員會的聯繫迅速形成了一個熱心的支持者網絡，無論是在街頭還是在社交媒體。吳奇茂聲稱，該出版物已經覆蓋了緬甸所有的省邦和地區，有撰稿人和記者報導抗議活動，並在眾多城市發行。
應一位朋友的邀請，吳奇貌協助該出版物的傳播和發行，現在他與《Molotov》合作，用基本的印表機和A4紙來製作zine風格的通訊。他們的內容從關於游擊戰的系列文章到國際新聞，以及關於抗議活動的信息，最後是一些更自由的內容。
「有必要給人們動力。因此，我們的通訊以一些文章和一些給人以動力的文字為特色，比如詩詞。」吳奇茂談到他們的春季革命散文時說。
與「春之聲」類似，該出版物也利用社交媒體傳播數字拷貝。儘管在推特上有近2000名的在線追隨者，但出於安全考慮，《Molotov》的許多發行商和出版商甚至彼此都不認識。這是有原因的，吳奇茂說軍方最近宣布《Molotov》為非官方和非法出版物。
他說：「我們無法為他們（分銷鏈）準備任何幫助，因為我們也在運行，並與軍方玩捉迷藏。」他補充說，《Molotov》沒有計劃停止出版。
▲4月11日，Molotov分發給市場上的供應商丨照片
對地下組織的攻擊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自政變的第一天起，主流媒就越來越多地受到攻擊。
警察和軍隊在全國範圍內逮捕記者，包括日本記者Yuki Kitazumi和波蘭記者Robert Bociaga的兩名外國記者，這種情況正在增加。當地記者首當其衝，據政治犯援助協會（AAPP）報告，目前有43名記者遭到拘押，此外還有在抗議活動和其他地方發生的針對性暴力事件。
這種迫害導致成立於2000年的獨立出版物《緬甸時報》於2月1日停刊，隨著全國各地的記者努力尋求安全，很快就有其他媒體加入。到3月下旬，數字媒體《緬甸此刻》宣布緬甸是一個「不再有任何獨立報紙（印刷）出版」的國家。
保護記者委員會（CPJ）東南亞高級代表肖恩-克里斯平（Shawn Crispin）告訴《環球時報》：「這是我們在所有監測日中看到的東南亞媒體的最嚴重危機。」
這種不斷減少的新聞自由對新聞教育家Shin Nyein來說尤其難以接受。這位資深講師在過去十年中通過教授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見證了這個國家獨立媒體的發展。這與她多年前在2014年首次開始教學生涯時的情況大相逕庭，當時她是以假名秘密地開始教學的，當時公開培訓記者在政治上仍不安全。
雖然她注意到新聞業的普及率在上升，但鑑於緬甸歷史上缺乏獨立的媒體機構，媒體部門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們在2010年之前沒有新聞教育，所以沒有人認為新聞是一個專業的職業，」Shin Nyein告訴《環球時報》。她以前的一個學生現在是冒著風險製作地下出版物的年輕記者之一。
「但是有一些少數人知道新聞的價值，知道新聞的價值，他們願意冒一切風險，成為那樣的職業。」
▲4月27日的《春之聲》數字版丨照片
緬甸日益壯大的地下反政變媒體運動不僅採取了紙筆的形式，也開始在電波中進行宣傳。
「讓我們團結起來，我們都不會下跪，將與軍事政變作鬥爭。」
扭烏谷季在周四和周日的廣播節目中就是這樣開場的，他的聲音在90.2兆赫的無線電波中快速表達，充滿自信。
儘管沒有報導經驗，這位活動家在政變的最初幾周與其他新起活動家、技術人員和記者一起制定了《聯邦調頻：人民之聲》的計劃，在看到軍政府關閉網際網路的策略後訂購了設備。
與年輕的通訊出版商一樣，最近公民運動新聞的參與者缺乏正式的培訓。但是，無論是否有證書，在一場革命中，所有的人都在以任何方式傳播信息。
「在廣播中，它更有力量。你可以聽到我們聲音的力量，」扭烏谷季告訴《環球報》。「他們切斷電話，切斷網際網路，他們可以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情。但對於廣播頻道，他們什麼都不能做。」
他現在在曼德勒和仰光等城市播放他的40分鐘節目，與活動人士交談，分享全國各地抗議活動的新聞，並在緊急情況下分享最新消息。得益於Soundcloud和Mixlr等數字平台，聯邦調頻還能讓全國人民了解最新情況，並在網際網路上向全世界廣播。
這種影響力可能會使節目組成為眾矢之的，因此成員們採取了特別的預防措施來隱藏他們的廣播地點，因為他們意識到對同事和家人的威脅。出於這個原因，他們不按常規時間表進行廣播，只提前一兩個小時宣布他們的節目，因為擔心主持人扭烏谷季的位置會被追蹤到。
他說：「這對我們來說是相當大的挑戰，不僅是技術問題，還有安全問題。」他分享了對他的親人可能像該國無數人一樣被綁架的擔憂。「如果他們認識我，那麼我的家人就會有危險。如果他們想要抓我，他們可以輕易地逮捕我的家人。」
這些公民記者指出，甚至可以追溯到殖民時代的新聞活動家，作為他們願意承擔如此多風險來傳播新聞的靈感來源。Shin Nyein說，面對風險的創造力蘊含在緬甸的新聞歷史中，而出版物也習慣於突破界限。
像我們這樣的國家，我們以某種方式知道如何繞過它，在這個既定的系統中達到我們想要的地方。她說：「這是一場漫長的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