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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就像一盒巧克力,結果往往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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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民國時代,有人問張愛玲,能否寫無產階級的故事,她甚是不屑,說自己不熟悉,「不會。要末只有阿媽她們的事,我稍微知道一點。」後來明白這些舊家庭的老媽子也不能算作無產階級,她就不打算寫「無產階級」的事了。

歷史告訴我們:在任何時代,在一秒鐘內看到本質的人,和花半輩子看不清的人,命運或許大不一樣。一個時代的改變,不可能冀望於統治者的自我覺悟。如果不願隨波逐流,又沒有勇氣與之抗爭,便只有死亡或逃亡兩種選擇。《阿甘正傳》裡的阿甘說:「你若遇上麻煩,不要逞強,你就跑,遠遠跑開。」「生命就像一盒巧克力,結果往往出人意料。」

愛因斯坦當年逃離德國,遭到德國上下的一致批判,甚至遭到蓋世太保跨國追殺。愛因斯坦生前一直憎恨那個生養他的地方,正如《愛因斯坦的一生》的作者傑根.納菲所說:「愛因斯坦憎恨納粹,也憎恨德國人,當然也憎恨德國。」

但是今天的德國,並沒有什麼人否認愛因斯坦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在德國,有數十所學校以愛因斯坦的名字命名,有愛因斯坦旅遊路線,遊客可以參觀愛因斯坦工作和生活過的地方,有關愛因斯坦的電視節目和書本更是層出不窮。2003年,德國舉辦「德國偉人」評選活動,數百萬電視觀眾參加投票,愛因斯坦進入「偉人榜」前10位。

2005年愛因斯坦逝世50周年,德國政府把這一年定為「愛因斯坦年」,舉行了各種各樣大型紀念活動。在總理大樓和其他政府大樓外牆上,用紅色油漆描繪上「E=mc2」的巨型字樣。「國家是為人而設立,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愛因斯坦生前說過的這句話,今天仍然被銘刻在德國政府大樓上。從納粹時代走過來的德國人相信:國家應該是為人民而設立的。

上世紀40年代末,包括一大批資本家和社會賢達以及知識分子在一片喧囂聲中選擇了逃離,也還有一大批可以走的人被眼前的幻象所迷惑,堅持留了下來,結果受盡屈辱在驚恐中惶惶不可終日甚至不得善終,那些苟活下來的知識分子和資本家以及社會賢達幾乎喪失了風骨和尊嚴。

看一個人是不是明智,就看在決定生死命運的關頭,是否有足夠的洞察力和決斷力來保全自身的安危。季羨林生前回憶說,胡適當年到南京後安排專機到北平,點名要接走幾位知名的學界泰斗,胡適還親自到南京機場恭候。飛機返航,艙門拉開,胡適滿懷希望要同他的老朋友會面,然而除了一兩位以外,胡適想接的學界泰斗大多都沒有走出機艙,胡適當場大哭一場。

胡適之哭,有人說乃千古一哭!如同傅斯年當年的一聲長嘆,也被稱之為千古一嘆!以後北平的種種變遷可謂物是人非,足以證明民國時期這兩位知識精英的一哭一嘆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在所謂的冥冥之中,學貫中西的胡適和傅斯年或許已經預測到,一個不同的時代,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命運,不同的歸宿。能夠感知未來的人或許才能避開一場又一場的浩劫和苦難。

1948年,等待出任高官的吳晗派人找到胡適讓其留下,胡適斬釘截鐵地以著名的三句話拒絕了。彼此都說對方走錯了路,胡適去世時的萬人空巷,而吳晗只剩下一條血跡斑斑的褲子;1948年冬,吳晗勸胡適留在北大,但胡適沒有聽從,毅然登機南行。胡適多次說:「吳晗可惜,走錯了路。」吳晗卻頗不以為然,反過來認為這位前輩老師腦子進水了。

在那場慘烈的浩劫中,官至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輪番遭到批鬥羞辱毒打折磨,從精神到肉體慘遭摧殘,1966年夏,吳晗被關了起來,但是批判並未停止,而且愈演愈烈。有當事者回憶說,他看到吳晗站在台上,脖子上掛在鐵絲,鐵絲下面吊著沉重的石頭,鐵絲把脖子勒出了血,血順著鐵絲往下滴……

1967年,吳晗全家被趕出了家門,被要求搬到一座偏僻的居民樓里。沒過多久,吳晗被勒令前往單位勞動,做些打掃衛生的工作,每星期只能回家一次。後來又被關進了監獄,再也沒有回家。

吳晗的兒子吳彰永遠難忘那個周六的傍晚,他一如既往地和姐姐趴在窗台上,眼巴巴望著外面,等待著爸爸一周一次的回家,可不管怎麼等,始終沒有見到爸爸回家的身影。

1969年10月11日,吳晗在獄中自殺,他的骨灰,至今也下落不明。據說吳晗死前曾經高喊過一些話,非常絕望。獄中的吳晗並不知道,就在幾個月前,他的妻子袁震也在獄中受盡折磨而死,臨死前想要喝一口稀粥,也被拒絕。

1969年,吳彰和姐姐吳小彥,同時失去了父母,成為孤兒。性格剛烈的姐姐,為父母的冤死向有關部門討要說法,發生了激烈的衝突,被以「擾亂社會治安」罪關了起來,不久被送到精神病院。在被監禁的日子,姐姐被摧殘成另一個人,經常說一些「瘋話」,比如她總是說:「爸爸沒有死,我又在報紙上看到他了。」讓人聽了為之心酸流淚。

在醫院的強烈要求下,姐姐被暫時釋放回家養病。那一天,正是吳彰18歲生日,姐姐將他叫到跟前,說:「我替爸媽把你拉扯長大,今天你18歲,你終於成年,我可以去見爸媽了。」吳彰以為姐姐又在說瘋話,沒有在意,誰知當天夜裡,姐姐就服毒自盡了。

這一下,一家人只剩下了吳彰。幸好,他已經18歲了,可以獨立照顧自己。他去工地當建築工,去工廠當工人,靠著辛勤的勞動養活自己。與此同時,他沒有忘記學習,終於熬到了父母平反,被恢復名譽,熬到了上大學的機會。

80年代中期,吳彰去美國留學,在美國勤工儉學,刷盤子、做零工,終於拿到了理工科碩士學位,從此在美國安定下來,並加入了美國國籍。

這一離開,就是數十年。這個歷經磨難的後代再也沒有回頭眺望。

1951年,組織上派人將馬連良從香港接回大陸,同時接回的還有張君秋。起程之前,馬連良找人算命卜卦。為馬連良算命卜卦的是曾為杜月笙、徐開壘等人所信服的大星相家袁樹珊。卜算的結果,袁樹珊大師謂馬老闆云:「你還有十五年大運。」馬連良夫人陳慧璉女士頓感迷惑,問:「那他十五年以後怎麼樣?」心有所悟的馬連良不等對方答覆,拉著夫人說:「你就別問了,只要有十五年好運,也就行了。」

時至1966年,正是馬連良離開香港十五年,轟轟烈烈的運動爆發了。運動的形式就是暴力就是抄家打砸搶。馬連良未能倖免,家被洗劫一空,多年收藏的古董、字畫以及所有擺設玩意兒都被砸碎,剎那間灰飛煙滅不復存在。管轄該地段的王所長聞訊趕到馬家,只見大門敞開,一撥一撥的人忙著抄東西,整座四合院面目全非,地上全是殘物碎片,惟獨不見人了。

所長東找西尋,終於從廁所里找到了人。馬連良癱坐於地,面灰如土,穿的白襯衫全被撕破,臉上、身上都是血。想到舞台上的馬連良是何等的清秀俊逸———這個愛好戲曲的所長,心痛如刀割。他豁出去了,當著滿院子的紅袖章,攙扶著馬連良回到臥室。

「離店房逃至在天涯路外,我好比喪家犬好不悲哀。」這是馬連良在京劇《春秋筆》裡的唱詞。在疾風驟雨的氣氛中,惶急的主人公化裝更名,由差官陪同,向遠道逃亡。這裡,馬連良的演唱、做派、臉上、身上、台步、手裡頭、腳底下全是戲。每演至此掌聲四起。馬連良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竟有一天,身在家中卻成了喪家之犬且無路可逃。

一天,王吟秋在中和劇場,看到一手拄棍,一手端盆的馬連良,從關押牛鬼蛇神的「牛棚」里艱難緩慢地走到鍋爐房接了小半盆熱水。對別人解釋說:「我擦擦汗。」貫大元背後心疼地說:「馬先生多愛乾淨的一個人,兩月沒換汗衫了。」

馬連良在牛棚里是既不准回家也不准外出。趙榮琛尚未被隔離,還可以請假外出。

一日,馬連良看見趙榮琛迎面走來,而四周恰巧無人,立即伸出食指和中指搖晃了一下。趙榮琛明白了——老先生菸癮上來了。便趁外出活動的機會,買了幾盒「前門」煙,偷偷塞給馬連良,看著馬連良那張毫無血色的臉,趙榮琛心裡一陣發涼。

10月1日,馬連良被釋放回家。他家坐落在西單民族飯店對面,已成為北京「西糾」總部。一個秋夜,在劇場值班的聽見有人叫門。開門一看,是馬連良。孤零零地站著。「都過了十二點了,您怎麼來啦?」馬連良說:「我們家的兩派打起來了。等會兒他們講和了,想起馬連良來,就打我。我受不了,還是到這兒來吧。」偌大一座北京城,馬連良竟找不到一席之地。

在劇團,馬連良不敢跟人交談,能悄悄說上兩句的,只有義女梅葆農(梅蘭芳之女)和義子王吟秋。一天,馬連良看到梅、王二人值班,便一瘸一拐地走到倆人跟前,提起褲腿,說:「你瞧,我的腳面那麼腫。」俗話說: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意思是男人的腳腫和女人的頭腫,都是在暗示人的「氣數」將盡。

1966年12月13日中午,劇團食堂開飯,大家排隊,馬連良問站在前面的張君秋:「今兒吃什麼呀?」張君秋答:「吃麵條,挺好的,您來三兩吧。」馬連良說:「今兒家裡會給我送來點兒蝦米熬白菜,我倒想吃米飯。」但此時只能吃麵條,他買了一碗。之後,便摔倒在地。拐棍,麵條,飯碗都扔了出去。

據說馬連良的一摔和演戲一樣,極像《清風亭》裡的張元秀:先扔了拐棍,再扔了盛著麵條的碗,一個跟斗跌翻在地,似一片秋冬的黃葉,飄飄然、悠悠然墜落。1966年12月16日,馬連良遽然長逝。果然,從他離港北歸,到猝然而去,掐指算來:整整十五個年頭。

1952年,32歲的張愛玲,隻身在烈日下走過了寶安縣羅湖橋來到香港。在她身後,上海公寓裡的流言與傳奇,被鋪天蓋地的標語和口號湮沒,她的身影則在他鄉漸行漸遠。她想活得真實一點,無需遮掩、無需躲藏,她想用自己的天賦,給自己掙得一份安穩,但那一年,很多中國知識分子都面臨了選擇:跑還是不跑?她觀望過、猶豫過,也嘗試過,實在沒有一點點可以退縮的空間,終於,她一走了之。

五四運動,張愛玲有迥於常人的清醒與遠見,她在形容音樂的一段文字中,說自己不喜歡交響樂,用了「五四」運動做比:那是浩浩蕩蕩五四運動一般地沖了來,把每一個人的聲音都變了它的聲音,前後左右呼嘯嘁嚓的都是自己的聲音,人一開口就震驚於自己的聲音的深宏遠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時候聽見人向你說話,不大知道是自己說的還是人家說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早在民國時代,有人問張愛玲,能否寫無產階級的故事,她甚是不屑,說自己不熟悉,「不會。要末只有阿媽她們的事,我稍微知道一點。」後來明白這些舊家庭的老媽子也不能算作無產階級,她就不打算寫「無產階級」的事了。

上世紀40年代左翼文學風行時,張愛玲曾對朋友說,她感到一種壓力,一種非要她寫什麼的壓力。那是當時作家都面臨的必須趨同的政治壓力。1949年以後,張愛玲以往的作品被歸入小資產階級類,不過,她也被列為可以「爭取」的對象。

1950年,她不得不開始嘗試寫「無產階級」的故事,她寫出長篇小說《十八春》。小說結尾,男女主人公投身了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此書在上海引起轟動。儘管她生硬地努力向新政權靠攏,書中的一句話還是透漏了她的敏銳與清醒:「政治決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也就在這一年,年輕的張愛玲被禮遇,應上海宣傳部長夏衍之邀,參加了上海第一屆文藝代表大會。張愛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外罩網眼絨線衫,雖然坐在後排,也未發言,但在五百多人幾乎統一的藍色和灰色海洋里,這副舊上海女人的普通打扮,還是使她成為「異數」。那時「新中國」最時髦的裝束,男士皆著中山裝,女士皆著列寧服。1951春天,弟弟張子靜最後一次與姐姐張愛玲見面,問她對未來的打算。沉默良久之後,張愛玲說:「人民裝那樣呆板的衣服,我是不會穿的。」

選擇往往決定命運。1949年是選擇南渡還是北歸,現在是選擇財富還是自由,不同的選擇註定了不同的命運。這種選擇的機會不是隨時都有,基本上30年一次,大多數人一輩子只有一次選擇的機會。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在任何時代,在一秒鐘內看到本質的人,和花半輩子看不清的人,命運自然是大不一樣。《阿甘正傳》裡的阿甘說,「你若遇上麻煩,不要逞強,你就跑,遠遠跑開。」

一個時代特別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每個人其實都面臨著艱難的抉擇,所走的路往往又決定了不同的人生命運和最終結局。在一個大變革的時代,真正能夠自主抉擇的人往往少之又少,芸芸眾生都是在隨波逐流,所謂的梟雄更是鳳毛麟角,絕大多數人都不過被一個大變革的時代碾的粉碎。面對一些小人物被命運所裹挾的無奈處境,那個寫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龍先生感慨:「一滴水,怎麼會知道洪流的方向?」

責任編輯: 趙亮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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