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進中學初學英語，不知怎麼發音，很多同學就用漢語注音，我也不例外，以為找到捷徑，不到幾天，大家都在勤奮地背單詞練說話，結果就成了這種樣子，晚自習時滿教室一片讀書聲音：富來愛哥flag，砍吹country，撒盤兒super，爛吃lunch，考克cock，恨hen……
那時沒有錄音，沒有收音機，忽然學起了帝國主義的語言，也無處去聽聽真正的英語外國人怎麼說，回到家裡學說了幾句話，我媽媽覺得不知所云，說這是些什麼東西呀，看了我的課本之後開始擔心了，她警告我，這種發音比上海灘頭洋涇浜英語還要差勁，越學越糟糕。畢竟她是四歲直接從外國人那兒學的，我爸爸也告誡我不要一上來就學錯了口音，無法彌補的。並舉例他十九歲就離開南京，這輩子說話還帶南京尾子，但這是中國話，不怕人聽不懂，你們這麼糟改英語，要說給什麼人聽！
老師進門，同學們更加來勁，讀聲漸高，頗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勢，老師驚訝不知所云。不恥下問之後，才感到事態嚴重，立即禁止注音，一遍遍糾正大家口型，一遍遍矯枉過正。我們的老師非常負責任，講為什麼中文注音幫助學外語有百害而無一用，她說最後是中國人以為你說外語，外國人以為你說中文。
老師開始教我們唱簡單英語兒歌來幫助發音，據說這是練習發音的最佳途徑，學的也都是美國黑人歌曲，老黑奴，老人河呀，還有一些美國六十年代的黑人歌曲，表現的是黑人抗爭爭取民權的流行歌曲，如「我們堅決不動搖」「We shall not be moved」等歌，那時黑人抗爭歌曲已經傳入中國，老師特地從大學的教材中煞費苦心找到的，為的是讓大家學習正確的語音，同時也不犯政治錯誤。
另一位歸國華僑老師又引進了幾首百年英語老歌，「多年以前，多年以前」「家，甜美的家」，歌聲如此優美打動人心，極大地提高了喜歡學習英語同學的興趣。
教外語當然就牽涉到更多的知識，比如學習玫瑰花這個單詞時，老師一不留神就講到了這是英國的國花，英國人最喜歡在花園裡種玫瑰，就像江南人喜歡栽種茉莉花，北京人喜歡種石榴樹一樣。
一年半之後，文革來臨，有同學馬上貼出大字報指控英語老師毒害青少年的思想，宣揚老牌英帝國主義者的國花和他們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幸好沒拉到全世界最兇惡的敵人美帝國主義那兒去，那我們的老師可就要吃不了兜著走了，非打成第三類四類不可，美國黑人是無產階級，他們唱的歌湊合能過關。
但是有一位女同學，據說她的親媽死了，受到後媽虐待，後來親父親又死了，於是受到後媽和後爸的雙重虐待，她哭訴過自己常常被罵成拖油瓶，她面容比我們要大出好幾歲之多，帶著天生苦大仇深的樣子，但是比我們成熟得多，功課不錯，積極要求進步，好像是班上有數的幾個共青團員之一。
我們的英語老師兼班主任對她很同情，很關心備至，認為她是一個苦難中很上進的女學生，鼓勵她將來考大學，可以學師範，不需要家中出學費，有時把她帶到家裡送她一些有營養飯菜，看到她從來沒見過的美食，還有老師家的整潔布置，甚至還有一些她認為只有電影中資產階級才有的東西，比如泡泡紗的床單，鏤花的窗簾，刺繡的枕套，還有幾張老師四十年代末在杭州西湖穿著長裙的學生照，那時老師正是浙江大學風華正茂的女學生，這位同學想起她困難時期餓的浮腫死於肝病的媽媽，一輩子也沒穿過沒有補丁的衣服，文革一開始就充滿了莫名的興奮和仇恨。
我們班上幾個不諳世事的孩子們背地裡用她的姓取外號某媽媽，開玩笑說她適合作憶苦思甜的貧下中農老媽媽，稍加化妝即可上台，當然這都是我們這些不革命不積極幾個人私下的胡說，抖出來也會招惹麻煩的。
她貼出了大字報，批判英語老師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可能她也沒有想到其結果竟然引出老師的家庭背景，不僅和無產階級無關，而且還很有問題，這是一個十幾歲的女學生始料而不及的。
工作組開始把我們老師劃入二類三類之間，也就是敵人和朋友的含糊地帶，推一把過去，拉一把進來的危險境遇之中。可能她也有些良心不安了，記得從六六年那場校園紅色恐怖風暴之後，沒有多少人再理會她了，都躲著走了。
她不是那種揮鞭子打人的女紅衛兵，而是另一種恩將仇報的小市民，都是女孩中的另類，一旦風雨平息，人們心中自有定論。以後幾十年她再也沒有在同學中露面，可能也是良知發現，那種扭曲的革命風暴也害了十幾歲孩子的心靈。
校長和教師都成了貫徹資產階級教育體制的罪魁禍首，據說解放後十七年完全是修正主義統治著我們的學校，因為他們都是在舊社會上的大學，沒有受到純正無產階級教育，所以毛主席發動這場深入人們靈魂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掃蕩這些污泥濁水，我們的中學教師們被分成四類，第一類比較好的，第二類有問題的，第三類有嚴重問題但還不屬於敵我性質的，一般來說家庭背景都是很複雜的甚至反動的，第四類屬於敵我性質，通常是解放前就工作過的，或者參加過三青團國民黨的。
一類二類可以繼續待在學生當中通過學習改造，一同進行文化大革命，三類必須寫出觸及靈魂的檢查，由學生和革命派審查通過，第四類就是黑幫牛鬼蛇神，戴著大牌子被批鬥，失去人身自由隨時在革命小將的棍棒和銅頭腰帶的揮舞下接受大批鬥，那些十四十五歲的無知青少年用紅藍墨水潑在他們的臉上和眼睛裡，把他們的頭髮剪成陰陽怪樣，於是尊嚴和體面頓失，人不人鬼不鬼的，這時候好像他們成了非人類，誰都可以來批鬥他們。
我們的這位英語教師非常幸運，因為她的博學盡職和溫暖性格，又住在學校，我們幾個班級里她喜歡的學生們也住在學校，常去她家中，我記得好像大家自發地要保護她。
文革前教育局常常在她的課堂上進行教師觀摩教學，我們也習慣了教室里總坐著其他學校的老師旁聽，這樣她的處境就降低到有些危險的地步，我們幾個受到她鼓勵和看重的女生特地悄悄去她家，告訴她要把檢討寫的深刻一些，就往她的剝削家庭影響那兒套，反正她父母雙亡，怎麼罵都行，挖幾代也沒關係，越挖就越能順利過關，她的問題主要還是來自家庭背景，隱約中知道她父親在南京作過高官，但她是大學生身份，只要同學不雞蛋里挑骨頭，她會在第二類和第三類之間。
在深挖深批判之後，校方和紅衛兵組織宣布她是第二類，我們班男女同學大部分都非常高興，我們班的同學基本上很溫和。
後來在文革中，我和她發展出忘年交的友情，記得這位老師對我說的話，令我深受感動，她說這是人與人之間真正觸及靈魂的考驗，她對我們這幾個好心的孩子格外看重，認為可以和純潔的少年交心，反倒對她同年代的其他老師同事們，必須提防，絕不能說內心的感受。
因為職業的緣故，這位老師當然還是不忘告訴我一些英語的智慧之言，對我一生影響最深刻的一句話是「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天助自助者」，還有「Gather your rosebuds while you may」，簡直和中文表達同出一轍「花開堪折直需折，莫待無花空折枝。」文革中她一直鼓勵我自學，等待機會上大學。
這麼多年過去了，老師也早不在人世，想起那時學校里其他的數學政治語文教師們，有的遭受到非常不公和殘暴的待遇，他們那時的年齡大多是三四十歲或者五十歲，比我今天要年輕很多，對發生在校園裡的事情我們學生是那麼無助和不解，十幾歲的孩子唯一能做的就是躲避，後來就風吹雲散，都上山下鄉去了，幾年過後才知道那時所定的罪名都是莫須有的，老師們如此兢兢業業，為國家培育著下一代，得到的是拳打腳踢，惡語相對，我腦中浮出的一些十幾歲的兇惡面容，戴著袖章不可一世，有的後來不需考試上大學，躲避上山下鄉參軍，出國鍍金經商發財，投資移民捷足先登，後代都持有外國護照定居西方，自己裸官坐在高位上，隨時可以溜之大吉，想起來只能說今日我們的道路漸行漸遠。
但是少年就進入英語門坎後的影響還是終身相隨的，比如我常常想起林肯的名言：「You can fool all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and some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but you canno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你可以一時欺騙所有人，也可以永遠欺騙某些人，但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人」。
2019年寫於溫哥華
潤筆於舉世停擺的疫情
2021年三月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