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包括受過高等教育的普通人，都是沒有前後眼的。邁耶的德國學者朋友對他說，「我多次思考如下這一對格言——『抗拒開端（Principiis obsta）』和『考慮結局（Finem respice）』。但是一個人必須要能夠預見到結局，他才能去抗拒甚或去經歷開端。一個人必須要清晰而確切地預見到結局，但一個普通人甚至是一個非凡之人，他又如何做到這一點呢？在這些事態發展到極端之前，它們也許會發生變化；它們沒有發生變化，但它們也許會發生變化。每個人都指望著那個『也許』。」用「也許」來考慮問題是心存僥倖的小人物習慣了的一種選擇性關注。
普通人憑藉常識本能，害怕自己與別人在想法或行為上有什麼不同，害怕言行一不小心會給自己帶來麻煩。這種害怕來自「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隨著時間推移，它不是有所減少，而是增加了。在外面、在街上、在普通的社區里，『每個人』都很開心。一個人聽不到抗議聲，顯然也看不到任何抗議。」人們在私下聊天會說，「還不算太壞」，「你都看到了」，或者「你是杞人憂天啊。」盛世景象使人們選擇將害怕隱藏在心裡。
他們並不知道，還有許多別人也像他們一樣，「到處都在宣傳新秩序的所有恩惠，這影響和打動了『每個人』。也存在著恐怖，但沒有地方公告這些恐怖，它們就沒有影響到『任何人』。」由於希特勒政權並不像對猶太人那樣迫害雅利安人，所以普通德國人覺得「除了開會和納稅之外，他們沒有被強迫做更多的事；他們認為服兵役、當秘密警察和定量配給是理所當然的（誰不這樣認為呢？）」。既然如此，「服務於專制政權是自然的和非常明智的」，而專制政權對「那些想有一份工作、一所住宅」的人們有一些要求，又有什麼不可以呢？於是，接受專制的現實便似乎成了一種理想的自由選擇。
極權統治的「實惠」（給誰和不給誰）成為操控普通人「自由選擇」的無形之手。即使沒有人威脅他們必須有所何種選擇，他們也還是自願選擇不做那些會給自己帶來麻煩的選擇。由於這種「自由」的非自由選擇，常識失去了主導選擇的作用。邁耶就此寫道，「進行選擇的基本要素是常識，但壓力下的人最快失去的恰恰就是常識，因為他們與正常的境況隔絕了，處於被圍攻的『皮奧里亞』之中。人們受到的擠壓越猛烈，他們就越難進行推斷。他們必然會越難進行推斷。事實上，他們往往會變成不講道理的人；因為講道理是屬於這個世界範圍內的理智，而『皮奧里亞』處於這個世界之外。」皮奧里亞成為納粹第三帝國和其他集權專制帝國的象徵。
03常識不能自動對抗專制
在1933年以後的德國，普通人的常識一點一點地變成了幫助他們適應而不是不滿和抵制現實的知識。常識具有一般人不易想像的自我調整能力，如果一件事情在一開始的時候就與常識牴牾，那麼常識可能不接受它。但是，如果事情慢慢變化，那麼常識便會忽略細小變化的嚴重性。
「皮奧里亞」（Peoria）是一座為了對抗最可怕的紛爭而建立的專制城市，建城者的後代（如「某二代」）為了對抗在他們心目中抹不掉的紛爭和威脅，會把它傳承下去，他們要維護「一個新的皮奧里亞，一個更偉大的皮奧里亞，一個千年的皮奧里亞。世界將會盛傳它那亘古不朽的聲名，會拜倒在它高聳入雲的塔樓前。皮奧里亞會成為人類的典範。」「皮奧里亞」成為一個象徵，每一個以敵情觀念和築牆方式建立起來的意識形態堡壘都是一個皮奧里亞，它害怕戰爭，但卻需要敵人。在它精美的高塔中，「理論被設計成最宏大的秩序和最龐大的複雜體，這些理論要求只承認它們形成於其中的各種非世界性和理念」，結果是，居住在裡面的人們，他們被政府欺世盜名的陳詞濫調給灌醉，如邁耶所說，他們「總的智力水平下降了」。
近年來，一些中國知識分子設想，常識會有助於提高中國人總的智力水平。梁文道在文集《常識》的序里說，以「常識」為題，既是「歸宗於公共知識分子的傳統」，也是因為喜歡「『常識』這兩個字的豐富意蘊」。常識是對故作深沉和故弄玄虛的一帖清醒劑，常識破除假象，猶如天真的孩子說出皇帝沒有穿衣服一樣。提倡常識，是因為「如今國人頗有一種凡事都要往『深處鑽』，議論總要談『本質』的傾向，點評志願者的救災行動還偏要扯到中西文化差異的『高度』，解穴於華夏文化的『基因本質』，種種關於『本質』和『深度』的空洞玄說不只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有時還會塑造出更難理解的偶像和幻覺，這些皆偏離了常識的軌道」。還有的則認為可以用常識「堅守真實，只認死理和真相」，或是將公共事務大致分成兩類，一類不需要專業知識背景，可以通過常識來判斷對錯；另一類需要專業知識背景（比如基因改造、PM2.5問題）。顯然，人們對常識在社會生活中的認知和政治作用已經開始有所積極思考。
邁耶記錄的小人物常識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常識是否可以在「皮奧里亞」之城裡真的提升人們總的智力水平。常識也許是有破除假象、堅持真實和真相的作用，但是。常識也是很容易被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所謂常識，應該是指那些能夠不證自明，可以不言而喻，直至眾所周知，最終心領神會的日常觀念。觀念是一個學習與接受的過程，觀念無法自動進入人的頭腦和想法中去，需要通過經驗或教育來逐漸形成。如果某些觀念不能從日常生活的直接經驗中習得，那就不妨從他人那裡借用過來，其中的知識越普及，觀念就越可能以「正確看法」的形式變成常識。在階級鬥爭知識極為普及的「文革」期間，常識讓普通人滿眼看到的都是「階級敵人」、「黑七類」和「顛覆破壞」。
常識在中國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是曖昧而且矛盾的。常識並不一定是推動社會改革的知識力量，因此不宜過分推崇。常識是人的生存環境的產物，是社會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不同國家裡普通人的常識內容和作用會有很大的不同。常識不是人天生頭腦里就有的。一般的常識之所以是常識，是因為那是民眾早就在日常的利害關係中知道了的。常識有時能讓人頭腦清醒，不容易被花哨的說辭欺騙，但常識並不會因此引發反抗的行為。生存環境能決定人選擇怎樣的常識，給哪種常識以優先考量。例如，常識能讓人看到社會裡的許多腐敗和虛假，不相信那些虛偽的歌功頌德之辭。但是，知道跟有錢有勢者的腐敗、虛假過不去，是要吃虧的，這也是常識。這兩種常識是相互抵消的。後一種常識甚至還會更占上風，因為凡是有常識的，都特別清楚自己的生存需要，做人要圓滑識相、要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這樣才能安身立命、左右逢源。為了明哲保身，更不能強出頭或者以卵擊石。美國作家萊文（Larry Niven）挖苦常識道：「常識就是，a.不要朝持槍者扔大便，b.也不要站在朝持槍者扔大便的人旁邊。」
在1933年以後的德國，普通人的常識一點一點地變成了幫助他們適應而不是不滿和抵制現實的知識。常識具有一般人不易想像的自我調整能力，如果一件事情在一開始的時候就與常識牴牾，那麼常識可能不接受它。但是，如果事情慢慢變化，那麼常識便會忽略細小變化的嚴重性。這在納粹德國和別的地方都是有先例的，「如果這整個政權的最後和最惡劣的行徑是在他們最初和最輕微的行徑之後馬上就發生了的話，是足以令數千人甚至令幾百萬人感到震驚——讓我們假設，1943年用毒氣殺死猶太人這次事件，緊接著發生在1933年那件把『德國人商鋪』的標籤貼在非猶太人店鋪的窗戶上之後。可是事情當然不是這樣發生的。在這兩件事之間共發生過數百個小步驟，有些根本無從察覺，每個小步驟都讓你做好準備，不會被下一個小步驟震住。步驟C並不比步驟B壞很多，而且，您沒有在發生步驟B的時候進行抵抗，那為什麼要在步驟C的時候這樣做呢？於是接下來是步驟D。」
如果我們把今天中國人的常識與60年或70年以前中國人的常識比較一下的話，也許會發現，我們的常識里有了許多前人匪夷所思的東西，也許是有一些與現代民主有關的東西，但更多的也許是前人會認為非常邪惡的東西。我們是怎樣一路走下來的呢？也許我們需要有人像邁耶那樣為我們寫一本記錄普通人常識和小人物自我意識變化的微型社會學歷史。這樣的歷史可以讓我們看到，「生活是一個連貫的過程，一個流動的東西，根本不是一系列動作和事件的組合體。生活流到了一個新的層次，裹挾著您，而您這邊完全不費任何力氣。在這個新的層次，您生活著，您每天都活得較為舒服，您有了新的道德觀和新的信條。您已經接受了您五年前或一年前無法接受的那些事情，您已經接受了那些您的父輩——即使是在德國——都無法想像的事情。」在我們「每天都活得較為舒服」的生活里，不是也已經有了太多我們的前人所無法想像的事情嗎？
本文作者徐賁，1950年出生於蘇州。美國麻薩諸塞州大學英語文學博士，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兼職教授，海內外知名公共知識分子。著作包括《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走向後現代和後殖民》《文化批評往何處去？》《知識分子——我的思想和我們的行為》《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全球正義和公民認同》《什麼是好的公共生活》(當年榮登「網易公民閱讀2011年度十大好書」之首)《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懷疑的時代需要怎樣的信仰》《政治是每個人的副業》,並編有《復歸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父親徐幹生的回憶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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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爾頓·邁耶，德裔美國猶太人，身份複雜的著名記者和專欄作家。二戰時他曾是一名拒服兵役者。「正派的人」如何且為何成為納粹，這個問題吸引他在戰後旅居德國，並與當地的德國家庭共同生活長達十年之久。他由此了解納粹統治下普通德國人的生活故事，也催生了這本極具影響的書：《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
十位曾在納粹時期生活過的小人物是其主要受訪者。在他們的講述下，納粹主義不僅是一種政治體制或意識形態，更是十分適合一戰後德國人氣質和心態的世界觀。納粹征服了偉大的和平庸的德國人的心靈，也壓垮了他們。邁耶精闢地寫道：德國對納粹主義的積極性很明顯就是「小人物變瘋了」。
本書堪稱一份研究第三帝國時期德國生活的微觀社會人類學報告，它最有價值的貢獻是向人們展示了一幅觀念的圖景：納粹體制如何在普通德國人的層面以及德國社會內部發生作用。這些極具顛覆性的內容引人深思，關乎德國人，更關乎我們每個人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