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尉健行的撰稿人王友群博士（新唐人電視台提供）
據大紀元退黨網站統計，至2022年8月3日，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簡稱三退）的人數已突破四億。
這是一件對當代中國、當代世界都有重大影響的大事。
但是，可能還有不少人會問：為什麼必須退出中共黨、團、隊？
因為中共是一個假、惡、鬥、反天、反地、反人類、反神佛的邪教。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對此作了系統的闡述。
關於中共假、惡、鬥的本質，此前，我曾多次談到過，這裡，再結合我個人的親身經歷，談一談這個問題。
我是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的法學博士。
我的導師高放教授，被稱為中國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被前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會長趙曜，譽為當代中國「百科全書式的」學術大家；曾經是中國三十多所高等院校的兼職教授或講座教授；獲得過國務院頒發的「為發展高等教育做出突出貢獻」證書；擔任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等職務；退休後，被中國人民大學授予「榮譽一級教授」。
高放教授曾在中央黨校給時任中共黨政軍最高領導人胡錦濤上過課。
我博士畢業後，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部）工作，是中紀委監察部招收的第一批三個博士中的一個。
我修煉法輪功的有關情況
我是從1995年5月3日開始修煉法輪功的。
修煉法輪功之後，我的工作勤勤懇懇，認認真真，深得中紀委監察部領導的信任。
曾執筆撰寫過《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中國紀檢監察報》評論員文章，《求是》雜誌特約專題文章，《黨建研究》特約專題文章，《十五大報告輔導讀本》中的有關文章；參與了「九五」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過程中的黨風廉政建設」的研究。該課題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獎」。
我是中共「黨內監督條例」起草小組成員之一；參與過中共中央國務院、中紀委監察部有關反腐敗法規的起草、制定、宣傳工作；是中共「廉政準則」、「黨員權力保障條例（試行）」、「收入申報」等規定的釋義者之一；多次參與中紀委全會的文字工作；參加過與美國監察長代表團的會談；執筆起草過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關於軍隊、武警部隊、政法機關不再經商的通知」等；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尉健行的撰稿人之一。
在1999年4月25日萬名法輪功學員到中南海上訪前五個月，1998年11月，我在與尉健行共進午餐時，親手將135名法輪功學員聯名向江澤民反映法輪功問題的信，我寫給尉健行反映法輪功問題的信，以及十多名留學美國的博士寫的《海外學子的心聲》，送交到尉健行手上。尉健行看過後，將這三份材料交給時任中紀委副秘書長彭吉龍。
直到1999年4.25事件發生時，尉健行從來沒有就我修煉法輪功批評過我一句。直到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作出取締法輪功的決策之日，尉健行從來沒有禁止我修煉法輪功。
7.20之前，我所在的黨小組、黨支部、黨總支，沒有召開一次會議，就我修煉法輪功，批評過我一句。
我給江澤民寫信
1999年4.25事件當晚，此前長達七年從來沒有對法輪功問題進行全面、深入、細緻調查研究的中共黨政軍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在寫給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信中，居然得出了必須「戰勝法輪功」的結論。
1999年4月29日左右，中紀委監察部領導向我傳達了江澤民的信。我聽完傳達後的第一反應是，江澤民可能不了解法輪功的真實情況。
1999年5月7日，作為一名中紀委監察部官員，同時又是一名法輪功修煉者，我本著對國家、對人民、對歷史負責的態度，根據我修煉法輪功四年多的親身經歷，以及我聽到、看到的國內外法輪功修煉者的心得體會，寫了致江澤民的信《法輪大法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5月8日，以掛號信方式，寄給江澤民。就法輪功問題，向江澤民講了真話。
但是，當時的江澤民，根本聽不進關於法輪功的任何真話，一意孤行，非要鎮壓法輪功不可。
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動用全部國家機器發動對法輪功的鎮壓。
我被開除黨籍
1999年7.20當天，我被中紀委監察部、北京市警局、北京市武警總隊組成的專案組「隔離審查」。
1999年7月26日，我被「隔離審查」的第六天，被開除黨籍。我可能是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之後全黨第一個被開除黨籍的黨員領導幹部。
我被「隔離審查」四個半月、135天。
專案組經過內查外調：沒有發現我有1分錢的經濟問題；沒有發現我的本職工作有任何違紀違法問題；也沒有發現我有任何不正當男女關係問題。我唯一的問題是寫了致江澤民的信，就法輪功問題，表達了跟江相反的觀點。
我之所以給江澤民寫信，重要原因之一是，修煉法輪功的四年多，是到那時為止我有生以來各方面表現最好的四年多。
就身體而言：我沒有花中紀委監察部1分錢醫藥費，身體狀況良好。
就工作而言：我的良好表現有目共睹。直到1999年4.25事件發生前九天，我還參與了尉健行在全國紀檢監察法規工作會議上講話的起草。
就作風而言：在當代中共官場存在的最普遍的兩大腐敗問題——貪財、好色上，我按照法輪功的要求，做到了最好——不貪1分錢的不義之財，不好半分的色。
但是，就在我修煉法輪功後各方面表現最好時期，僅因我就法輪功問題向江澤民講了真話，我竟然受到開除黨籍的黨內最高處分和辭退的行政處理。
據我了解，尉健行在處理我的問題上，受到了來自江澤民的巨大壓力。
在中紀委常委會討論對我的處分決定時，有人提出，除了要開除王友群的黨籍外，還要給予王友群行政降級處分，但被尉健行擋住了。尉健行說：「降什麼降？他一個博士，到哪裡至少是個副處級。」
我請江澤民依法查處泄露總參絕密文件問題
2001年12月，我到北京廣播學院（已更名為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新聞傳播編輯室工作。
由於有1999年7.20以來受迫害的經歷，在工作中，我不得不小心謹慎，盡力避免犯政治錯誤。
在審讀《21世紀第一場戰爭》這部書稿時，我發現書稿中存在泄露總參絕密文件等問題。
鑑於中紀委監察部第七室副局級官員、法輪功學員葛秀蘭，因所謂泄露絕密文件問題，被「隔離審查」四個多月，受到開除黨籍、行政降兩級、被迫提前退休、被全國各大媒體公開點名批判的嚴厲懲罰，對於泄露總參絕密文件等問題，我不得不嚴肅認真對待。
我在「審稿意見」中提出，在泄露總參絕密文件等問題查清楚之前，本書暫不宜出版。
但是，社長蔡翔為了照顧關係，非要出版這本書不可。
我堅持「按原則辦事」，蔡翔堅持「按關係辦事」。因為我在原則問題上不讓步，2003年8月1日，蔡翔一氣之下，將我「辭聘」回家，非法剝奪了我的工作權。
就蔡翔因為我在泄露總參絕密文件等問題上堅持原則非法剝奪我的工作權問題，從2003年8月1日起，我給時任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寄了許多掛號信，請求江依法查處泄露總參絕密文件等問題，依法維護我的工作權。
泄露總參絕密文件問題，毫無疑問，屬於涉及中共軍隊最高層的重大政治和法律問題。
這是時任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職權範圍內的事，是江應該管、必須管、能夠管的事。
江澤民在《領導幹部一定要講政治》中指出：「我們的高級幹部，首先是省委書記、省長和部長，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一定要講政治。我這裡所說的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觀點、政治紀律、政治鑑別力、政治敏銳性。在政治問題上，一定要頭腦清醒。」
江澤民在十五大報告中說：「領導幹部首先是高級幹部要以身作則，模範地遵紀守法」。
從2003年8月1日起，我在寄給江澤民的信中，反覆引用江的原話，反覆引用「保密法」等法律法規的明文規定，請江按他自己說的話辦事。
但是，無論我給江寄了多少封信，多長時間的信，措辭多麼尖銳、激烈的信，江全都視而不見、充耳不聞。
口口聲聲要求高級幹部「一定要講政治」、「在政治問題上，一定要頭腦清醒」的江澤民，面對我擺在他面前的重大政治和法律問題，卻完全變成另一幅嘴臉——麻木不仁、昏睡不醒，不辨「政治方向」，喪失「政治立場」，丟棄「政治觀點」，不講「政治紀律」，毫無「政治鑑別力、政治敏銳性」，帶頭不「遵紀守法」，將他自己公開講的話，全到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江對待我長時間接連不斷向他反映泄露總參絕密文件問題的態度，概括起來，就是十四個字：死豬不怕開水燙，我是流氓我怕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