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之後，李菊梅逢人就說：「是法輪大法救了我的命」，認識他的人親眼看見她的轉變，也都說：「法輪大法好！」
法院在場的人聽了李菊梅的故事都很感動，就連坐在律師對面的公訴人也認真地聽著，從公訴人的神態，可以看出她也被這一個事實給震撼了。
問完李菊梅的生平，張律師轉而問說：「你是在什麼情況下被公安抓走的？」
李菊梅回答：「去年十月二十三號下午，我正在公園裡散步，突然來了兩輛車，下來四個彪悍的男人把我綁架上車。」
張律師繼續問：「你當時在散步時，還做了什麼？」
李菊梅回答：「我遇到我以前的學生，她很驚訝：『呀！老師你身體好啦？！』我說是呀，我煉法輪功煉好了！我就跟她講了我的經歷和法輪功的美好。」
法庭里的李菊梅面色紅潤、精神奕奕，和當初生病時，形銷骨立的樣子簡直判若兩人，更別提她將近六十歲了，看起來卻像只有三十多歲的人一樣。
張律師接著又問李菊梅：「你有沒有使用暴力、強迫的方式讓他人接受你的理念和觀點？」
她坦蕩地回答：「沒有！我師父教我按『真、善、忍』做人處事，怎麼會使用暴力強迫他人呢？這與我的信仰相違背。」
問答結束後，張律師以大篇幅的論述說明了「利用邪教破壞法律實施」必須符合兩點：一是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第二點，是破壞了國家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實施，這兩者缺一不可。
然而，就第一點，從一開始提供的文件，國家確認及公布的十四種邪教里，根本沒有法輪功。因為法輪功不是邪教，所以，公訴人沒有任何的證據來證明李菊梅和哪個邪教組織有關係。
既然現實中，現行的法律和司法組織都沒有把法輪功定為邪教，那麼為什麼有人認為法輪功是邪教呢？張律師緊接著對在場的人做了說明：真正首先把法輪功和邪教聯繫起來的是九九年十月江澤民在接受法國《費加羅報》採訪時，說出法輪功是邪教。接著《人民日報》就發新聞說法輪功是邪教。但是，領導人的講話不是法律，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新聞媒體的文章，更是如此。
於是，張律師不只從法律上駁斥了以參與邪教名義來抓捕法輪功學員的合法性，更提出法輪功學員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憲法保障。
既然李菊梅沒有參與邪教，那麼她有沒有破壞法律實施呢？同樣的，在庭審中公訴人沒有出示李菊梅破壞了哪一部法律或行政法規的證據。張律師一針見血地點出，公訴人出示的證據與案件沒有關聯性。
從扣押清單來看，《轉法輪》和煉功錄影帶都是教人向善的，與指控的罪名沒有任何關係。《轉法輪》這本書在九九年前，更是人手一本、大街小巷到處都有的。
至於說介紹法輪功的真相資料，例如「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等資料、口號，其實，向他人推薦和介紹法輪功，就像是商家散發宣傳資料，向消費者宣傳自己的產品和服務一樣，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內，並沒有觸犯任何法律、法條。
所以，公訴人控告李菊梅的罪名，是根本沒有辦法成立的。
當張律師有條有理地闡述完李菊梅無罪的理由和法律依據後，他話鋒一轉，講起了一個故事。
一九九二年二月，正是柏林圍牆倒塌兩年後，有一名東德的衛兵因為開槍殺死了企圖越過柏林圍牆的青年而接受審判。那名東德衛兵英格‧亨里奇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時說：「那個時候我只是在遵循法律和執行上級的命令，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罪不在己。」但法庭最終的判決是：開槍射殺無辜平民的衛兵亨里奇，有罪，判處他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釋。
那時，法官在法庭上對亨里奇是這麼說的：「作為士兵，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槍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權利，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
講完故事，張律師再次開口說道：刑法第251條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非法剝奪公民信仰自由，情節嚴重的，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以「利用邪教破壞法律實施」來構陷李菊梅，已經觸犯了刑法第251條「非法剝奪公民信仰自由罪」。
司法人員應以維護正義、良知、遵循善法做出正確的判決。法輪功教人向善，以「真、善、忍」為準則，福益家庭、社會，提升大眾道德，因此，應當判決我的當事人李菊梅無罪釋放！
張律師話音剛落，全場頓時掌聲雷動，久久不息。
上訴案結束之後，李菊梅的家人們振奮地帶著期待等待著法院的通知。經過了將近一個月的等待，郴州市中級法院的通知終於到了，家人們抓著紙，紙上黑鴉鴉的字說來說去，表達的卻都是同一個意思：維持原判。
李菊梅仍然被判了七年刑期。
在每個庭審的最後，都會交由當事人進行陳述。上訴案那天，李菊梅對著滿庭聽眾、對著控訴她的律師、法官說：世間善惡有報，不要跟隨著共產黨行惡，三退能保平安，各位請答應我退出從小的紅領巾、長大所入的團以及工作後入的黨，讓自己擁有美好的未來。
人間的正義也許會遲到，在中共的鎮壓政策下，也許有些人依然缺乏勇氣抗拒，而李菊梅她沒有憤怒，也沒有提及自己的無辜，她勸告著人們遠離邪惡的中共，她在自己的危難中仍然對法官、律師殷殷勸善，在善惡有報的天理下，得以避難得福。這正是她修煉法輪大法後善良境界的體現。
文章轉載自明慧廣播：一百個中國家庭的故事——她在被告席上呼喚善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