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欠，又看了一篇中國歷史研究院的有關階級分析方法的萬字文章。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中國歷史研究院歷史文化傳播中心主任、歷史研究雜誌社副社長王廣。
文中提到：
從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存在著迴避、遠離甚至排斥階級分析方法的現象。
近十多年來，在包括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考古學等多個學科的研究中，出現了重回階級分析方法、運用階級分析方法透析理論和現實問題的趨勢。
在階級尤其是階級鬥爭問題上，必須既要反對「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觀點，也要反對「階級鬥爭熄滅論」的觀點。
文章說，重新審視階級問題，一方面是由於世界範圍內社會歷史現實的倒逼，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近年來新冠疫情的多重影響使得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呈現頹勢，同時國際壟斷資本主導的全球化在世界範圍內造成了「再無產階級化」等現象，這些都使得人們有必要重新審視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的時代價值。
以下是全文：
階級分析方法仍是認識歷史、把握歷史的科學方法
在人類思想史上，任何一種真正的思想體系，總離不開獨具特色的學術話語和方法論支撐。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宏偉的理論大廈中，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是具有支撐意義的根本觀點和根本方法，是體現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本質、性質和特色的重要內容。列寧指出：「必須牢牢把握住社會劃分為階級的事實，階級統治形式改變的事實，把它作為基本的指導線索，並用這個觀點去分析一切社會問題，即經濟、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問題。」他甚至強調：「階級關係——這是一種根本的和主要的東西，沒有它，也就沒有馬克思主義。」從思想史上看，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為人們正確認識歷史、把握歷史提供了科學指南；從實踐層面看，它為世界範圍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階級分析方法在中國革命實踐中也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成為中國人民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新中國和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銳利武器。但在一定歷史時期，僵化、教條式的理解和運用階級分析方法，也曾給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以及學術研究留下了深刻的歷史教訓。當前，深化史學理論研究，建構具有鮮明特色的新時代中國史學，需要深入理解階級分析方法的豐富內涵和歷史意義，在史學研究中科學合理地加以運用，讓這一重要研究方法煥發出新的時代價值。
一，中國學界看待和運用階級分析方法的幾個階段
「偉大的思想也有自己的《fate》［『命運』］。」馬克思這一論斷同樣適用於階級分析方法。通觀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來的學術史，中國學界對階級分析方法的看待和運用，走過了一段複雜而曲折的發展過程，大體上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一是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到新中國成立，階級分析方法成為重要的革命理論指南和學術研究範式。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階級分析方法也隨之傳入中國。這一方法以其鮮明的階級性和理論上的徹底性，逐漸成為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嚴酷而緊張的革命鬥爭實踐中，分析革命問題、制定鬥爭策略的重要工具。李大釗在《階級競爭與互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文章仲介紹了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他指出，馬克思的「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將馬克思主義關於過去、現在、將來的三大理論「從根本上聯絡起來」。1921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大會上，從理論的高度簡潔明了地概括了世界範圍內解決社會問題的五種方法：一是倡導社會改良、主張階級協調的所謂「社會政策」；二是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主義」，反對無產階級舉行暴力革命和施行無產階級專政，主張走議會制民主道路；三是「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四是「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主張當時的中國首要問題是興辦教育和發展實業；五是無政府主義。在這些方法中，毛澤東明確指出：「社會政策，是補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黃愛、龐人銓等人於1920年11月21日在長沙成立湖南勞工會，初創時受到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思想影響。毛澤東在1921年11月21日，即湖南勞工會成立一周年時提出了改組建議，明確講道：「勞動組合的目的，不僅在團結勞動者以罷工的手段取得優益的工資和縮短工作時間，尤在養成階級的自覺，以全階級的大同團結，謀全階級的根本利益。」他強調：「這是宗旨所在。」可以說，在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中，毛澤東是最為堅定主張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的。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這一名篇中，毛澤東直截了當地提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正是依據階級分析方法，中國共產黨人正確地分析了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中國革命的動力、依託、對象、任務、途徑等一系列問題，走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道路，最終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在這一過程中，階級分析方法也成為以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馬列五老」和李達、艾思奇等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學派的重要研究範式，推出了一大批為學科發展奠基立論的經典篇章。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的自序中就強調，是書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為「嚮導」，性質「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則運用階級分析方法，深刻地敘述了殘暴的封建統治如何壓迫農民階級以及後者如何被迫起來反抗壓迫的歷史過程，肯定了農民起義的偉大歷史作用。
二是20世紀50—70年代，存在簡單化、教條式地理解和運用階級分析方法的現象，而隨著現實形勢的發展，這一研究方法逐漸轉變為政治和意識形態工具。
隨著「三大改造」完成和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確立，黨和國家開始了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辛探索。在這一過程中出現的反右派鬥爭擴大化和「文革」等問題，都與人們對階級問題和階級分析方法的錯誤理解有關。「由於對階級鬥爭的形勢作了過於嚴重的估計，把大量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敵我矛盾，把大量思想認識問題當作政治問題，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關於「文革」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則是：「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積累下來的成功的階級鬥爭經驗，使人們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新矛盾時容易沿用和照搬，把不屬於階級鬥爭的問題看作階級鬥爭，把只在一定範圍記憶體在的階級鬥爭仍然看作社會的主要矛盾，並運用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的方法來解決。」在這種現實形勢的強烈影響下，階級分析方法脫離了其自身的科學性和學理性，脫離了學術研究的正常範疇。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隨著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提『階級鬥爭』，黨的政策重新發生『左』的逆轉，史學領域強調『階級分析』的風氣日盛，『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的論爭成為這一時期史學界探討的主題」，再加上政治領域的深刻影響，一些人「將『革命』等同於『階級鬥爭』，又將階級分析方法『唯一化』，使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陷入僵化困頓」。
三是從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存在著迴避、遠離甚至排斥階級分析方法的現象，較少有研究提及或運用這一理論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