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扶持當地人統治就絕不派官員過去，為什麼？省錢啊！
海洋邏輯和大陸邏輯非常不一樣的就在於他們的目的完全不同：
海洋秩序的關鍵詞是貿易，而大陸秩序的關鍵詞是土地。
不管你用什麼天花亂墜的政治理論，你會發現決定性因素最後都會歸到人性的兩大訴求上：
生存和自由。
大陸的生存模式依賴土地，所以對土地極為看重，海洋的生存模式是貿易，所以對開放極為看重。
國際政治的衝突大多由此衍生。
如果你對此沒有深度的洞見，那你只配擁有庸俗的世界觀和對歷史毫無解釋力的沮喪感。
除了大社會小政府的自治傳統，英國人還有一套很能打的秩序武器——普通法。
對通行於世的兩套法律體系——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施展用了兩個非常簡明精準的詞來加以區分。
他說，普通法是「發現」出來的，而大陸法是「發明」出來的。
因為中國沿用的是大陸法系，同時對「制定法律，規範臣民」的法家傳統耳熟能詳，所以對英美普通法的思路非常陌生，中國人大多都不太明白，法律明明是被人「發明」、「制定」出來的，如何能是被「發現」出來的呢？
這就要回到西方歷史中去找答案了。
我之前在論述中世紀日耳曼蠻族的傳統時說過，中世紀眾多封建王國的權力結構，是合伙人關係，以契約為基礎。原因就在於，中世紀犬牙交錯的權力格局，沒有任何一個勢力能夠占到壓倒性的優勢。
封建割據，王權和教權長期博弈的結果，就是博弈各方都深知大家如果不遵守契約，遊戲就玩不下去，國王的實力有時候還不如大貴族，所以久而久之自覺形成了「王在法下」的潛規則，這不是國王願意服從法律，而是力不從心的無奈。
而普通法就是在這些契約的基礎上，不斷演化出來的法律體系，由一個個的案例所組成。
所謂「發現」，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的，這些案例和法律表達不是某個人、某幾個人預先白紙黑字寫下來的，而是由一份份互動博弈後的契約，在歷史長河中慢慢抽象出來的。
反觀大陸法的出現，就是伴隨著歐陸國王的日益強大，用羅馬法的方式以立法的名義，實際上傳達的就是國王的意志，因為這個時候的歐陸國王已經擁有強大的陸軍來壓制不服的貴族，形成君主專制。
而英國恰好因為島國的地理條件，並沒有形成強大的王權，還是延續了日耳曼大社會小政府的傳統，很好的保存了普通法系。
那麼，為什麼說普通法就有利於英國的海外擴張呢？
這恰恰是因為普通法是「發現」出來的，它本身就是互動博弈的產物，天然帶有普適性和擴張性，它最擅長的就是在大不相同的文化習俗之上尋找共通規則了。
英國商人走到哪兒，英國法律就會被帶到哪兒，而且他們並不要求對方國家接受英國法律，而是保留各自的法律，去找到超越於各自法律之上的、更有普遍性的一些規則，讓大家都能接受的規則。
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大陸法就好比強買強賣，我說多少就是多少，而普通法就是自由交易，允許討價還價。
那你說，誰會更受歡迎？誰更具備普適性和實操性呢？
當然是普通法了。
於是，英國各種民間組織和商人就靠著這兩套秩序武器，把英國的政治秩序和經貿秩序迅速擴展到了全世界，誤打誤撞的形成了一個遍及全球的龐大帝國。
要知道，英國政府自身可沒有那麼大的能力，它可沒有那麼大的本錢，這完全是依靠英國商人的冒險和投資行為，自發形成的。
然而，正是因為擴張發自民間，也讓這個擴張成本最低，效率卻最高。
04
如前所訴，隨著地理大發現和技術躍遷，海洋秩序很快就擴展到了中央帝國的邊境。
「內卷化」的中央帝國在經受了被列強壓制的痛苦過程中，也在不斷醞釀擺脫「內卷化」的新出路。
在歷史機遇面前，中國的最佳定位，即不是海洋秩序，也不從屬於大陸秩序，而應該是這兩種秩序的仲介和樞紐。
中國的超大規模性，讓中國內部本身就同時具備海洋、大陸以及海陸仲介這三大部分。
東部沿海地區是海洋秩序，西部地區是大陸秩序，而中原腹地就是仲介連接，負責把東部產生的巨大財富轉化為向大陸地區投放的秩序。
這三大部分本身自成體系，是中國無法替代的核心實力。
香港的二元性，使得中國得以和全球秩序有效連接，獲得來自海洋秩序的強大資本；
新疆（與歐亞內陸密不可分的歷史關聯）的二元性，讓中國得以和歐亞內陸無縫連接。
香港和新疆本身具備的無可替代的二元性，不但可以讓中國獲取來自兩種秩序的資源，也可以藉以向海洋秩序和大陸秩序投放影響力，從而進退自如，這是最符合中國特點和國家利益的定位。
05
根據美國學者沃勒斯坦的理論框架，之前的世界經濟秩序是「中心-外圍」的結構，這個「中心」毋庸置疑指的是西方已開發國家，而其他國家和地區都是外圍。
從工業革命以來，作為中心的西方已開發國家，主導著全球的政治、經濟、軍事、法律、技術等等幾乎所有秩序，外圍國家只能成為中心國家的市場和原材料供應地。
因為西方國家的強大的綜合實力和秩序覆蓋能力，這個情況一直延續到了20世紀末、21世紀初，這個結構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而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世紀之交，西方國家開始了創新經濟的轉型，其製造業開始大量外包。而恰巧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國施行分稅制和土地財政，形成了規模巨大的空白工業開發區。
於是，借著這個因緣巧合，中國以超乎所有人想像的方式迅速崛起，成為這場西方製造業大轉移中的最大贏家。
中國本身具有的巨量人口和超大體量最終導致，全球的製造業在環中國海地區形成了足以供應全球的集聚區，這就是經常見諸媒體的「世界工廠」的由來。
全球製造業的大轉移導致的結果是：
西方國家與亞非拉的開發中國家在事實上，產生了某種程度上的經貿隔離。
什麼意思呢？
因為亞非拉這些開發中國家工業基礎落後，缺乏形成製造業基地的各種條件，在整個生產流程中，只能處於提供原材料的最低端地位。
在之前的「中心-外圍」結構中，研發、製造、銷售基本為西方國家所壟斷和支配。西方國家需要和這些原材料來源地國家打交道，來獲取原材料。
然而，隨著製造業中心轉移到了中國，那麼情況變了，跟他們直接打交道的國家變成了中國，西方國家只需要跟外包方——中國打交道，這些開發中國家也只需要跟上游環節——中國打交道。
這就是所謂的「經貿雙循環結構」：
第一循環：中國對西方出口製成品，從西方進口技術、資金以及各種高端服務業；
第二循環：中國對開發中國家出口製成品，從開發中國家進口原材料。
在這兩個循環中，中國都處於仲介樞紐地位。
雖然全球經濟的推動力依然在西方，這是因為製造業的根本需求和驅動力在於創新經濟的拉動，這很好理解，沒有需求，何來製造呢？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全球製造業秩序中，在過去幾十年中，中國占據了重要一環，也是美國催動製造業回流美國的深層憂慮所在。
美國意識到，不把握製造業，必然受制於中國。
製造業大量外包，雖然卸下了包袱，提高了效率，也同時增加了風險。
在中美目前政治較勁的關係背後，實際上有著經濟、貿易、供應鏈和高科技上的全方位考量。
以上所有判斷，都是源自對中國歷史的重新解構，以及中國在古代與近現代與世界的真實連接方式的梳理之上。
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這種全新的解構拋棄了很多可能束縛我們的陳舊觀念，使用的工具不老套、不空洞，具備強大的解釋力，並拓展了我們在面對未來與世界的更多可能性。
雖然當今的世界並不太平，各國正在激烈對抗並形成針鋒相對的陣營，部分脫鉤的現實，讓曾經賺的盆滿缽滿的中國的「經貿雙循環樞紐」的最佳定位已不復存在。
目前問題已非我們還想不想站穩這個最佳定位的問題，而是美西方已經達成共識不讓中國站穩「經貿雙循環樞紐」的最佳定位，而試圖在自己的價值陣營內自建供應鏈。
未來的世界將不可抑制的重新走向分崩離析，由全球統一市場進入分割市場的年代，由雙循環走向數個內循環。
這是讓人遺憾的現實，卻也是我們不得不接受的現實。我們可能不得不需要重新找到另一條路來建立與世界的通路。
在全體化正在走向終結，舊秩序瓦解、新秩序尚未成型的關口，我們將如何抉擇和應對，考驗我們每一個人的智慧和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