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數字極權主義」將抗爭⾏動的物理空間幽靈化。這些年在產、學、研、政界吵得極熱的⼤數據、⼈⼯智能、元宇宙等概念，還沒來得及運⽤到造福社會、民⽣上（⼀直這麼⿎吹的），率先成為控制社會的完美⼿段。當極權主義與數位技術聯盟時，其邪惡性遠超納粹時代，且難以識別。⾏程碼、核酸碼就是⼀個個如影隨形的監控器與電⼦鐐銬！每個⼈同時就是⼀座「移動的監獄」。數字時代之前的社會監控，監控所處的地點與時間是相對固定的，⼈是移動的，⼈們總能夠在監控不可見及的時空找到⾏動的機會；之前的監獄是固定的、針對特定⼈的，現在的監獄是與⼈⼀起流動的、並針對所有⼈的。在解封後⽆死⾓的監控下，被封控早已被耗盡⼼⼒的⼈們，再難以產⽣⾏動。
其五，⽅艙——作為集中營象徵符號，成為⾼懸於⼈們頭上的達摩克⾥斯劍，「也許明天就輪到⾃⼰」的恐懼感，摧毀了⼈們的精神與意識世界。封控之初，⽅艙是征⽤學校、體育館、醫院等設施，是臨時場所。其惡劣的條件，以及被強⾏帶往不知何處的執⾏狀況，讓⼈們在恐懼中⽇夜警惕，把家庭作為嚴防死守的單元，又談何社會抗爭？近⽇，各⼤城市啟動了天⽂數字招標的「⽅艙」隔離點固化建築項⽬，這⽆疑是在建「集中營」——把固化⽅艙作為⼀種精神與⼼理恐嚇符號，將進⼀步培養順民，把法西斯統治「常態化」「合法化」「長期化」。說來黯然，如果制度不改，將來相當長的時間⾥，中國將難以產⽣社會抗爭運動。
其六，不同城市採取差異化封控，分化、⽡解了抗爭的團結性：通過長期（尤其是亂政⼗年）的信息封閉洗腦和奴化教育，中國社會已分化為三類⼈——蠢⼈，壞⼈，有獨⽴思考與判斷能⼒的⼈。蠢⼈，就是只接受官⽅信息來源與渠道的⼈，占中國⼈⼜的絕⼤多數，⽂化程度不⾼者占⼤多數，是⽑左、民粹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的溫床，主要分布在鄉鎮、⼆三四線城市，這⼀類⼈又分為沉默的⼤多數與「民間戰狼」——前者只是默默⽣活，⽆⼒影響社會，後者成為數字極權主義統治的擁躉與基礎。
壞⼈，又可以稱為騎牆派，精緻的利⼰主義者，「平庸的惡」的艾希曼。他們什麼都明⽩，知道極權社會的惡，但裝糊塗，附逆諂媚。他們貌似忠厚，卻壞到⾻⼦，時刻準備為極權者獻投名狀。各種社會階層都有這樣的⼈，也是極權控制的基礎。
有獨⽴思考能⼒者主要是中產階級——接受過良好教育，有多元信息來源與渠道，持有更包容、開放的現代觀念，主要分布在北上⼴深這類⼤都市中，他們更有反抗精神、願望與能⼒，更妨礙「皇帝」登基。因此，中共對這些城市進⾏極端殘酷、嚴厲的封控（上海2500萬⼈近2/3⼈⼜是⾼學歷專業技術⼈員，兩個⽉⾜不出戶，被⾷物短缺、不減的在線勞動強度與半夜三更做核酸折騰到暗⽆天⽇），摧毀了這些⼈的個⼈⽣活理想與公共理想。這也就意味著變⾰⼒量的中堅——中產階級被鏟跪。⾄此，中共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原理運⽤到登峰造極——隨時封，隨時放；⼀陣緊，⼀陣松；長⼀陣，短⼀陣。⽣活、⼯作被⽆數次、⽆規律中斷、且隨時需要重新調整⽣活、⼯作以及⼼理秩序的上海⼈，飽受蹂躪、磋磨、疲於奔命的上海⼈，不得不「感恩」——我受不了了，你痛快給我⼀⼑吧！我已經繳械服從了，你放過我吧！這種慘烈⽆道的酷刑，前⽆古⼈，後⽆來者，是中共「偉⼤」「光榮」「正確」的發明！
對成都等⼀些相對重要的省會城市封控就「⼈道」了些——⼀家每天可以出去⼀個⼈買⽣活⽤品（上海是任何⼈任何時間都不准出⼊家門），且封控時間為⼀兩周，分區塊輪流封控（⽽⾮全城）。即便⽣活不⽅便，怨⾔四起，尤其地震不准出門避難的措施引起公憤，但由於⼈們體會到的⽣活、⼯作秩序的中斷是相對溫和的，基本採取配合的態度，認為配合國家防疫政策是光榮的，甚⾄對於那些有固定⼯資的⼈群來說，封控等於休了「⼀個黃⾦假」且還可盡享官⽅送上門的免費「愛⼼蔬菜」。由此，上海⼈被嘲笑不懂得休假享受，不懂得對政府提供的有吃有喝有玩的⽣活感恩，過於矯情，⽆病呻吟。
中共對⼀些⼆三四線城市（民族地區另當別論）⼀般封控兩三天，這些城市的市民普遍感覺興奮，「排隊做核酸挺好玩」，「別的城市⽃輪到了，也該輪到我們了「（似乎是⼀種被重視的榮譽），他們⽆法對上海這種城市在和平年代、在最富庶繁榮的地⽅卻挨餓⽆法有共情能⼒。封控對這些城市製造了「嘉年華」的⼼理效果——⼈們從平庸、按部就班的⽣活中短暫超脫出來過⼀會⼉「超常」⽣活，參與「戲劇性奇觀」與「儀式性」活動，會產⽣愉悅感、興奮感，並把創造這種狂歡效果的⼈當做偉⼈——對⼤多數⼈來說，這種「超常」⽣活的獲得是千載難逢的。
始作俑者，斷⽆後乎？如此陰險⽼道的下三濫分裂⼈群之術，⾮⼗惡不赦的壞⼈是想不到的！獨裁者從來不缺乏擁躉，法西斯主義有著⼴泛的群眾基礎。在這種分裂中，⼤多數省份、地區、城市（除了有獨⽴判斷⼒的⼈，有悲憫情懷的宗教⼈⼠）都在看其他城市的笑話，都在炫耀⾃⼰的配合、感恩以及即便有困難也能夠克服的勇敢。這樣的被⽤⼼險惡的獨裁者操控、分化的社會，又怎麼可能產⽣⼤規模的社會抗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