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高雨莘早年就讀於人大附中，後獲得全額獎學金轉學進入美國頂尖寄宿高中Deerfield Academy，高中畢業後進入耶魯大學，大學畢業後又前往哈佛大學繼續深造。
作者在這篇文章指出，努力學習的中國留學生被形容成「努力跳出中國教育體系，但卻在美國博雅教育中深感無力」的一群人。
長久以來，中國留學生在美國主串流媒體中的印象——土豪、學霸，恐怕這些都不是本文作者所想表達的感受。
2015年秋天，我開始了在研究生院最後一年的學習。
早晨醒來時，我的心撲撲直跳。在研討班的討論中，我支支吾吾地講著碎言片語，而我的同學們的聲音猶如刺耳的雜音將我淹沒。
在那之前，我十分享受在哈佛校園度過的時光，那些楓紅色喬治亞風格建築，我是在父親20年前首次從中國到美國旅遊時拍的照片裡第一次看到的。其中一張照片的背面，他用藍墨水寫著，「有一天你會親眼看到它。」
哈佛大學圖書館
但在那段時間，我沒有欣賞哈佛的美景，在我埋頭從一棟教學樓走向另一棟時，我的眼睛直盯著地面，心裡數著鋪路的石頭，以控制我內心躁動不安的思緒。
焦慮的發作讓我很意外，我當時已經離開自己在北京的家，來美國求學和工作八年。隨著時間的推移，在研究生院感受到的孤立、用第二語言閱讀的沉重負荷，以及和遠在北京的人因距離而產生的關係緊張，都開始加在一起。
為了理解這些情緒，我回憶了其他中國留學生同樣的經歷——他們在當時看起來不過是應對學業的小挫折而已：缺課，抱怨失眠，突然缺席集體活動幾個月；或是用憂鬱的形容詞寫冗長的日記。
2016年，有54.45萬中國人在國外留學，最近的一份報告稱，僅在美國就有32.9萬。對這些學生來說，這個機會是建立在數不清的課後美國標準化考試準備課程上的，它意味著從無情的中國教育體系中解脫出來。
只是，這些光鮮也伴隨著隱藏的危險。
耶魯大學(Yale)的研究人員2013年發布的一項調查發現，45%的中國留學生報告稱自己有抑鬱症狀，29%的人表示自己有焦慮症狀。這個比率令人驚訝，因為美國大學生的整體抑鬱症和焦慮症比例約為13%。其他美國大學的報告也證實了這些發現，擁有大量中國留學生的澳大利亞和英國的一些學校也有類似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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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留學生承認自己承受著在國外生活常見的那些挑戰，比如語言障礙和文化差異，但他們認為，學業壓力是最大的壓力來源。儘管他們都聽說過博雅教育，但他們常常對它的嚴苛要求感到意外。很多中國人在學業中以結果為導向，這種思維模式並不適合強調分析過程和審辯式思維的教育體系。
因此，中國學生在國內成功所憑藉的決心和毅力，可能更會加深他們在國外的挫敗感，因為一堆精心整理的筆記卡片並不能輕鬆促成一篇論文大綱，或者，歷史考試所問的問題是關於假設的情景，而非他們努力記住的歷史事件。
另一個常見的問題在於，他們很難與學術導師建立富有成效的關係，這更加深了他們的挫敗感。
美國西南部的一所大學在一項研究中，詢問19名中國研究生的壓力來源，很多人表示自己很難取得導師的信任。有些人擔心，語言障礙可能會令導師懷疑他們的智力。還有些人承認自己晚上睡不著覺，老是想著溝通中的失誤，比如一次不愉快的談話，或給導師發了一封措辭不當的郵件。
這些挑戰似乎非常普遍，其實很多美國學生對它們也不陌生。但對中國學生來說，這些挫折可能會讓他們深感不安，因為他們從小到大一直接受的觀念將人生前景和自我價值與學業成績幾乎劃上了等號。學術自由的光明前景，往往最終製造出強烈的不安感，讓他們不敢考慮失敗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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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部分中國留學生來說，失敗的代價是不可想像的。中國留學生絕大多數是全額支付學費。一年的開銷在六萬美元左右，大約是中國城鎮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十倍，工薪家庭往往需要花光全部積蓄或出售房產才夠送孩子出國留學。為自己珍愛的獨生子女的未來做出這些犧牲，父母不會有半點猶豫，然而對於美國大學裡那些來自深圳或長沙的勤奮新生來說，他們在努力跟上學業要求的同時，會覺得經濟上的壓力像雪崩一樣沉重。
芝加哥的一名中國留學生在接受中國熱門的新聞網站《澎湃》採訪時表達了一種普遍的情緒，她一直在想，她的學業成績是否配得上她的受薪階級父母在她的教育上花的錢。這讓她比「高考」時更焦慮——高考是以競爭激烈著稱的全國大學入學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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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數據也顯示出嚴峻性：據北京的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和中國招聘網站智聯招聘9月份聯合發布的報告稱，80.5%的海歸月工資低於1500美元，他們的平均工資僅僅略高於中國大陸的大學畢業生。
共同的難題讓中國留學生在沮喪之時向彼此求助。中國文化賦予精神疾病的污名剛剛開始消散，幾位中國名人袒露了自己與精神疾病作鬥爭的經歷。但由於中國嚴重缺乏訓練有素的治療師，對那些見過世面的學生來說，精神治療甚至依然是一個模糊的概念。
正如耶魯大學調查，儘管中國留學生出現精神疾病症狀的比例高得驚人，但其中27%的人從未聽說過學校的心理健康諮詢服務，只有4%的人用過這項服務。一些嘗試過這項服務的學生往往也認為「作用不大」。
除了漫長的等待和每次有限的諮詢時間，面向中國留學生的心理諮詢還有一些更棘手的問題。
語言障礙正是中國學生壓力和抑鬱的根源，對於很多學生而言，他們很難能用外語表達自己思想和情緒的本質。美國治療師可能從未品嘗過熊貓快餐(PandaExpress)之外的中餐，所以中國留學生怎麼能讓對方理解自己對家鄉美味飯菜的懷念呢？
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和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等院校為中國學生設立了專門的諮詢服務。更多的學校需要效仿。聘請講中文的心理健康顧問可能是最理想的解決方案，不過符合這個要求的人可能不多。
諮詢師時常組織團體談話，以此進行心理療愈
由諮詢顧問領導的非正式的支持小組和外展項目——這些項目得到了亞裔學生的正面反饋——可以擴展到中國留學生中間。大學可以僱傭和培訓那些適應良好的中國學生，讓他們擔任社區顧問。
中國學生在多數美國校園裡是規模最大的國際學生團體，他們的學費是大學急需的收入主要來源。大學管理者應該更加努力地滿足他們的心理健康需求，正如當初學生們拼命入學考試那樣努力。
高雨莘：耶魯Building Bridges社團創始人之一。在北京長大，在17歲時赴美國讀書，並在美國學習和生活了9年。現在就職於為外籍客戶提供中國政府政策分析的智庫China Policy。閒暇時，高雨莘是一名自由寫作者，為《紐約時報》的社論專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