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村醫這裡，他沒有血氧儀，只有聽診器和雙眼。李營判斷重症的唯一標準是，「你看，嘴已經發黑了，嚴重缺氧」。
我們聊起抗生素和激素的使用，如何確定是否為細菌感染。
在大醫院裡，司空見慣的輔助手段是，血常規、尿常規、胸片、症狀體徵陽性部位的超聲檢查等。
但對於李營和他的病人來說，這些都夠不上。李營判斷是否存在細菌感染的標準近乎原始：「一些老人發燒好幾天，聽肺部有水泡一樣呼嚕呼嚕的聲音，再問問痰的顏色，是不是黃痰。」
給退燒藥和感冒藥、打點滴，是李營能做的有限的治療。
衛生室里還有什麼？血壓儀、擔架、消毒鍋。他沒有呼吸機，也找不來氧氣。衛生院從前給配了簡易呼吸機，即外界稱呼的「球囊」，需要人工擠壓送氣。但沒人教他怎麼用，「根本也使不得」，閒置很久了。
除了衛生室和村裡的私人診所，D 村老年人能選擇的診療也不多。
一直以來，鄉鎮衛生院被視作農村醫療的中堅力量，根據2021年11月底全國醫療衛生機構數，中國鄉鎮衛生院共有3.5萬個，村衛生室共有60.8萬個。在日前見諸報端的講述中，不難看出，各地鄉鎮衛生院的醫生們正努力應對疫情，他們中的一部分正感受著疫情的衝擊。
但在我拜訪的這一區域，包括村醫在內，人們向上就醫會越過鄉鎮衛生院往縣醫院走。村民談及，過去三年，鄉鎮衛生院更多在搞公衛，「不看病，做了三年核酸」。
我去了三次 D 村上級的鄉衛生院，大樓安靜，兩輛救護車在院裡停著。一樓門診往上，除了工作人員，看不到其他人。二樓住院層，護士站燈火明亮，護士們或坐或站，閒聊著，病房處在暗影里，房門緊閉，異常安靜，通道黑洞洞的。
村醫李營往往建議人們去縣醫院。距離村莊 30多公里的縣城有三家公立醫院，包括一家三甲醫院。在這波疫情中，這是村里老年人能夠得上的最好的診療條件。來這裡住院，報銷比例比鄉衛生院少20%。
我拜訪了縣裡唯一的三甲醫院，這裡的病床從12月27日開始緊張，樓道兩側全是加床。收治病人不分科室，心血管內科的病房裡，除了一位心腦血管疾病的患者，剩下三位都是「跟新冠相關」，平均年齡80歲，家屬說，「醫生講，肺是白的」。
普通病房裡，醫生給的手段大都是：打點滴、服藥、吸氧、做霧化。
一位12月28日入院的病人家屬告訴我，入院沒幾天，醫生說，沒有激素了，家人在外面找到8支，「剛把激素用完，炎症控制住了」，醫生又說，化痰止咳的藥也沒了。
在我的跟訪中，三石的母親是為數不多的，發病第三天就被送去縣醫院救治的老年村民。
他們在縣裡的三甲醫院待了三天，一直打點滴，「越輸感覺越厲害」，醫生加了氧氣，也打了激素。最後一天，醫生下了病危通知，「重症是進不去了，醫院治不了，讓回去。」
三石拿著片子跑去其他醫院，「大夫說，肺已經全白了，拿來也看不了。」
對於「白肺」的治療，過去幾周，北京協和醫院、朝陽醫院、上海同濟醫院的大夫們先後提到，可用的手段是吸氧、糖皮質激素，必要時需聯合托珠單抗或巴瑞替尼等藥物。如果病情危重的患者，需要插管使用呼吸機，甚至接受體外膜肺氧合（ECMO）治療。
但在這個縣城最大醫院的ICU里，一台ECMO都沒有，進價太貴，一台100-300萬，平常用到的機會也並不多。
三石聽兒子說過抗病毒藥物，但縣城的大夫說，自己也沒見過，「去市里打聽也夠嗆，只能去北京問問」。
1月初，李營和王家峰收到鄉里的通知，附了一條連結：「學習小分子抗病毒藥物的使用」。李營打開簽到，沒細看課程，「這個藥長啥樣，我都沒見到過。」
王家峰聽完了課程，他只覺得麻煩，「這個藥聽說不便宜，在農村會有人買嗎？」 最近，村里常用的一種感冒藥漲了 5 塊，他聽了滿耳朵抱怨。我遇到的一位村民正是因此轉向選擇幾塊錢的退燒針。
03 身病與命病
大流行進入第四個年頭，目前流行的奧密克戎毒株變得相對溫和，疫苗以外，人類用高效藥物、重症醫學等多種現代醫學的手段，能將它的危害降至最低。
這場人類和新冠病毒的戰爭，在一些農村老人身上是隱形的，他們認為這是一種自然選擇的過程。在鄉村，不只一位老年村民跟我講，「扛得過去就扛，扛不過去是命」。
在許多鄉村老人身上，疾病被分成兩種：身病和命病。
當病毒作用於身上，引起一些輕微的症狀時，比如咳嗽或者流鼻涕，他們吃些藥，甚至不吃。如果身上的疾痛已經嚴重影響生活或勞作了，他們會求助衛生室，打退燒針、靜脈注射。
李秦就是前文中嫌藥價貴的老人，65歲的他和妻子先後生病，妻子沒吃藥，他發燒，身上痛，當天就去衛生室打針，比打點滴還便宜，「輸個液好幾十，打針才幾塊。」
問他打的哪一種針？他不知道，只覺得有用，上午兩點發的燒，打完針沒一會兒就退燒了。
李秦並不能理解肌肉注射的風險和副作用，也無法理解這樣的操作可能讓免疫系統難以發揮作用，只覺得「有用，能治病」，燒退了，他的病「就好了」。
村里，像李秦這樣的老人並不少見，三位80歲以上的老人跟我講述當時的驚險，大都是「一直燒」，「身上沒勁兒，吃不下飯」，「最後還是扛過了。」
當村衛生室的手段無法應對新冠病毒的時候，那就是命。鄉土的就醫邏輯與疾病類型、生計、倫理緊密相關。
三石的母親被送去了縣醫院，但姚重沒有。
結束上門打點滴的工作，村醫李營當天又返回姚重家勸說，「情況很不好，比前一天還不好，如果今天不送醫院的話，熬不過三天。」
「歲數大了麼，有點病扛不住了，」姚重的妻子答。
李營說，「不去醫院就得準備後事了。」
姚重妻子說，後事已經備好了。
奧密克戎襲擊之下，65歲以上的老人被認為是重點高危人群。在距離D村100多公里外的北京，醫生們告訴我，急診和重症里躺的大都是八九十歲的老人。在這裡，人們認為，與病毒的抗爭，現代醫學還能最後一搏，我們有抗病毒藥物、呼吸機、ECMO。
哪怕資源緊缺和匱乏，城市裡的人還能喊，搶藥，買呼吸機，找重症床位，渠道五花八門。
但在資源有限的村莊，很多重病的老人無法感受現代醫學奮力一搏的力量。
村民們普遍建構了一種解讀邏輯：「好多人不想給孩子增加負擔，在家養著吃點藥。農村不是城裡，七八十歲的老頭老太太，沒有勞動力，城裡有醫保，有養老金退休金，活一天拿一天錢，所以家裡人更願意救。」
村里人普遍認為，更值得救的是孩子，父母帶著孩子去北京輾轉求醫的故事，帶著辛酸、慶幸、驕傲的口吻被講出，在村莊裡，這樣的經歷我聽過不止一個。
探訪村莊的當天下午，我收到李營的信息：「那個病人（姚重）病危，快要停止呼吸」。
在河北農村，有一個講究，人死後，要在門口放三隻炮。出殯時，白事兒體面的標誌之一是，鞭炮要響。
我走的時候，鞭炮聲停了，村莊恢復了原本的生原生質地。午後，許多人走出家門曬太陽，放寒假的孩子嬉笑做遊戲。整個村莊露在外面，跟疫情有關的，僅有村口三間被廢棄的彩鋼房，封村時，村民住在裡面守著，防止有人偷偷溜出去。
部分受訪對象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