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是無法選擇的，父母的顯赫與卑微對於子女自然而然會產生影響，但那只是命運的自然安排，但這與法律沒有太大關係。家境優越的父母肯定會讓孩子擁有更多的機會。我出生在一個很小的城市，來北京上大學之前都沒有親眼見過鋼琴和小提琴，英語至今也一塌糊塗。同樣是出國交流的機會，外語水平好的同學肯定占優勢，我這種家鄉口音的外語肯定被淘汰。我確實嫉妒過那些家境優越的同學，當有人家道中落，從高處跌落，我的內心也曾暗暗叫好。但是理性讓我從嫉妒中不斷走出，不斷提高自己，改變自己，不在抱怨和苦毒中自我沉淪。
法律既不能人為地強化父母的恩庇，不能因為父母顯貴，處處讓其加分；也不能讓子女因為父母的過錯就雪上加霜，因為父母犯錯，處處減分。法律上的平等是機會和權利的平等，而非結果上的平等。
當然，法律並不反對合理的區別對待，鑑於人類在起點上存在天賦、財富、個性、教育、性別、種族等各方面的不同，所以法律下的平等並不反對區別對待。比如考慮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特點，在生育法、兵役法上區別對待，這並沒有違反平等的精神。然而，因為父母犯罪，就對子女的就業進行限制，這是一種合理對待嗎？
每當你出現迷思時，不防降下無知之幕
法治從不幻想在現世建立黃金世界，它只是為了避免出現最壞的結果——這也許是法律人一個重要的思維邏輯，凡事都想到最壞，避免出現最壞的結果。也因此，法律人很少將自己代入強人的角色，而往往把自己代入弱者的視野。
法律界為什麼擔憂牽連制度，就是害怕出現滑坡現象，如果父母有罪，子女不能報考公務員，那麼罪責自負的原則就已經被突破，例外的例外就會無窮匱也？
誰知道哪天不會出現五服以內都受牽連，抑或某個地域一律牽連。甚至商人子弟不能為官，人分三六九等的思想又死灰復燃。不能考公會不會滑坡到不能考事業編，甚至不能進入大企業。須知很多企業招聘也參照公務員錄用標準。
羅爾斯通過無知之幕理論告訴我們，如果我們出生之前被一塊無知之幕遮擋，不知道自己出生在何種家庭，不知處於何種階層、性別或民族，也不知自己的教育水平，身體健康還是病弱，家境貧窮還是富裕，那麼你是希望出生在一個父親貴族兒也貴的身份社會，還是希望出生在一個即便父母罪孽深重，但你依然能不受牽連，能夠獨立生活的年代呢？
很多人總是覺得自己的命好，或者認為自己不會命不好，但這並不是你說了算。因此，無知之幕理論推導出兩種公正原則：
一是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基本自由，這個原則要優先於社會功利和總體福利的考慮。即便你成為了低端中的低端，你依然擁有一些基本權利是任何人無法干涉的，也就是說在基本權利方面，每個人都是完全平等的。有誰敢說，你或你的家人就不會跌至谷底呢？但即便你在深淵，法治依然希望保障你作為人的基本權利。
第二種公正原則，關心社會和經濟的平等，公正不是要求對收入和財富進行絕對平等的分配，而是為了確保公平，對社會弱勢群體進行一定的傾斜調整。通過平等來對自由進行補充，避免自由墮落成強者對弱者的全盤通吃。這也就是著名的「差異原則」。但差異原則更多是補償，而不是剝奪。
人無法選擇自己的父母，很多犯罪也與道德過錯無關，刑法中有很多犯罪是沒有道德上的可譴責性的。比如，很多人不知道買鸚鵡也是犯罪（最高可判15年），也不知道從海外買藥可能構成走私毒品（最高死刑）。另外，從自然結果來看，子女本身就是父母犯罪的被害人。一旦父母入獄，他們本身就會受到社會歧視，法律何必落井下石，趕盡殺絕。更有甚者，子女有時還是父母犯罪的直接被害人，比如父母虐待子女，遺棄子女，出賣子女，性侵子女，不一而足。當然，有人可能會說，是不是可以區分自然犯和法定犯，故意犯和過失犯，對己犯和對他犯，對於某些可以牽連，某些就不應該牽連。
這種折中的思路值得進一步研究，但我們還是擔心它會出現滑坡效應，更重要的是它與罪責自負的原理是違背的。
法律的生命是經驗，而非邏輯，沒有人擁有完全的理性，因此也不能在理性上被徹底說服。人類各個世代千千萬萬的人從個人經驗中所匯總的海量知識，一定大於我們這些自詡為法律專家的狹小知識。但是，我們依然有責任說出自己專業的意見。
法律沒有最優解，只能提供一個相對較好，或者說最不壞的解決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