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來我都很難過，那段時間他真的身體狀態非常不好，我甚至害怕他會突然出意外。」而同一時間段，編程隨想的博客發文中，每次都道歉「最近太忙」發文慢了些。回想起丈夫的執著，她不禁有些哽咽。
阮曉寰在書房工作的書桌。在他被捕後，位置有所調整，物品原封不動。桌上的綠色小桌子是2017年底至2018年初，他重病臥床時在床上工作用的桌子。圖片由貝女士提供
在貝女士心裡，阮曉寰非常理想主義。據她介紹，他對認準的事情十分執著。長期從事網絡安全工作培養了他在意細節、追求完美的嚴謹性格。另外，他博學多識，平時喜歡讀書，兩三天就能看完一本，閱讀量極大。甚至有時他還會因為懂的多而有點「張狂」，會給人開書單，有時還會責備貝女士不看他推薦的書。「他碰到聊得來的人會滔滔不絕，對事情窮追到底。但如果發現對方不在一個層次，就慢慢不談了。」
一個「科技狂人」為什麼會關心政治？當丈夫出事後，回望過去時，貝女士才想到，根據阮曉寰的價值觀和性格，這其實並不奇怪。
她說，在多年共同的生活中，她一直能感受到他有一種「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家國情懷，並且熱切渴望不公正的社會現狀會有改變。「作為一個有知識、有情懷、又愛國的人，他會這樣也不難理解。」她說。
據她介紹，阮曉寰一直對社會時事保持著關注。她記得，他曾批評國內癌症治療的高昂收費，而且不少醫療治療方案只考慮經濟效益，不人性化。他的母親則回憶，他上小學時，就曾說自己擔憂環境污染影響人類的問題。
事實上，關於阮曉寰的成長經歷，從他的博客中也可以一窺端倪。據「編程隨想」的開博介紹顯示，他在2009年1月15日建博之初，只是想分享一些編程和技術研發的經驗心得。但他的心態在幾個月後發生了轉變。2009年6月11日，阮曉寰在博客中發表了一篇博文，題為《是該寫點技術以外的東西了》。在這篇文章里，他寫到當年（也就是「六四」二十周年）五、六月份，當局一連封殺了多個外網，如五月封殺BlogSport、六月封殺推特、必應等。儘管當局早在1998年左右就開始啟用防火長城，但短時間內接二連三的封殺，還是讓他感受到技術企及的自由空間正被極速壓縮。
他寫道：「從這個（封殺）新聞來看，似乎『偉光正』（指代當局）覺得設立在網際網路國際出口的 GFW（防火長城，Great Fire Wall的縮寫）還不夠爽，還想更進一步：在每一個人的每一台電腦上也設立一個 GFW，把一切信息都牢牢掌控在黨的手裡。如果真的到了這一天，那大伙兒還有什麼自由可言？還有什麼人權可言？」
也許正因無法容忍技術被用來進一步打壓自由與人權，加上性格里的正直和較真，他「不想再保持沉默」，決心反其道而行，「寫點技術以外的東西」。此後，他開始利用專業知識在博客上教網友翻牆上網、隱匿身份，揭露被封殺的新聞和數據，分享各類書籍，撰寫大量政治評論。從「劉曉波獲諾獎」到「六四」紀念，從「茉莉花革命」、「709大抓捕」到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再到新疆棉和武漢疫情，近十年重大的社會事件及運動，幾乎都留下了他評論的印跡。直到2021年5月9日，也就是他被捕的前一天，他仍在分享《論民主》等政治書籍。
「看到這些的時候我非常後悔，我覺得自己應該早點學會翻牆，就能早點知道他的身份，一審請律師時就會更有方向，就不會讓他受這麼長時間苦。看不到東西和看得到東西是完全不一樣的。我能體會到我老公做這些的意義了……」貝女士說。
妻子法庭上看到他求助的眼神，父母擔心「等不到他回來」
時隔一年零九個月，2023年2月10日宣判那天，貝女士才再次見到了丈夫阮曉寰。
由於法庭要求佩戴口罩，她只能看見他鼻樑以上的部分。與上次見他相比，眼前的他變得滿頭白髮，瘦得驚人。「雖然被抓之前，他也有白髮，但（那時）是白髮夾雜在黑髮裡面，現在卻是黑髮夾雜在白髮裡面。」她如此形容，「我和他在一起這麼長時間，從來沒見過他這麼瘦的一個狀態，從來沒有。再怎麼辛苦也從來沒有。」這與此前一審律師向她描述的「他狀況很好」截然相反。她為此心痛不已。
庭審結束後，阮曉寰被兩名法警帶走。期間他不斷回頭用眼神向貝女士求助，眼裡流露著飽受不公的苦楚。看到此景，貝女士忍不住隔著口罩輕聲說了一句：「上訴」。
「我當時覺得我就是唯一能救他的人。」她說。
丈夫在法庭上求助的眼神讓貝女士無法釋懷，另外，一審判決書對丈夫行為的認定，以及一些明顯的錯誤，則讓她強烈地感受到一審司法不公。判決書里連阮曉寰發表了哪些言論是「煽顛」都沒有列出。她告知NGOCN，判決書證物里提及扣押的蘋果手機並不是阮曉寰的，而是她的；判決書中提及的那部小米手機壞了，一直放在客廳，無人使用，且兩部手機在被搜走幾天後都已歸還，並不存在扣押一說。此外，阮曉寰也沒有華為筆電，只有華為手機。被搜走扣押的兩台戴爾筆記型電腦卻都沒在扣押證物里列明。
她表示，「（舉證）如此草率，家屬不得不質疑他們對證據的嚴肅性、真實性、取信程度有多少？」
阮曉寰的判決書。圖片來自網絡
另外，判決書上寫的「辯護人對於起訴指控的事實及罪名不持異議」，也讓她質疑一審代理律師是否盡責。丈夫被捕後，她花了大量時間自學刑法等法律知識，明白當事人認罪利於減刑，但卻無法理解律師為何「不持異議」。「律師應該根據法律事實和證據做他應該做的獨立辯護。如果對起訴的罪名和事實不持異議，那辯護體現在哪裡呢？」此前，她就懷疑上海司法機關對本地律師施壓，她決心要將二審律師換為更有經驗的外地人權律師，為丈夫爭取公正的司法判決。
2月20日，貝女士與兩位北京人權律師尚寶軍與莫少平簽署辯護委託協議。然而，她的委託並不順利。就在前往北京簽署律師委託書的前一天，她就受到了公安人員的上門圍堵和約談，警告她不要和莫少平律所簽辯護委託。事後證明，即便成功簽署協議後，其辯看護作也遭遇重重阻撓。
3月9日，尚寶軍律師在一直無法聯繫到承辦法官安排閱卷的情況下，前往上海楊浦看守所申請會見阮曉寰。此次會見遭到了拒絕。尚律師被告知，上海高院指派了兩名法律援助律師，後查實包括一審辯護的陸律師，及其同一律所的另一名律師。尚律師曾向媒體表示，這是當局常用的「占位」之舉：由於每位當事人至多可有兩名律師，指定兩名法律援助律師可以阻止家屬聘請的律師介入。
為此，貝女士多次致電承辦此案的上海高院須梅華法官，要求其撤銷法律援助，或是提供阮曉寰在知道家屬已另外委託尚、莫2位律師的情況下，仍選擇法律援助律師的書面證據。除此之外，她不斷通過12368溝通法律援助占位要求糾正，還向12309中國檢察網、上海高院督查室投訴。然而，這些訴求或是遭到推脫，或是被稱轉交相關機構，或被告知不在受理範圍內，目前都未得到任何正面答覆。3月23日下午，她到上海高院信訪接待處，投訴須梅華法官侵犯當事人合法辯護權益，要求撤銷法律援助，在她的堅持下，接待的法官做了記錄並投訴到刑事廳廳長。3月28日的上午，貝女士再次給須梅華法官打去電話，但沒有被接通。
「作為家屬，我們一直非常配合司法機關，但現在得到這樣的結果。我們家屬不能接受這樣的判決。這個判決是合法合理的嗎？」貝女士質疑。當下，她最重要的努力方向是讓法院能撤除「官派」的法律援助律師，允許家屬委任的律師做二審辯護。她呼籲，希望更多的人來關注這個案件。她說，一審判決存在明顯問題，家屬強烈質疑。現在是上訴二審階段，她會盡最大的努力，確保二審司法公正，讓丈夫儘早恢復自由。
阮曉寰年邁的父母也為兒子呼籲：「我們不理解，曾經對國家做出這麼多貢獻的青年，只是發表了些對腐敗與現實不滿的看法，就被這樣對待。他只是想國家更好，人民更幸福。這樣的判決我們不能接受！」他們年事已高，擔心等不到被重判的獨子回家。
2023年3月24日，一些網友在「編程隨想」博客上留言。圖片來自網絡
如今，距離阮曉寰被抓已過去近兩年。在他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7年重刑的消息傳來之後，他的「編程隨想」博客下，湧入了許多網友，他們感謝他曾經做過的一切，並為他祈禱：「不求你再發文，只願你平安。」「希望迎來最終的黎明。」
她的妻子則在為他的健康擔心。法庭上他瘦削的身影和求助的眼神一直縈繞在她心裡。「我希望他能早一天回到家中，讓身體慢慢恢復起來。」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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