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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夏提:強顏歡笑中的開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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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齋節早晨醒來,做晨禮;再叫醒小女兒,和她一起開車來到社區的清真寺禮節日拜。

清真寺門前,早已聚集了一大群穿著各自民族盛裝的大人小孩、男女老少。由頭飾和穿戴可以判斷大多數是阿富汗人、巴基斯坦人;我女兒也是維吾爾特色穿戴,穿著艾德萊斯裙,頭戴美麗的朵帕(維吾爾花帽),天真、艷麗。

可以看出,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幸福和歡樂;除我和女兒之外,大多數似乎都是朋友、鄰里一起來禮拜,他們各自用自己的語言交談。我和女兒則稍顯孤獨,沒有親人在身邊,也沒有可以同來的鄰里可以交流。

我帶著女兒快步走進清真寺,找了個角落坐下,等待禮拜的開始;我心不在焉的回答著女兒的提問,思想卻似脫韁的野馬,馳騁於小時在曲魯海、哈密,大學時在大連,工作後在石河子等家園土地上,禮開齋節的時刻,沉浸在回憶和親人、鄰里、朋友共慶開齋節的、那一去不復返的酸甜苦辣人生。

記憶中的第一次禮開齋節是在曲魯海鄉;那一次的禮拜,是在爺爺的果園裡悄悄進行的。當時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爺爺的清真寺,早已改成公社的木工房,爺爺也是被監督改造的對象。因而,公開禮拜是不可能的。

果園很大,爺爺留下奶奶和姑姑留在前院放哨,領著前來禮拜的20–30位親戚鄰里,來到果園後牆前的果樹下,大家鋪開幾個毛氈坐下;爺爺讓叔叔先爬到牆上看看四周是否有人,確認沒有打探者之後,爺爺開始壓低嗓門講解《古蘭經》、講解開齋節的意義。然後就是禮拜,禮完拜,大家相互擁抱握手,悄聲慶賀開齋節。

對我們小孩子而言,過節,最令我們激動和高興的部分,是爺爺和其他大人給我們的節日零花錢,多則五毛,少則一毛;當時,那可是一大筆錢。另一個歡樂節目是大哥哥們的碰雞蛋比賽;雞蛋尖頭對尖頭,輪流相互小心翼翼的砰擊,看誰的雞蛋先破,誰的雞蛋硬;被敲破的雞蛋歸贏者;幸運者,一天下來能贏好多雞蛋。

碰雞蛋比賽,鄉里民兵抓住了,最多是按賭博沒收雞蛋,開會點名批判;但如果抓住做禮拜的,則判刑入獄。因而,那時候,每次過節,大多數人因恐懼而不敢做禮拜,但碰雞蛋遊戲卻可以不聲不響地舉行;似乎,鄉里的維吾爾村官和民兵也都放之任之。

在哈密的第一次開齋節禮拜,是和父親一起,大早晨騎上自行車來到城郊鄉,在一位著名維吾爾伊斯蘭學者家的大院裡禮拜,人很多,滿院子都是男女老少,禮拜基本上是半公開的;禮完拜,回到家等著父親給零花錢,等著鍋里的羊肉熟了吃個過癮。

那是,已是文化大革命的強弩之末,大家都已餓的沒有精力相互監視、揭發,相互批鬥、批判了。

後來,所謂的'改革開放'了,經歷文化大革命十年混亂,瀕臨經濟崩潰的中共政權,似乎忙於鞏固其權利,無暇顧及維吾爾人;藉機,維吾爾人開始重建信仰、復興文化、反思歷史。

無論是曲魯海的清真寺,還是哈密的清真寺,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清真寺,都有維吾爾人自籌資金進行了修繕、裝飾,禮拜堂地面鋪上了嶄新地毯,擴建了清真寺大小淨房。但是,開齋節、宰牲節,清真寺仍然是人滿為患,很多來晚的人不得不站在清真寺外面做禮拜。

記得上大學離開哈密之前那幾年,父親每次都是早早起來叫醒我,我們天不亮就出發,來到鐵路清真寺,坐在第一排。禮拜完畢,大家互相致意,握手、擁抱。走出清真寺;門口早已是人山人海,伴隨手鼓、嗩吶歡快的旋律,年輕人開始了粗獷豪放的"薩馬"舞;父親高興了,也會即興跳幾圈。

每到這種時候,令我遺憾的是,我這個被中華'文明'滋潤的民考漢,只能羨慕地旁觀,而無法如父親或其他維吾爾人一樣,瀟灑豪邁地放鬆自己,加入節日歡樂人群一起伴隨鼓點,跳"薩馬"舞,享受歡樂的節日氣氛。

到了大學,大連只有一個回民清真寺,每次節日,開齋節、宰牲節,我們民族學生,維吾爾、哈薩克、回族男女學生都會起大早,坐公共汽車、轉有軌電車,到市區內的清真寺禮拜。同學當中有幾個來自兵團的,自小到大沒有進過清真寺,沒有禮過拜,根本不知道伊斯蘭信仰;但他們在前後五年和我們共同慶祝節日禮拜中,了解了伊斯蘭,找到了自己的民族身份。

每次禮完拜,大家一起到天津街馬家清真餃子館吃飯,然後回校。我們男生最喜歡到女生宿舍拜年;因為女生宿舍家鄉味兒的囊、饊子都不缺,有的還有瓜果、葡萄乾兒,特別豐盛;高興了,我們還會放上家鄉音樂跳起舞。那是,儘管我們遠離家園,但大家年輕氣盛,和父母兄妹書信往來,頻繁交流;始終,父母、親朋在心中,信仰、傳統在行動中,民族文化、身份在聚會中,歡樂和理想在歌聲中,希望和未來在努力中,從未感到孤獨,遑論恐怖與絕望。

大學畢業,回到家鄉,到石河子當老師,有了自己的家;每次開齋節,節日早上起大早,穿戴一新趕往老街清真寺禮拜;和大學時代一樣,石河子的清真寺也是維吾爾、哈薩克等信仰伊斯蘭兄弟民族一起禮拜。在石河子禮節日拜唯一的缺憾是,禮拜完清真寺沒有手鼓和嗩吶,也沒有粗獷的"薩馬"舞。

在石河子工作15年,這15年中,禮拜完回到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學校領導虛心假意慰問拜年之前逃離家。我最討厭校領導一進家門就先道貌岸然講黨恩、講民族團結,批判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給我們上完政治大課;然後就是風捲殘雲般吃喝,把為過年擺到桌子上的饊子、瓜果和肉掃蕩一空,還美其名曰維吾爾人煮的羊肉好吃,似乎維吾爾人的羊肉不賣給漢人是的。

後來出國,第一個開齋節禮拜是在馬來西亞吉隆玻;儘管馬來西亞人的熱情和馬來西亞的伊斯蘭氛圍讓我興奮,但真正讓我感觸最深的是,至今還迴響在我耳邊的、一位維吾爾留學生的哀怨。

那一年,馬來西亞政府依據伊斯蘭學者的建議,宣布了開齋節日期,那一天早晨我們都起早準備好要去清真寺禮拜,但一位維吾爾留學生說:"伊利夏提大哥,我今天不去禮開齋節拜,我要明天去。"我問為什麼,他回答說:"在家鄉,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政府宣布明天是開齋節,這意味著我父母家人只能在明天慶祝開齋節;大哥,你知道的,我們遠離家鄉,只有當我們和他們在同一天慶祝節日,心裡才能感覺到節日的氣氛,不是嗎?"這話,不僅使我無語,更使我在開齋節的早晨,陷入到了無邊無際的痛苦中。

當時,對我而言,回去和父母家人團聚,是遙不可及的夢想;但能通電話使我還能和他們保持心靈的溝通,體會父母的關愛;和弟妹交流、分享歡樂與痛苦;至少,可以在開齋節、宰牲節早上,拿起電話對父母、弟妹說聲"Essalamu Eleykum(願你享受和平快樂)!開齋節快樂!"

再後來,到美國和維吾爾社區同胞一起禮開齋節拜;電話那邊父母的話越來越少、越來越簡單,但至少還能通個話,還能說聲開齋節快樂,到2014年大妹妹因我而被抓捕後,只剩父親接電話,基本上是拿起電話立即打斷我的問候,快速告訴我他們都很好,然後就是一句沉重的"保重兒子"掛斷電話。但能聽到父親的聲音,至少給我些許的心靈安慰。

2016年4月5日,父親去世,8月份和母親最後一次通話,至今,我不知道母親和三個妹妹是否活著,2020年由《紐約客》雜誌得知,兩個妹妹和丈夫、女兒在奎屯集中營,母親沒有任何消息。

和家鄉親人的通訊完全失去之後,已經過了7個開齋節、7個宰牲節,7個母親節、7個諾魯茲節、7個新年;和家人失去聯繫之後,母親過了7個生日,三個妹妹也過了7個生日。這7年中,我沒有能向他們送去一聲祝福。

開齋節、宰牲節,任何的節日,沒有父母、弟妹在身邊,沒有親朋好友,聽不到他們的歡聲笑語,沒有他們的祝福之聲,對我們維吾爾人,對我個人而言,已不再是節慶,只是個宗教義務,是在煎熬中要保持的信仰和傳統。

現在,在家鄉開齋節禮拜已成了特選人群的表演性任務;普通維吾爾人,現在已經無法複製文化大革命時期,爺爺果園和哈密伊斯蘭學者大院裡的禮拜;爺爺走了、哈密的伊斯蘭學者走了;繼承他們的一代維吾爾精英,無論其為宗教學者、還是知識精英,也都被抓走了,他們消失在集中營、監獄;甚至,維吾爾人的家也沒有了,遑論果園和大院?就算有個院子,門口也是虎視眈眈的攝影頭,哪有人敢私自禮拜?

清真寺喚禮員的喚禮聲,中斷了我的思緒;很快,禮拜結束了,沒有人和我握手致意,也沒有人擁抱我;在魚貫而出的擁擠人群中,我悲哀孤寂地走出清真寺;在清真寺門口,我停下腳步,緊握著女兒的手,強作笑臉向她鄭重祝賀開齋節;心裡,也默默地為那些不知是否還活著的遠方親人,送去了"開齋節快樂!"的祝福。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RFA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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