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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其人
傅斯年，1896年出生於山東聊城一個名門望族。他的七世祖傅以漸，是清朝開國後的第一位狀元，康熙皇帝的老師，官至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傅斯年少年聰慧，1916年考入北京大學，是五四運動時的著名學生領袖之一。1920年，他出洋留學，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後轉入倫敦大學，三年半後，轉赴德國柏林大學。
在歐洲遊學的六年半里，傅斯年沒得一張文憑，卻選修了實驗心理學、數學、物理、化學、醫學、邏輯學、比較語言學等許多學科，對西方的哲學、歷史、政治、文學也廣泛涉獵。最後，他落腳到史學上，成為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
1926年10月，傅斯年應廣州中山大學之聘回國，任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和史學系兩系主任，之後創建著名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親歷中共廣州暴動
到廣州不久，傅斯年就親眼目睹了1927年12月中共領導的「廣州暴動」。
那場暴動有多可怕？國軍抗日名將張發奎，在口述自傳中回憶說，三天之內，共產黨到處殘酷燒殺，燒毀的街道估計三十多條，房屋萬餘棟，殺死無辜民眾一萬五千多人，傷者就更難以計數了。整個廣州陷於恐怖之中。
張發奎說，「我親眼看到遍地死屍。」尤其是在天字碼頭地區，屍體沿馬路一直堵到龍眼洞，堆滿死屍的手推車兜兜轉轉才能穿過街道，「我們收埋了兩千多具屍體，其中有些死者是普通的廣州市民」。
中共自己的出版物也曾披露，在暴動前，廣州共產黨就擬好了捕殺名單，持國民黨立場的文化人都在其中，傅斯年也在名單上。還好有人通風報信，傅斯年逃到朋友家中，躲過一劫。
廣州暴動，其實只是中共武力奪取全國政權，在一個城市的小規模預演，不過血腥程度已經震驚傅斯年了。
1932年6月，他發表《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其中談到，共產黨「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
傅斯年仔細研究過中共的理論，看過馬克思的《資本論》等共產主義書籍。上世紀三十年代，學過心理學的他總結出，中共的所謂「階級鬥爭」，實際上是利用挑動八種仇恨來奪權：
一，中國人恨西方人；二，窮人恨富人；三，尋常人恨地位超過自己的人；四，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五，低薪雇員恨高薪雇員，無名者恨知名者；六，農村人恨城市人；七，子女恨父母；八，年青人恨長輩。
傅斯年認為，中共的「階級鬥爭」就是把人的仇恨和報復欲合法化了。回看歷史，經歷過「文革」等政治運動的中國人，對此應該有切膚之痛。
「傅大炮」開轟：毛不過宋江之流
抗戰後期，日本戰敗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國共兩黨開始考慮政權問題。當時，一些民主黨派希望國共和談，避免內戰。1945年7月1日，作為無黨派知名人士，傅斯年也被硬拉去了一趟延安。
傅斯年跟毛澤東早就認識的。當年毛澤東當北京大學圖書館管理員時，傅斯年正在北大讀書，是著名的學生領袖，常到圖書館看書。所以在延安，毛澤東特地邀請傅斯年談了一個晚上。
從延安回重慶後，同行的其他人都對中共印象很好，只有傅斯年——就像胡適評價的，他很有學問、有理智，心思又細密——所以頭腦很清醒，和別人的感受截然不同。
據《懷念傅斯年》一書，傅後來對老友毛子水說，「他對共產黨徹底失望」。他和老同學羅家倫也談過幾次，「認為當時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的作風，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
在和毛澤東的談話過程中，傅斯年發現毛對於坊間的各種小說，連低級的趣味小說，都看得非常熟。他認為，毛澤東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然後去利用民眾的心理弱點。他對毛子水說：「毛澤東僅僅是個爭權奪利、假仁假義的宋江之徒，絕不配談社會改革。」
羅家倫還提到這樣一件事：在延安時，毛澤東躊躇滿志地領著傅斯年走過大禮堂，禮堂里掛滿了「密密層層的錦旗」，都是各地獻給毛的。
結果大家猜傅斯年什麼反應？他可是有名的「傅大炮」，非常耿直敢言，炮轟過當時中國的兩位「皇親國戚」——行政院長宋子文和財政部長孔祥熙，把兩人轟下了台。
看到錦旗時，傅斯年忍不住了，不無諷刺地說了一句：「堂哉，皇哉！」毛澤東會聽不出其中的嘲諷意味嗎，不過，他當面沒說什麼。
離開大陸前對中共的預言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退位，李宗仁任代總統。李宗仁希望傅斯年在國共和談中助他一臂之力。但傅斯年對和談根本不抱希望。
他回信說：「共產黨之行為，實不足以理喻。共產黨本為戰爭黨，以往尚如此好戰，今日走上風，實無法與之獲得和平，今看共產黨的態度，下列數事至為明顯：
1. 分化敵人，徹底消滅中央政權，只與地方談和，以實行其宰割之策，絕不以人民為念。
2. 絕對走蘇俄路線，受蘇俄指揮，而以中國為美蘇鬥爭中之先鋒隊。
3. 對多年掌兵符者，必儘量摧毀，……我們讀書人，不受共產黨指揮者，彼亦一樣看待也。」
傅斯年繼續寫道：「在此情形之下，中央倡導和平，忍辱負重，至矣盡矣，受其侮辱亦無以復加矣，凡此情形可以見諒於國人矣。乃共產黨既如此，則和平運動恐須適可而止矣。」
現在看來，傅斯年信中說的，中共好戰，絕不考慮人民，對多年掌兵符者必儘量摧毀，必走蘇俄路線，打壓有思想的讀書人等，都已經被歷史驗證了。
臨終前夕再次透析共產黨
1949年1月，傅斯年遷往台北，並接任台灣大學校長。據台大教授、教育家陳雪屏回憶，傅斯年赴台時，健康情形已很令人擔憂，「但他一方面心憂大局，同時銳志要把台大建設成一個夠世界水準的學府，殫精竭慮，竟無一刻的輕鬆」。他還曾不止一次地喊出，「讓布爾什維克滾出台大！」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一病不起，撒手人寰。他的去世，讓胡適等學者悲痛不已。臨終之前，傅斯年寫過四篇反共抗俄的文章，分別是：《自由與平等》《蘇聯究竟是什麼國家？》《我們為什麼要反共？》及《共產黨的吸引力》。
在《自由與平等》中，他指出，「馬克斯派提倡以無產階級專政，先是一個根本不平等。個人專政，是一個人有特殊的權能。寡頭專政，是少數幾個人有特殊權能。一個階級的專政更不得了，乃是這一個階級整個有特殊權能。一個人專政已經吃不消，但一個人同他所用的人，終究力量有限，人民還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個階級專政，那麼，到處都是專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絕對沒有了，而『平等』又何在？」
「再說，在共產主義這樣虛偽的號召『平等』之下，他只相信組織力的，他那種組織，組織到極度，一切組織都成了特務組織，一切作風都成了特務作風。」
傅斯年還說：「舉凡共產主義國家中，資本家所不敢用不能用的方法，他都用盡了。總而言之，共產黨本是近代文明中變態心理的產物，蘇聯乃是一個集人類文明中罪惡之大成的國家。」
因此，為了中國和世界的文明傳統，保持人類的自尊，以及令人類在世界上活得有意思，不得不向蘇共、中共拼命反抗。
蘇聯上世紀30年代的大清洗，東歐50年代的大清洗，中共60年代的「文革」大劫難，以及時至今日中共無所不用其極的高壓與欺騙，都充分證明了傅斯年的遠見卓識。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兒了，謝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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