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囂一時的地鐵偷拍風波已逐漸過去，但在很多人眼裡，這事仍然很莫名其妙：為什麼這麼點事能吵成這樣？他們到底在吵什麼？到底誰對誰錯？以及，這事又有什麼意義？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得先復盤一下此事的前因後果。
第一幕：爆發。
6月7日，一位女生在乘坐廣州地鐵時，懷疑身邊的大叔在偷拍自己，要求檢查他手機，但沒找到相應的證據。在此出現了第一個爭議點：有人堅稱大叔沒做任何事，有人則認為完整視頻顯示他只是「偷拍未遂」。不論如何，結果都是一樣的：沒有證據。
隨後，兩人達成和解。不管是一場誤會，還是沒抓到現行，如果就這麼了結，那後面就啥事都沒了，然而，這位女生隨後又發了一條引爆爭議的微博：
都已經和解了，她為什麼還要說這些？事後不乏有人揣測她是「精緻利己」，無所不用其極地盤算著如何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看似維權，實則引流。
她是否有此動機，不得而知，但如果是這樣，就很難解釋：為什麼如此精明的人，不選擇更有利的對象下手，又為何會沒預見到自己會翻車？矛盾的是，這種揣測一方面把她看作居心不良、理性算計的女人，另一方面又把她看作是歇斯底里、非理性的瘋子——對女性最盛行的兩種刻板印象竟在同一個人身上呈現，也算奇觀。
在我看來，合理的解釋是：這齣於一種強烈的應激反應。雖然沒抓到證據，也和解了，但恰恰因此，實在咽不下這口氣——既然正式機制（警方調解）不能實現自己的訴求，那麼她就訴諸網上輿論這樣非正式的機制。
這是她犯下的第一個巨大錯誤：網上開罵一時爽，固然能出口氣，但她對流量的危險性顯然缺乏認知，明明是誰都難以控制的猛獸，卻還以為是自家養的獵犬。
在第二幕「爭論」中，她所能爭取到的支持，主要來自人們（尤其是女性）對偷拍者的道德厭惡，然而，這面臨兩個阻礙：一是很多人難以代入女性對這種隱私和身體的敏感；第二點更為致命，那就是她採取先發制人、有罪推定的態度，其指控缺乏證據。
這個漏洞迅速被人抓住，事實上，輿論譁然不是因為「偷拍」指控本身，而是她被普遍視為「誣告」，自此就陷入被動境地，始終未能擺脫。
這是因為，她行為的道德正當性全部都基於「偷拍」指控成立這一基礎上。不止是她在網上罵「猥瑣男」，還有她自己拍的視頻，錄下自己要求大叔打開手機檢查的全過程，對他的臉部不打馬賽克，寫上「偷拍者」三字發到網上譴責。問題是：證據呢？
一旦被定為「誣告」，她的道德優勢隨之崩潰。在「女性vs偷拍者」的框架里，她是弱者，但等到她的身份被扒出來，「川大研究生vs農民工」卻對沖了輿論對她的同情心，因為這極大地激發了國內深厚的民粹情緒：一個底層勞動者，被一個社會精英毫無證據地指控，這自然激起人們對後者的極大反感。
不僅如此，她還被施加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因為輿論的反感重點之一，就在這裡：「一個新聞系研究生，居然編造事實指控他人，這樣的人將來走上新聞崗位，得多可怕？」再後來，諸如「英國駐華使館關注了她，她是新聞媒體的，懂了吧」這樣的陰謀論元素也到齊了。
至此，第三幕「道歉」是不可避免的：在不斷發酵後累加的輿論壓力之下，面臨可能被學校懲處、失去在騰訊的實習機會，乃至社死後無法立足的恐怖前景，沒有幾個人能抵擋得住。
有很多人認為她的道歉不夠真誠，只是屈服於輿論壓力——這的確很有可能，但問題是：這種道德要求是無止境的，一個人要怎樣才能證明自己已經徹底認錯了？這其實和她要求大叔「自證清白」恰是鏡像。
好多人指控她暴露大叔隱私，但其實這些人也在大肆傳播她的隱私，彼此的行為出自一樣的邏輯：如果判定此人道德卑劣，那怎麼對待他/她都是正當的。
道德審判很難妥協，因為「好人」和「壞人」之間沒有中間餘地，其結果，大量的人在她道歉之後仍在一路追殺，不斷施壓要求川大嚴肅懲處（學籍、黨籍雙開）。表面上看，他們只是在對她進行個人制裁，但更深入一層來看，這是把嚴厲懲罰當作一種宣傳教育手段，俗稱「殺一儆百」。
雖然人民日報最近譴責「以暴易曝」，對雙方都各打五十大板，以此平息事態，但不必諱言，此事的走向對於女性維護自身權益是一大打擊。因為在這一事件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強烈的道德化色彩，但結構性的問題卻隱蔽不可見。
乍看起來，這本應是個很容易解決的糾紛，然而問題就在這裡：這種解決糾紛的正式機制往往要麼缺失，要麼不足——你氣憤地打電話報警，結果警方讓你自己處理，又或就算到場了，也不太當回事，但對你來說這可是天大的事，怎麼能就這麼算了？
這就回到了問題的開頭：為什麼這位女生當初的應激反應這麼大？
不管她是自視甚高也好，「歇斯底里」也罷，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是：一個女性身處地鐵這樣的密閉空間裡，缺乏安全感。
曾有女性朋友說，她之前在國內出門穿戴，都很小心地儘可能不露出肌膚，因為經常被陌生人注視，非常不舒服；而到美國後，人們默認這是不禮貌的，她就感覺輕鬆自由多了，想穿什麼無須太多顧忌。
一位女生，初次見面發現她有點彎腰駝背，讓我很詫異。後來才得知，她初中時發育得好，高挑豐滿，總被男生吹口哨，她既羞怯又害怕，就習慣性地苟著，希望儘可能地不引人注意。時間久了，就變成了這樣。
這種被凝視、被侵犯時集羞恥、厭惡、恐懼於一身的切身體驗，是很多男生難以體會的。在地鐵上，男性恐怕極少會遇到有異性來摸屁股，就算有，可能首先感到的也不是恐懼和噁心。就此而言，男女在遭遇這類問題時原本就不平等，同樣是偷拍、窺探，對男性還是女性造成的傷害可能完全不成比例。
此時，女性在面對這樣的結構性不利處境時，可以有幾處不同的應對策略：要麼設法自我遮掩起來，要麼遇事之後忍氣吞聲，但也可以求助於公共機構，最後，也有一些人相信，在陌生的都市裡，必須要表現得強悍一點，才能維護自己的權益，否則一切皆有可能發生。
如果說這種應激反應尚屬情有可原，那麼本次事件的教訓就在於：僅僅這樣是不行的，試圖先發制人進行權力博弈，不僅可能無意中越界侵犯他人權益，而且最終還很可能遭到反噬。有道是「法條是賤民的保護傘」，只有在有理有據的法律框架下冷靜處理，才不至於落人口實。
不同的人，會從這個案子中得出不同的教訓。對有些男性來說，這證明只要不讓女性抓住把柄，那麼她非但拿自己沒辦法，還能反過來打擊她們；而對一些女性來說，這極大地提高了自己維權的難度和成本，一部分人可能就此放棄，忍氣吞聲了事，另一部分人則可能更趨激進。
顯然，被控「誣告」的後果如此可怕，這意味著女性作為潛在的受害者，在控告時還得自己找到鐵證，且不能出錯。但你想想就知道，本來偷拍者就在暗處（否則就不叫「偷拍」了），有所防備，女生體力也不占優勢，何況還要自己學會反偵察偷拍，這大概只能「防君子不防小人」了。
現在，此事給很多人留下的印象恐怕就是「誣告」，然而，如果我們得出的教訓只是「不得誣告」，那麼結果就很可能是陷入一個死結：本來女性的應激反應就是出於對外部環境的不安全感，但結果卻是被猛烈壓制下去，更難維護自身權利，這又進一步強化了女性的不安全感，而偷拍卻可能仍然得不到制止，因為現在你要提出指控的難度更大了。
問題就在這裡：譴責個人道德敗壞固然於事無補，「不得誣告」、「不要彼此網暴」這樣重申道德原則也已解決不了問題了，只是讓問題更加積重難返。要跳出這個循環，我們必須著眼於那個隱蔽的結構，正視女性的安全需求和權利訴求，並建立一個解決糾紛的正式機制。否則，我們很可能將目睹這樣的事件一再重複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