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一群維吾爾族管理人員來到了女孩們的宿舍。女孩們站在一起，齊聲說，「我們不會再工作了。」
管理人員說，「你們的合同期是一年，還沒結束。你們必須繼續工作。工廠目前有一大批緊急訂單，你們必須完成。」
沒有錢，無路可逃，「叔叔」還在醫院……女孩們於是默默地去工作了。一年終於過去了，拉比婭坐火車回到了家裡。她的父母行了賄，她再也沒回內地。
拉比婭的面紗熨燙得很好。從她和我談話的樣子來看，她並不怕當地的阿訇，更不怕有美國猶太人窺視。我懷疑她戴著面紗是因為她誰也不信任。
2021年2月22日，一名維吾爾族婦女在伊斯坦堡中領館附近為被關押的親人聲援。——在中國監獄服刑20年後，阿卜杜拉‧阿卜杜勒拉曼（Abdullah Abdulrahman）同50,000名維吾爾族人一起逃往土耳其。該國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譴責中共對新疆穆斯林少數民族「種族滅絕」。(Ozan Kose/AFP via Getty Images)
2008年夏天，中共當局將「畢業女孩」和她的工友們送上返回喀什的火車。當地不知何故傳謠說，「畢業女孩」在內地受到性侵；為了消除謠言並防止她再被拉去強制勞動，一個名叫「巴圖爾」的農家男孩在一年後娶了「畢業女孩」。
那時後還能有個比較好的結局。學校曾向家長保證，「小心監護」和「絕對安全」。儘管拉比婭很擔心被綁架、再也見不到家人，但當時維吾爾女性並沒有成為系統的性交易活動所針對的對象。拉比婭和「畢業女孩」與同事們（在工廠時）能夠睡上下鋪，無須在水泥地上相互抱著取暖。一個房間睡12個人或6個人。拉比婭和「畢業女孩」都吃清真食品，沒有被迫吃豬肉。在宿舍和廁所里也沒看到麥克風和攝影頭。警衛沒有強姦她們。但在十年後，連這點基本的保護都沒有了。
婚後不久，「畢業女孩」的丈夫巴圖爾就維吾爾女孩在畢業典禮上被綁架一事，與一名低級別漢族官員發生爭吵。巴圖爾受到懲罰，被派去「代表中國政府」測量農作物種植面積。每年，黨官都會給漢人分配更多農田。如果他們需要灌溉田地、獲取化肥，或者整修道路，地方政府會滿足他們的需求，但維吾爾人卻沒有這種待遇。
對於維吾爾農民來說，土地就是一切。但現在漢人不斷侵占他們的田地，巴圖爾都記不清有多少地被奪走了。隨著維吾爾農民擁有的農田日益縮減，他們每年要為漢族人耕作100天。
新疆有許多由漢族定居者組成的「建設兵團」，維吾爾廚師尤瑟夫（Yusef）在一個大兵團內經營流動食品攤。他說，兵團擁有「無邊無際的田野，就像大海一樣一眼看不到邊。在白花花的棉花田裡，所有幹活的都是維吾爾人，全部是維吾爾人」。
許多勞動者都是維吾爾大學生，他們被轟出教室，被逼在軍團里聽煽情的訓話，「你要發自內心地感謝大學讓你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咒罵）等等這樣的話。」尤瑟夫說，最後，當局乾脆派武裝士兵在田間巡邏。
2009年7月，烏魯木齊的維吾爾人和漢人之間爆發了短暫的衝突。尤瑟夫說，在當年7月之前，「士兵們還顯得比較專業」。7月之後，他們開始公開表現出種族歧視態度，輕蔑地說「我們不和維吾爾人合作」。
從2015年開始，中共下令建造「再教育營」。大規模的監控系統——人員檢查站及可以遠程確認種族和壓力水平的電子閱讀器成了標配。到2016年底，有100萬人被關進再教育營。起初，這些設施是用來洗腦的，後來就成了遭強制勞動者的住所。
2019年，我在哈薩克斯坦難民營採訪難民。在婦女居住的營區，有一群18歲左右的青少年將提前離營。營地管理員會在午餐時間宣布「畢業」，並提到讓他們前往農場工作，或從事紡織品生產，或讓「這些女孩去東部的一家工廠工作」。管理員毫不掩飾地公布這些事情，並鼓勵大家鼓掌。中共否認存在大規模監禁、強迫服用精神藥物、施加酷刑、系統性強姦、強迫絕育、為出口假髮而剃髮、大規模將維吾爾人驅逐出境，以及國家主導的系統性收割（摘取器官？）等行為，並將強制勞動換了個漂亮的說法，包裝成「就業項目」。
中共的「反恐」表演
再說回土耳其，「亞伯拉罕」給了我一份概述他家情況的剪報，從中可以看到（中共迫害維吾爾人）到了什麼程度。他的妻子和所有的孩子，不是被監禁、遭強迫勞動，就是被關進孤兒院；他的三個兄弟都在監獄裡，一個摘棉花，另外兩個生產水泥。我問亞伯拉罕是否和家人通過話。他回答說，「沒人在家。只有孩子和老人。每個人不是在難民營里被迫勞動，就是被關進孤兒院，或者監獄。」
亞伯拉罕所描述的情況可以用一個名詞來描述：私產奴役（chattel slavery）。即一個人出生時就是奴隸，是一種資產，沒有尋常家庭該有的權利。現在的（奴隸）拍賣場是電子的，但最終結果一樣：摧毀家庭、瓦解文化，把人變成騾子。
當然這不是一成不變的，中共也會採取一些懷柔政策。例如「西部大開發」項目：建設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引進外國資金、讓維吾爾人口袋裡有些錢。他們會被同化。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知道黨內是否有同情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的派別，因為對中共來說，真正重要的不是伊寧事件，或者昆明火車站襲擊事件，或者烏魯木齊衝突。唯一重要的日子是9/11。
9月10日，中共稱維吾爾獨立運動團體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代理人；9月12日，該黨又進一步將這些團體定性為伊斯蘭恐怖分子。總有年輕人會拿起槍，我就採訪過一個曾接受反叛軍訓練的維吾爾人；但如果只關注（這方面的）行動和反應，就會忽略中共反恐行動中的表演性因素。這場反恐行動是演給漢人看的，其目標不是為了消滅恐怖分子，而是為了給其侵害維吾爾人的行為找一個長遠的理由。
為什麼（針對維吾爾人）？很難下定論。但從難民的證詞中，特別是從他們沒提到的內容中，可以發現一些規律。例如，他們幾乎沒有提到過「伊斯蘭恐懼症」，或者回族穆斯林。有人告訴我，回族人的伊斯蘭教規則比維吾爾族人更嚴格。但是回族人講普通話，所以他們似乎沒有被關進難民營。然而，近一半的難民在證詞中提到了漢族人的種族歧視。
我相信這是真的。我在北京時，我的中國生意夥伴拿「維吾爾俱樂部」來取樂。他們找樂子的方式是相互挑戰，看誰敢吃驢子的生殖器，同時觀看所謂的「維吾爾女子」穿著基斯梅特（Kismet）服裝跳舞。音樂很好聽，是北京最好的。但這些東西都讓人有不道德、（種族方面）差別待人和剝削他人的感覺，有點像「咆哮的20年代」時期的「黑人爵士俱樂部」。漢族人的種族歧視是切實的，不是困擾西方人的所謂「微歧視」，而是赤裸裸地把人視為「猴子」的那種歧視。
問題是，維吾爾人的就業前景到底如何？人們普遍忽略了監獄勞動，人權倡導者沒有把這個問題列為重點關注事項。粗略地看，難民營中的維吾爾人數量在減少，但許多人實際上被轉移到了監獄裡，而且難民營越來越注重強制勞動的產出。
阿里是一個40歲出頭的男子，臉緊繃著卻依然布滿了皺紋。他吃不飽。他的眼睛（告訴我）他飽經風霜。這就是一個「被奴役了12年、沒有得到政府任何報償」的人的樣貌。
阿里在1998年遭拘留，經歷了兩年的審訊，然後一直勞動到2012年。
他最初是在「第一監獄工廠」幹活兒。那裡有20棟建築、5,000名工人，生產水泥地磚。阿里整天干碼貨、裝貨和卸貨的事情。他幹活兒時很小心，但活兒太重了，半數工人的腿、腳都折了。
阿里還做過切割和拋光奇異石頭的工作。這個活兒對體力要求不高，只是端「一個裝澆水的大鍋」，把石頭鑲嵌到金屬框架里。他們幹活時戴口罩，但膠水（加熱）產生的煙霧，以及拋光石頭所用的化學品「有毒」。阿里長期頭暈，迷迷糊糊，「如果口罩戴得不緊，我的眼睛就會不停地流淚」。
他（出獄前）的最後一份工作是在一條配備了150人的流水線上，為石油公司工人作褲子。一個班次工作12小時。阿里負責縫口袋。生產時會產生「微塵」，但由於工期很緊（顧不上清掃），灰塵不斷堆積，（車間）就變得像埋在沙漠裡的廢棄房屋。「沒人關心（工人的）健康問題。你就是工作、工作，沒人關心你戴沒戴口罩或護目鏡。身上全是灰塵，如果不戴口罩的話，肺部會出毛病。縫衣服時灰塵也會阻擋視線，視力越來越差。噪音會傷害大腦。也會暈眩，因為食物太少。這就是純粹的迫害。」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第五監獄。（明慧網）
2005年，聯合國（U.N.）派出一個調查小組，訪問了烏魯木齊第一監獄。（監獄當局）事先告知阿里和其他犯人，（來人時）就埋頭工作，面部表情要保持溫和，不要流露出受虐待的樣子。我讓阿里回想一下，有沒有什麼感覺不太壞的事情。他自豪地說，著名維吾爾作家、《野鴿子》的作者死前是他的獄友。
阿里在2012年獲釋，出獄前獄方搜了身，以防止他攜帶紙條什麼的。阿里逃到了越南，然後又去了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最後來到土耳其。
阿里因被當局控為「分裂分子」而入獄。他的刑期一再延長，是因為他拒絕出賣朋友。阿里說，他的罪名「毫無根據且荒謬」。但（對於中共而言）這一向都不是政治問題，而是忠誠不忠誠的問題。
「一旦黨意識到可以利用維吾爾人賺錢，就會製造種種藉口，說你是分離主義者，說你使用微信。他們把整個東突厥斯坦（新疆）變成了生產線。漢人讓維吾爾人繁衍，強制維吾爾人在監獄裡勞動。免費的。什麼都不給。沒有（正當的）指控程序。（我們）沒有罪。要說有罪的話，那就是我和我的朋友們生錯了地方。」
我不忍心問阿里是否有妻子或女朋友。在我結束三個小時的採訪、要離開時，他臉上的失望和憤怒表情說明了一切。我懷疑阿里的命運預示了維吾爾人的未來：婦女在工廠工作，被關在宿舍里（不能自由活動），直到過了生育年齡；男子獨自（在外）孤零零地生活，因癌症和器官衰竭而英年早逝。
維吾爾族難民渴望回到「應許之地」（《聖經》中上帝賜給亞伯拉罕及其族人的土地），但眼下看不到一線曙光；即使有，也是一閃而過。
2022年11月，中國各大院校的學生舉行燭光晚會，悼念烏魯木齊公寓大火（受害者）。這棟樓因COVID遭封鎖，人們逃不出來，一名維吾爾母親哀號的場面（令人動容）。顯然，學生們厭倦了封鎖政策。然而，每個手持蠟燭的大學生都知道自己面臨著面部識別等技術監控；現在他們的學業前途面臨著被斷送的危險。
「要有光！」（Let there be light，出自《聖經》）這是中國戰前一刻：不可信賴的政治精英集團把一個偉大的國家帶入黑暗、讓整個社會罪惡橫行，在這危險的存亡時刻，需要億萬燭光來照亮回歸之路。
作者簡介：
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是一位調查作家，著有《屠殺》（The Slaughter: Mass Killings, Organ Harvesting, and China’s Secret Solution to Its Dissident Problem）和《失去新中國》（Losing the New China: 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等書。葛特曼還是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高級中國問題研究員。他曾對中共監控民眾和活摘器官等問題進行調查，並與加拿大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和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共同撰寫了有關中國器官移植業情況的深入報告——《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殺：更新版》（Bloody Harvest/The Slaughter: An Update）。
原文：The Long Road to Confronting China’s War on Religion, Part III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