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新政權對神秘莫測卻又廣為流傳的一貫道深感不安，有以下六點特別的原因：
第一、一貫道高舉神靈至尊，勝過凡間俗例——這是中國歷代民間信仰中的常見觀念——卻與新政權的唯物史觀背道而馳。
第二、這教派追隨者眾，成了一股不可估量的民間力量，可以挑戰共產黨管治的合法地位。1950年新華通訊社的《內部參考》透露，一貫道在西北地區如甘肅省盤根錯節，深入民心。綏遠的一貫道道徒大約有三十萬人以上，占全省人口的11%。河北省的情況更甚，尤其是北京近郊的農村，15%的人口都參與各教派，其中以一貫道的組織最為龐大。
第三、該教派的發展迅速，於1949年共產黨接管之後尤甚，這符合曆來改朝換代和社會政治不穩時民間宗教特別活躍的發展模式。1950年9月，西北局在報告中警告一貫道「〔在西北各地〕不斷蔓延，陝、甘、寧大部分漢族地區已有很大數量」，更「有的全村在道」。
第四、一貫道的隱密行徑令人難以分辨出誰是道徒。北京副市長兼警局長馮基平（1911-1983）認為他們是「無形的敵人」。
第五、政府發現很多共產黨員，包括支部書記和共青團員，「也參加了一貫道」，嚴重令黨陷於不穩局面。單就北京某地區來說，警隊中有23%被揭發是一貫道信徒。更令人震驚的，是一次內部組織調查時發現「在市警局一貫道約1,100人」。
最後，一貫道反對共產黨。據官方稱，一貫道到處造謠：「八路軍提倡『共產共妻』，無恥地歪曲了集體主義理想。」道徒也暗中顛覆共產黨的土改政策。他們還勾結反政府勢力。杭州的警局斷言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在背後操控了這個邪教。1950年韓戰爆發時，中共痛斥一貫道首領散播謠言，說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來臨，而共產黨很快就會失去管治中國的能力。因此一貫道陰謀擾亂國家穩定，在民眾之間引起「恐美心理」。該年公安部指出，一貫道是目前國內「最大的反革命組織」，一定要鎮壓。公安部長羅瑞卿（1906-1978）指出，打擊一貫道是鎮反運動的核心，誓言要「認真做好取締反動會道門工作」，以致「取得鎮反徹底勝利」。
鎮壓
鎮反運動是按部就班推行的。首先由政府調查一貫道的組織。毛澤東先下令山西省的地方官員有計劃地偵查1949年到1950年內一貫道的活動後，才對其首領採取行動。不到幾天，便拘捕及囚禁了山西境內的重要道首。北京市當局也暗中有步驟地偵查京郊地區的一貫道活動，搜集「大批的罪惡事實材料」，達到「即時地掌握在我們手中，控制敵人」的目的。據估計，該區的一貫道信眾多達十萬，骨幹分子有2,432人。
原先的官方政策是「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以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策略來奉行《共同綱領》所訂立的基本原則。公安部隊拘捕一貫道九個等級的領導中，有上層的師尊到中層負責傳道的點傳師。他們記下低層領導的資料，並鼓勵普通成員以「退道」方式脫離這個教派。當地的公安開始逐步瓦解一貫道的組織。自1950年底到1951年初的短短几個月，北京地區便有九萬多人退道。政府答應道徒一旦與一貫道脫離關係，停止宗教活動，不再參加集會，便既往不咎。還有另一種手法，就是政府要求普通道徒揭露和指責道首，盡力去「控訴或追究該道點傳師、壇主過去欺騙罪行，追回被騙之財物」。
鎮反運動初期，由1949年至1950年代中，一貫道不少首領雖然被捕，但很少被判死刑等重典。毛澤東警告：「殺人不能太多，太多則喪失社會同情，也損失勞動力。」但在1950年夏，韓戰爆發之後，政府的立場變得更嚴厲。中國和美國在朝鮮半島的武裝衝突，成為號召人民支持新政權和壓制異議的好時機。毛澤東在1950年12月強硬地宣告：「對鎮壓反革命分子，請注意打得穩，打得准，打得狠，使社會各界沒有話說。」
早期處理一貫道的手法如今被批評為太仁慈、不一致和無法發揮作用，不久開始有人批評這是個「右傾偏向」的錯誤，嚴重低估了該教派的威脅。政府警告民眾，對民間教派「寬大無邊」是很危險的。上海市委斥之為「太平麻痹」，原因是過於輕敵。1951年初，《人民日報》的社論指出：「對於反革命的寬容就是對人民的殘忍。」羅瑞卿批評官員對一貫道的廣泛影響力判斷錯誤，他引用四川情況為例：「如四川全省原估計只有點傳師以上道首1,077名……一個市不完全的統計已查出6,559名，全省將大大超過原知數字。」使事情更加棘手的是，一貫道的首領經常更改教派的名稱以逃避偵查。在西南各省被發現的217個新教派中，146個（即67%）其實是一貫道的化名。
政府打擊民間教派的行動到了1950年下半年加速起來。北京市委在12月18日當晚，即京城正式宣布取締一貫道的前夕，包圍大批道首，取走教派的文件並充公財物。當局為了展示控制的決心，處決了一些一貫道首領，並大肆宣揚。在1951年1月處決的包括兩個年老頭目：劉燮元，據說是日本特務，後為國民黨服務；劉翔亭，抗日期間為侵華日軍服務。1951年1月19日《人民日報》頭條新聞大書：〈反動道首劉燮元等伏法〉。
處決一直持續，北京市政府更大張旗鼓。1951年2月18日，當局又處決了31個道首，還有27名國民黨特務。根據《光明日報》報導：「於當日分別綁赴刑場，執行槍決。」同年3月，另一批反革命分子被處死，有199人，包括某個王廷樞。政府指一貫道首王廷樞是個「惡霸地主」，外號「南霸天」和「閻王爺」，曾抓捕幾十個愛國學生，並逼令很多貧困農民自殺。報章稱1949年建國後，王某仍不知悔改，繼續秘密組織道徒，「屢次傳遞反動文件，散布反動謠言」。同時，舊日的道徒變身為告密者。1951年夏，西安有113個反革命分子和特務，以及159名一貫道「同謀犯」，被前道徒認出並向當局告發。
官方傳媒也開始採取行動。共產黨明白有效的宣傳一定要配上讓人認識的面孔，才能使作惡之徒的形象更清晰更具體。報章常顯著地登載一貫道頭子的照片（標題是「罪惡昭彰」），以及被判死刑的名單。1950年12月《人民日報》一篇題為〈堅決取締一貫道〉的重要社論指出：當局要求民眾徹底摧毀這個教派的組織，「這是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一個重要的工作」。
到了反教派運動的後期，新政權的協調工作做得更好，執行時更加猛烈。各地區都為這場運動搶當先鋒，紛紛設立了「取締反動會道門辦公室」。1952年9月底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周年時，羅瑞卿宣布鎮反運動「獲得偉大成就」，他接著說：「三年來……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鎮壓反革命的劇烈鬥爭……給了蔣介石反動派殘留下來的反革命勢力，即相當大量的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反動會道門等五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以毀滅性的打擊。」10月時，在重要的第五次全國公安會議上，大會決定因應不同的地點和社會情況，必須以不同的方法打擊民間教派。到了1953年，取締一貫道運動推行四年半後，政府宣布工作徹底勝利。
鎮反運動中被處死的確實人數仍未有定論，有學者說超過71萬人。這個總數中，與一貫道有關的數字更難估計。羅瑞卿在1951年8月提交政務院的報告中，指出在被處死的反革命分子中，7.7%是「反動會道門頭子、反動黨團骨幹分子」。被處決的民間教派頭目的總數究竟有多少，恐怕要等更多的中國檔案館對外全面開放後才能知道。但毋庸置疑的是，共產黨暴力鎮壓的手法確實是既堅決又有效的。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講座教授（榮休）。香港中文大學學士（哲學），哈佛大學碩士（東亞研究）及博士（歷史學）。從事現代中國政治文化史、政治空間與儀式及民間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著有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1918–1937（中譯本《到民間去：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1918–1937》）；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1937–1945；《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中譯本《毛澤東的新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政治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