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屆百歲的基辛格訪華，受到超規格接待。儘管美國國務院公開表示，基辛格訪華是自願，不代表美國政府行事，但在基辛格與防長會面當天，拜登的氣候特使約翰·克里也在首都會晤了官員。相比近日其他美國官員都受到了官員或官媒不同程度的冷遇或斥責，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約翰·柯比感嘆，「不幸的」是平民基辛格在受到更多關注而非美國政府官員。
美中關係的「結」究竟在哪？
美中雙方都說過，兩國關係很重要。美方多次說過，美國不想脫鉤，也不謀求改變的現行政治制度，只是想管控風險； 國家主席習近平亦反覆表示：中美是兩個歷史文化、社會制度、發展道路不同的大國，過去和現在有差異和分歧，今後也還會有，但這不應成為中美關係發展的障礙。大國競爭不符合時代潮流，更解決不了美國自身的問題和世界面臨的挑戰。尊重美國的利益，不會去挑戰和取代美國。同樣，美國也要尊重，不要損害的正當權益。任何一方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塑造對方，更不能剝奪對方正當發展權利。
美方多次公開談到的「風險」，結合美國亞太戰略針對的目標來看，實際上就是美國仍然希望維持單極世界狀態下的超強地位，阻擊成為太平洋區域霸主；則希望與美國平起平坐、成為多極世界中的一極：美國你可以在全世界稱霸，但我家門口的地區霸權，還是得歸。習近平說過「太平洋那麼廣闊，容得下中美兩國」就是這意思；美國的全球霸權現在也進入煩惱期，因為非洲早就成了的「兄弟國」；拉美這個美國後院與華盛頓一直離心離德。除了歐洲之外，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主要就體現在亞太地區了。因此美國視亞太地區的領導權為與必爭之物。既然是「競爭關係」，削弱競爭對手是題中應有之義，美國自然要對實施不少限制，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對華晶片出口限制。習近平將美方這類限制視為「損害、剝奪的正當權益與發展權利」。
這就是癥結所在。華府那麼多外交精英，應該明白這是要害。
雙方難捨的「中美蜜月期」早在胡溫後期結束
華府顯然忽視了北京高規格接待基辛格並為他慶生所釋放的信號：希望中美關係回到基辛格開創的「接觸、合作」時期——鄧小平時代（包含江澤民十三年當中的「鄧後」七年）。
從中美建交至2016年，美國對華政策的總體方針，用中文概括就是八個字：接觸、合作、影響、改變。基辛格定下的是「接觸、合作」，柯林頓時期增加了「影響、改變」。我曾經總結過，中美建交以來四十多年間，除了江澤民時期曾經部分達成「影響、改變」，大多數時候都停留在接觸、合作這個層面。江澤民時期為何會採取如此開放的姿態？除了江的個性之外，更多的是實際考慮：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需要回歸國際社會（的國際社會主要是指西方），需要加入WTO、申辦北京奧運會。除了極少數專門研究者之外，很多人已經不記得這段歷史：美國總統柯林頓2000年10月10日簽署《2000年美國與關係法》（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Act of 2000），該法案提到要促進的人權改善，特別提到幫助建設法治。當時，政府之所以接受「美國對華法律援助」這個合作項目，只因這是美國讓加入WTO的附帶條件。中方只有接受這個項目，柯林頓總統就可簽署「關係法」，中美將進入永久正常貿易關係（NTR）狀態，結束此前每年都要由美國國會審批的最惠國待遇（MFN）這一程序。這些，我曾在《美國曾是「依法治國」的領路人》（自由亞洲電台，2021年6月30日）一文中詳細介紹。
胡錦濤於2003年接任掌門人，胡溫十年是2003-2012年，當時正是入世不久，2008年舉辦奧運，承接江澤民時期的中美外交關係，這一階段正處於合作、影響，美國開始嘗試改變中共的時期。美國及西方在中國派遣、成立、扶持了逾千家NGO，多數是環保、衛健，極少數是促進公民權利，在外力推動下，中共進入公共知識分子與民主、維權人士非常活躍的時候。但好景不常，2005年，前蘇聯成員國——獨立國協國家紛紛發生「顏色革命」，國際社會公認這是索羅斯基金會及其他美國NGO在背後大力支持的。5月下旬，胡錦濤在中央政治局內部會議上做了題為《打場沒有硝煙的人民戰爭——阻止美國歐洲在中共周邊國家發動顏色革命，粉碎美國在中國搞顏色革命的企圖》的報告，該報告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於5月底下發縣團級。從此，美國等西方國家在中共成立或者資助的NGO被視為顏色革命的工具，受到的限制逐漸增加。2011年1月24日上午，全國人大常委會召開「形成中共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座談會」，宣布中共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經過30多年的建設已經形成。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總結講話時提出著名的「五不搞」，即：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分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這等於正式宣告，美國做為中共依法治國領路人的自賦使命正式結束。
美國政學兩界懷念鄧小平時期
由於鄧小平的實際領導地位，江澤民執政13年（1989-2002年），至少在1995年之前這段時期是鄧規江隨，鄧1997年去世後，江澤民在對外開放上秉承鄧的路線，在中美關係上仍然韜光養晦，美中關係上升成「戰略合作夥伴」。對這段中美關係蜜月期——鄧小平-江澤民時期，美國出了兩本很有名的書予以很高評價。按時間先後，一本是羅伯特·勞倫斯·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寫的《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作者是美國投資行業資深顧問，寫這本書時在美國高盛任職，於2005年以英語和中文兩種語言出版；另一本是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歷十年寫成的《鄧小平時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2011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
庫恩這本書有高盛在華投資的需要，美國政學兩界也許沒那麼看重，但傅高義的聲望與地望（哈佛教授）高得多，《鄧小平時代》影響很大。作者對鄧小平的評價可以用該書最後一章的一段話作總結：「鄧小平於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時，完成了一項過去150年裡中共所有領導人都沒有完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條富民強國的道路。在達成這個目標的過程中，鄧小平也引領了中共的根本轉型，不論在它與世界的關係方面，還是它本身的治理結構和社會方面。在鄧小平領導下出現的這種結構性轉變，確實可以稱為自兩千多年前漢帝國形成以來，中共最根本的變化。」在川普開打中美貿易戰之後，傅高義在接受多家傳媒採訪時，不斷地用以下句式：「假如鄧小平還活著，他會推進民主」、「假如鄧小平還活著，他會更積極地推動解決中共當下懸殊的貧富差距」、「假如鄧小平還活著，他會認為反腐敗非常重要，是個政治問題，會影響到老百姓對政府的看法，他會推出嚴厲的反腐敗措施」……一個個「假如」的背後，流露出傅高義對鄧小平的個人性格及執政風格的褒獎。
這本書是在美國政界影響很大。2018年10月15日，美國副總統彭斯10月15日在華府哈德遜研究所的公開講話，「美國在過去25年『重建了中國』，……北京仍然口頭上在說『改革開放』，然而鄧小平的這個著名政策已經變得空洞」。這句話其實表達了美國政界的中共期望，那就是中共應當繼續奉得鄧小平以「韜光養晦」為主訴的外交政策，接受美國做為世界領導者並承認美國的價值觀。中共高規格接待基辛格，有點與美國一樣，都在懷念已經消逝的中美蜜月。
雙方都想回到鄧小平時代的中美蜜月期，只是重點不同，美國懷念的是當年的領路人地位，中共想要的是美國慷慨提供的一切。但時間已經改變了一切，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共，以及雙方之間的地位勢差都已經發生巨大變化，逝者不可追，雙方都必須面對現實做好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