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剎海市》之後，刀郎回來了。
2023年7月，刀郎發布新專輯《山歌寥哉》，低調回歸。歌詞中辛辣的嘲諷，迅速引爆網絡。
與此同時發生的是，在網際網路搜索刀郎，立即收穫「那英-楊坤-汪峰-高曉松-中國好聲音」五連跳。
羅大佑毫不吝嗇地表達對新歌的喜愛，周華健想提前和刀郎約演唱會檔期，因時間未定被婉拒。
2002年的那場雪，以遠勝當年的威力，強勢登陸。針對刀郎的攻擊，穿越這19年，無差別地完成反彈。
2004年初，《2002年的第一場雪》發售不久，整個新疆的大巴、出租上，司機開始循環這首歌。
刀郎2002年的第一場雪
不久後，樂評人嚴峻前往成都等西南的10個城市巡演，發現商場、火車上，幾乎所有地方都放著同一張專輯裡的歌，詞曲演唱者是他此前從未聽過的刀郎。
北京是最後一個被刀郎音樂席捲的城市。當地音樂人自信滿滿：這座被譽為「流行音樂風向標」的城市，不會接納刀郎。而只要北京不接納，刀郎和他的歌就不能算國內流行樂。
可沒有打榜和宣傳，短短几個月過去，從北京的唱片行到商場、理髮店、酒吧、網咖，聽到的也都是同一場雪和同一首《情人》。
馬東多年後還記得當年的場景：走在北京任何一條馬路上，至少能聽到三四回這首歌。
在唱片行業的末法時代，銷量5萬張就被稱為白金唱片。劉歡和劉德華巔峰時期的單碟總銷量，不超過30萬張。《2002年的第一場雪》賣出270多萬張正版唱片，創造了中國唱片銷售紀錄。
據不完全統計，盜版銷售的數量，至少是正版的五倍。
從不聽華語音樂的華納唱片負責人黃烽也聽到了刀郎。「在廣州，從開奔馳的司機到坐奔馳的老闆，都在聽刀郎」。
2004年網絡十大男歌手榜單
人人傳唱的歌曲，卻被北京音樂圈徹底拒之門外。
提及刀郎的走紅，劉歡的說法是：我認為我們不應該過多地評價他。
這已經是最溫和的說法。樂評人郝舫一將其概括為「從生理上討厭」。「給我十萬塊也不寫這種歌。如果我在飯館裡聽到《2002年的第一場雪》，就會要求老闆關小一點，怪腔怪調的。」
高曉松將刀郎的成功總結為「士大夫階層」的失敗，持唱片行業話語權的知識分子，企圖以精良的製作引導大眾，刀郎的成功恰恰證明了這種引領的失敗和社會的可笑。
在某檔音樂選秀節目上作評委時，他甚至公開表示，如果選手唱刀郎的歌曲他很難讓對方過關。「我會問他，你為什麼要唱歌？如果是心靈需要撫慰，那麼唱這樣的歌心靈就是這樣的，我不認為他（唱刀郎歌的選手）會是個好歌手。我不會只看嗓子，心靈才是第一位。」
張藝謀將《十面埋伏》的首映典禮，作為刀郎首次面對公眾的露面平台。此後，汪峰忍不住發牢騷：「刀郎的成功全是拜媒體所賜，如果沒有惡炒，他根本不會有如今的虛假繁榮。無論專業、創作實力，還是作品本身，他的歌都很普通。《十面埋伏》首映典禮上，刀郎無人喝彩的場面就是最好的證明。大家這樣去捧他，實在讓人感到悲哀。」
歌手楊坤直接反問媒體記者：「他有音樂嗎？你認為他那是音樂嗎？」
刀郎甚至出現在北京舉辦的「抵制網絡歌曲惡俗之風」座談會的批評名單上，出席者同樣是各音樂界知名人士。
他們承認刀郎商業上的成功，卻不吝所有批評。有媒體直接以《北京音樂圈對刀郎走紅很憤怒》為標題，概括了這場圍剿刀郎的行動。
在《七里香》《江南》《極光》甚至《老鼠愛大米》發布的同年，刀郎猝不及防的成為聽歌者的最大公約數。
音樂人無法理解眼前的一切，刀郎同樣如此。
當時，刀郎工作室的對面是新疆展覽中心。每天從早晨開始，對面用大喇叭循環播放他的專輯。連聽一兩個月後，刀郎開始害怕，切身體會到許多人反感起這張專輯的原因。
「我自己都聽煩了。當一首歌你從早上起來就聽，一直聽到晚上，在哪裡都能聽到。在所有不合時宜的時間地點和心情下，那些外放歌曲的人，強迫你聽你特煩的音樂。對它就不是特別喜歡而是特別反感了。」
刀郎工作室對面的八樓站
歌曲的爆紅，讓刀郎的生活被徹底改變了。
無邊際的草原被替換為一眼望盡的高樓大廈。原本在戈壁喝酒、跳舞、聊天的無拘束生活，變為每天早上十點飛往不同城市的航班。每天見不同的人，但他們穿同樣的衣服，問同樣的問題。宣傳和採訪無窮無盡。
全國各地的媒體記者蜂擁而至，蹲守在刀郎家和工作室的樓下，等不到人，大家就聚在一起玩牌，無人離開。
全國各地的演出都以他的噱頭賣票後，再來邀請他。邀請失敗，就稱「刀郎無故缺席」欺騙觀眾。拼盤演出打著「刀郎演唱會」的旗號，演出結束後，媒體以整版篇幅報導刀郎演唱會縮水，耍大牌。
撒謊和得意者是平台方，輿論漩渦的中央則只有刀郎。
那張只有雪山和刀郎名字的專輯，不摘的鴨舌帽和墨鏡，都成了被非議的理由。人們猜測，他的聲音是電腦合成的，他的相貌奇醜無比，難以見人。
第一年，刀郎試圖逃避回熟悉的戈壁。他的粉絲組成八人團去新疆找他，其中還有年過六旬的阿姨。他的朋友時不時打來電話，告訴他為了他又在網上和某某網友吵了一架。
他關閉手機、斷掉網線，自駕前往人煙稀少的甘肅定西。一下車，就在報刊亭看到了報紙醒目處的字樣：冷眼看刀郎。
他至今記得那時的感受：「有一種被扒光了給人看的感覺。沒有一點自己的空間。」
2011年，他復出時，回憶2004年走紅後的生活狀態，只用了一個詞，「好可怕」。
大紅大紫不是刀郎的夢想。
刀郎還是四川資中縣的羅林時，也曾不顧一切地追夢，但現在，那都已經成為過去時。
他兒時調皮，和哥哥說話不超過三句就會打起來。跟隨縣文工團的父母下鄉演出時，他自由發揮，亂按按鈕導致演出現場燈光全滅。
直到12歲那年，文工團的電子琴壞了，父親修理後。l羅林覺得琴聲好聽，即興玩了起來，沒有一點樂理知識卻彈出了簡單和弦。一旁的表哥認定他有天賦，勸說他的父親買來300多元的電子琴。
那之後，放學後的羅林再也沒瘋玩過，他拿起電子琴，拿起吉他，學樂理知識，學編曲。
17歲那年，文理分科前，羅林度過了此生最努力的高一，最終物理成績只有61分。他只得轉去文科班。很快，他發現所學內容並不實用，異音字的緣由，老師講不出所以然，很多東西都很假。
他想走藝考道路，系統學習「流行音樂」。可80年代港台流行樂剛剛傳入內地，他喜歡的鄧麗君、羅大佑在主流文化里還是靡靡之音，當時四川音樂學院並無「流行音樂」相關專業科系，市場上也沒有相關教材。
他索性帶著一百多塊，前往三十多公里外的大城市內江，尋找志同道合的高手，切磋，拜師。他們也就都成了別人眼中的「壞孩子」。
歌舞團的前輩，舞廳的鍵盤手，都是他的老師。他和後來的巴蜀諧星廖健組成手術刀樂隊，希望像羅大佑一樣解剖社會，但他們的演出，一晚上才掙20元。
1991年夏夜，20歲的羅林意識到，兩人繼續留在成都沒有前途，於是各奔東西。
他的第一任妻子在生下女兒40天後也不辭而別，只留下一句：「你給不了我想要的生活。」
廖健自此走上諧星道路，而羅林苦尋愛情無果後，前往文青聖地，海南。他和朋友們再次組起樂隊，起名「地球之子」。樂隊跑夜場，羅林一個月能賺八九千，一萬多。
他意識到夜場只是消遣沒有表達後，再次與樂隊不歡而散。
這一次，他選擇了月薪一千多的苦力工作，招聘的人不理解他為什麼放著一兩萬不掙要來這裡。羅林給出了年輕人的答案：「為了理想。我不能用音樂養活自己，應該掙錢來養活音樂。」
他這樣堅持了許久。
1995年，因岳母身體抱恙，他隨同前往妻子的老家新疆。
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裡，他依舊以苦力工作養活音樂夢想，白天工作，晚上去工作室寫歌。他和妻子、兩個女兒住在不到十平方米的房子裡。房間只能放下兩張床。
平日裡，他只買1塊5毛錢一瓶的新安大曲。這是當地最便宜的酒，也被稱作下崗大曲。
羅林至今記得，他決定在夢想和現實之間做出選擇的那天。
那時父母從四川趕來新疆看他，一家六口擠在亂糟糟的房子裡，一歲多的小女兒在鬧，父母帶著大女兒在另一張床上休息。
他從家裡出發去工作室前，回頭看了一眼。房子位於三不管地帶，遠遠看著像在貧民窟，清冷的月光照下來，一切無處遁形。
他流著眼淚走到工作室去，有種醍醐灌頂的感覺：「我是不是太自私了一點，為了所謂的理想，把所有家人的幸福都犧牲掉。」
